王渝光，杨瑞鲲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2）

云南少数民族汉语的地位与类型

王渝光，杨瑞鲲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2）

云南少数民族汉语是客观存在于云南各民族社会实际交际之中的汉语，是交际中介语。从汉语的学科体系来看，其地位是汉语的民族变体，有着重要的使用价值。依据母语、中介语、目的语的不同，云南少数民族汉语的类型呈现出多种具体的形态，其使用和习得方式也不尽相同。

少数民族汉语；交际中介语；汉语的民族变体

在云南各民族的交往中，客观存在着这样一种汉语，这就是存在于云南各民族社会实际交际之中的少数民族汉语。对云南少数民族汉语地位、类型和习得方式的深入研究，有利于认清这类少数民族使用的汉语在汉语学科体系中的科学定位，有利于认清云南少数民族汉语的性质、作用，有利于加强边疆各民族之间的情感沟通和信息交流。

一、云南少数民族汉语是交际中介语

云南少数民族的汉语是指在云南使用不同民族语言的人们在互相接触过程中，为了进行有效交际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带有鲜明本民族语言特色的汉语系统。这种语言系统是少数民族使用的汉语，它已经是汉语，但却是一种受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双重影响，既不同于少数民族母语，也不完全等同于汉族汉语的少数民族汉语。

云南少数民族汉语可以用中介语理论来加以解释。中介语理论首先出现在外语教学领域。最早由美国学者赛林格（Selinker）1969年提出。赛林格认为，中介语是第二语言学习者独特的语言系统，该语言系统在结构上处于本族语（母语）与目的语的中间状态，因而叫做中介语“interlanguage”。中介现象是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处在运动状态之中，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运动、发展、变化之于目的来说就是一种中介现象。中介语理论认为，随着学习者学习的不断发展，中介语逐渐向目的语的正确形式靠拢。中介语理论扩展、深化了语言的对比分析，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偏误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中介语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主要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分析外国学生学习汉语所产生的偏误。

真正将中介语理论用于国内汉语教学的是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普通话水平测试，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第一语言的测试，是对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使用汉语方言的人们进行的一种对汉语标准语——普通话掌握程度的语言测试。这里的第一语言虽然都是汉语，但应严格区分汉语当地话（方言）和汉语普通话。这里汉语当地话（方言）是母语，汉语普通话是目的语。根据国家新时期“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的推广普通话方针和有关语言文字政策，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97年12月5日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试行)》[1]457把普通话等级分为三级六等。三级六等显然是一个汉语普通话中介语的标准。除一级甲等“朗读和自由交谈时，语音标准，词汇、语法正确无误，语调自然，表达流畅”外，其他等级均可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汉语普通话中介语。《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中出现了母语——汉语当地话（方言）的描述：方言语调不明显，有使用方言词、方言语法的情况；方言语调较明显，词汇、语法有失误；方言语调明显，词汇、语法失误较多。外地人听其谈话有听不懂的情况。这类中介语之于标准汉语普通话，经常被人们称为“地方汉语普通话”，昆明地区还有个谑称“马街普通话”。这样就汉族而言，他们的中介语就是“地方汉语普通话”，具体表示为：

母语中介语目的语汉族汉语当地话（当地汉语方言）→汉族地方汉语普通话→标准汉语普通话

中介语理论是不同语言或方言教学与习得的重要理论。由于中介语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均定位在语言教学上，所以这种类型的中介语可以称为“教学中介语”。

云南少数民族汉语是中介语，但是什么类型的中介语值得深入研究。从中介语的理论来看，云南少数民族在交际时使用的汉语应该是一种“中介语”，但这种“中介语”的概念内涵显然与教学中介语有所不同。云南少数民族汉语是因民族接触的交际需要而产生的，交际量的大小决定了使用者的汉语水平。由于云南少数民族汉语是客观存在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交际之中并以有效交际为目的的中介语，因而这类中介语不同于教学中介语，它是一种活生生的中介语，它不需要学校教学，直接从社会习得，直接为社会交际服务。这种类型的中介语可以称为“交际中介语”[2]109。

汉语交际中介语是指在民族地区使用不同民族语言的人们在互相接触过程中，为了进行有效交际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带有鲜明本民族特色的汉语系统。这种汉语系统是少数民族使用的汉语系统。它已经是汉语，但却是一种特殊的汉语。由于云南少数民族汉语是客观存在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交际之中并以有效交际为目的的中介语，只要交际环境存在，这种语言类型就必然存在。因而，云南少数民族汉语是交际中介语。

使用交际中介语的目的主要为了交际，它是自然习得的。由于不需要人为的规范，这类中介语较之于教学中介语更容易掌握，更能有效交际，是云南各族人民之间进行交际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二、云南少数民族汉语的地位：汉语的民族变体

云南少数民族汉语是交际中介语的定位，能客观地反映出其实际的交际作用，深化我们这类汉语的认识。但是，这还不够，还不能显示出其重要的地位和必然的发展趋势。这类少数民族使用的汉语从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一个更加准确清晰的定位，这就是汉语的民族变体。

语言的变体，英语用language variation或variety in language，有时也用dialect一词，汉语相应地称为“语言的变体”或“方言”，一般解释为语言依据使用的地点、时间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的变化。任何语言都存在变体，变体是这种语言的实际表现形式。语言的变体，一般又分为地域变体和社会变体。地域变体是指同一语言因地域分布范围的不同而形成的变体。社会变体是使用同一语言的人由于社会地位、职业、年龄、性别、阶层等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语言表达体系，是语言在执行其社会交际工具的职能时，由受交际环境各可变性因素的调控，在具体语言的表达上发生的变化。语言的社会变体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年龄变体、职业变体、性别变体等。这些语言变体的存在使得一种语言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面貌，是这种语言的具体的活生生的存在形式。

语言是一个民族最直观、最容易识别的标志，是民族主要的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语言是民族的，具有民族特征。使用同一种民族共同语是一个民族的主要标志。民族共同语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它不仅是民族成员间相互进行交际的工具，而且还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语言是千差万别的，每个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和词汇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其中又以语音的特点最为显著。本民族语言习惯稳固地存在于具体的每个成员的语言习惯当中。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民族间的交往也日渐密切。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贸易、日常交际、知识的传播，要求人们不仅使用本民族语言，还要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进行交际。当同一种语言在为不同的民族使用时，会受到使用者自身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发生不同的变化，形成差异和特点，这样，语言除具有地域变体和社会变体外，还应该有一种地位处于二者之上的变体——语言的民族变体。

语言的民族变体指的是一个民族使用另一个民族的语言而普遍带有母语印迹，它相对于本民族的母语来说是“双语现象”；从被使用的民族语言来看，它是这种语言的民族变体[3]5。语言的民族变体是同一语言因使用民族的不同而形成的变体。语言的民族变体在语言结构、语言使用和语言习得方面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语言的民族变体，不同于语言的民族性。语言是民族的，具有民族特征。语言的民族性一般指的是本民族语言所具有的特征，使用环境是指本民族的人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语言的民族变体指的是不同民族使用某一语言发生的变化和特征，使用环境是指本民族的人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二者的使用客体并不一致。同样，语言的民族变体会因为使用民族地域的差异和社会环境条件的差异，形成自己颇具特色的地域变体和社会变体。云南少数民族汉语是客观存在于云南各民族社会交际中的汉语，是不同民族为了方便交际而共同使用的汉语表达体系，是汉语在云南少数民族交际中的具体的活生生的存在形式，是汉语的少数民族变体。作为汉语民族变体的云南少数民族汉语，同样会因使用地域的不同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形成自己特有的地域变体和社会变体。

语言的民族变体理论为认识云南少数民族使用的汉语性质和地位奠定了基础。汉语的民族变体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有利于认清这种语言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有利于认清少数民族汉语的性质，有利于确定少数民族使用的汉语在整个汉语学科体系中的科学地位，有利于制定稳妥的语言政策，引导促进少数民族汉语积极健康地发展。

云南少数民族汉语作为汉语的民族变体，其在向汉语靠拢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层次会出现与标准汉语普通话不同的语言特点。这些特点也正是汉语民族变体语言特征的具体体现。教学中介语采用“偏误”这一概念描述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与目的语的不同差别，交际中介语则用“特色”来说明语言的民族变体与标准语的不同差别。“偏误”是需要纠正的，“特色”是对客观语言现象的描写，是客观存在的，只要能够有效交际就行，不存在“正”与“误”的问题。

三、云南少数民族汉语的类型

云南少数民族汉语因民族的不同、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交际习得方式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民族形态、地域形态、习得形态和交际形态。由于受云南这个多元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的影响，云南少数民族汉语具有不同的类型和特点。

云南少数民族汉语的类型可以根据母语、中介语、目的语的不同进行分类。

云南少数民族汉语使用者的母语，一般是本民族语言，而他们的目的语——汉语，却可以有多种类型。首先可以根据目的语——汉语的不同把云南少数民族汉语划分为两大类：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和少数民族汉语普通话，具体表示为：

母语中介语目的语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汉族汉语当地话（当地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汉语普通话→标准汉语普通话

由于少数民族汉语目的语的不同，在云南，汉语的民族变体就可以划分为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和少数民族汉语普通话。为了便于认清少数民族使用的汉语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这里把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称为汉语民族变体的初级形式，把少数民族汉语普通话称为汉语民族变体的高级形式。二者的关系为：汉语民族变体的初级形式——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是汉语民族变体高级形式——少数民族汉语普通话的基础，汉语民族变体的高级形式——少数民族汉语普通话，是汉语民族变体初级形式——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可能的发展方向。

就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而言，情况也并不是那样简单，可以有多种类型。

（一）第一种类型

在少数民族语言的强势地区，由于没有明确的当地汉族的汉语方言，同时宏观环境又受汉语的影响，少数民族的汉语当地话是自成体系的，带有自己鲜明的本民族语言特征。这些少数民族个体只要一说话，人们就很容易根据他说的汉语，判断出他是哪一个民族。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族聚居区，由于傣语处于强势地位，附近没有明显的汉语方言的影响，他们的傣族汉语当地话就属于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的这一类型。这类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是云南少数民族汉语习得研究的重点。

（二）第二种类型

在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汉语受当地某一强势汉语方言的影响，除带有本民族语言特色外，还带有当地汉语方言的特征。有的少数民族语言同时受多个汉语方言的影响，这些少数民族就会说带有本民族语言特色的多个汉语方言。由于当地有一个清晰的处于强势的汉族汉语方言，他们的民族汉语当地话与当地的汉族汉语当地话（汉语方言）极为接近，有时从他们的汉语中，不容易分辨出他们的民族。昆明附近的彝族，长期受昆明汉族汉语当地话的影响，一般从他们的说话中不容易分辨出他们的民族。还有的民族地区，由于当地有多个汉族汉语方言的存在，他们的民族汉语当地话就出现有时以这个汉族汉语当地话为目的语，有时以那个汉族汉语当地话为目的语的情况。他们能够区分当地汉族汉语不同的方言，常视交际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汉族汉语当地话。在丽江的纳西族，大多会说多种类型的汉语当地话，既会说第一种类型的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当地谑称为纳西族汉语“纳普”，又会说第二种类型的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如会说纳西族汉语“丽江话”、纳西族汉语“（金沙）江边话”。

（三）第三种类型

某些少数民族长期与汉族杂居，他们一开始接触的语言就是本民族说的汉语当地话，已经不会说本民族的语言。他们的民族汉语当地话可能还保留了本民族语言的一些词汇作为底层存在于他们的汉语之中。他们的上辈、上上辈可能还会说一点本民族语，但他们已经完全不会说了。他们的民族汉语当地话已经相当接近汉族汉语当地话，但还有自己一定的特色。居住在城镇或城镇附近以及公路交通沿线，散居在部分山区的彝族，大多属于这一类型。

（四）第四种类型

在少数民族语言的强势地区，当地几乎没有任何汉族汉语，他们接触的汉语一开始就是学校教学的汉语普通话，他们的民族汉语当地话也就是带有自己鲜明的本民族语言特征的汉语普通话。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某些乡镇的藏族和某些边远地区的佤族，他们接触的汉语是进入学校以后才开始学习的汉语普通话。由于当地缺乏汉语普通话具体运用的交际环境，这些少数民族是在学习一种全新的陌生的语言，学习周期长，学习难度大。但是，他们的汉语普通话一旦学好，由于没有汉语方言的影响，有时比某些汉语方言区的汉族说得还好。

（五）第五种类型

在汉族汉语当地话（即当地汉语方言）的强势地区，几乎没有少数民族语言。由于已经不会说本民族语言，当地少数民族一开始就把当地汉族汉语方言作为自己的母语。在与当地汉族交际或相互交际时，均使用当地汉族汉语方言。他们的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就是汉族汉语当地话。学校教学一开始就是教汉语普通话，他们的少数民族汉语中介语是向标准汉语普通话过渡的少数民族汉语普通话，这一类型的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汉语文教学中得到体现。这种类型在交际中很不稳定，有时任课教师觉得说汉语普通话不便交流，就会转用第三种类型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授课。

以上五种类型的云南少数民族汉语的当地话，可以具体表示如下：

类型编号母语中介语类型中介语性质目的语第一种类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交际中介语无明显汉语当地话第二种类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交际中介语汉族汉语当地话第三种类型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交际中介语汉族汉语当地话第四种类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汉语普通话教学中介语标准汉语普通话第五种类型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少数民族汉语普通话教学中介语标准汉语普通话

正是这些多样的少数民族汉语类型，形成了云南少数民族汉语习得的各种条件要素和方式。

在实际的调查中观察到：云南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从使用的人数来看，前三种类型，约各占三分之一；从使用的区域来看，也约各占三分之一。第四种类型，使用人数极少，在云南不具有普遍性。第五种类型，几乎是云南绝大部分学前班和小学汉语文教学的基本模式，但不是当地社会的交际模式。

汉语民族变体的理论和方法不仅能有效地提高云南少数民族汉语的地位，还能有效地指导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双语现象的大量存在是双语教学的基础。只进行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对比教学，并不能解决大量的处于中介状态的语言问题。在认清云南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汉语教学的起点不是少数民族语言，而是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后，就可以在易学易用的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的基础上，根据当地的具体特点，将教学中介语与交际中介语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有针对性地进行汉语教学。云南各民族学生在很轻松地掌握了少数民族汉语当地话后，再向少数民族汉语普通话迈进，也就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了。这样无论是汉语的教学效果和交际效果都会有较大的提高。汉语民族变体的理论和少数民族汉语不同类型的划分，可以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和学习方法，避开双语教学中的误区，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个体学习汉语的积极性，解决少数民族汉语习得的实际问题。

[1]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骆小所，王渝光，杨瑞鲲.西南民族地区汉语教学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2）.

[3]徐思益.试论语言的民族变体（上）[J].语言与翻译，2000（4）.

Status and Types of Yunnan Minority Chinese Language

WANG Yu-guang,YANG Rui-kun
(College of Literature,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Yunnan 650092,China)

Minority Chinese language is an objective social reality for communication among all nationalities in Yunnan Province,is the communication interlanguage.Based on the native language,interlanguag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Yunnan Minority Chinese language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types of showing a variety of concrete.

minority Chinese language;communication interlanguage;minority vari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H004.2

A

1008—7974(2011)07—0001—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云南少数民族汉语习得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XYY0009

2011—04—10

王渝光（1951-），山东荣成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瑞鲲（1977-），壮族，云南广南人，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生，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章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