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乔

“打倒知识”及其他
——读史札记三则

■李 乔

“打倒知识！”

打倒知识，乃至打倒知识分子，是近现代革命史中痛苦而荒唐的一页。这是极“左”革命派的行为。新见几条典型史料，颇珍贵，录之如下。

其一，“打倒知识”和“打倒知识分子”的口号。李锐同志发表在《炎黄春秋》的一篇文章，披露北伐军曾提出过一个口号：“打倒知识！”读后颇为惊诧。北伐就北伐吧，对象是军阀，干嘛要打倒知识？难道知识与军阀同样坏吗？北伐军当然会有自己的解释，但怎么解释，北伐革命也不能这么搞呀。

读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一九九零年六月二十二日记：

读今年六月十六日出版的《党史信息报》，有一篇标题为《打倒知识分子的标语》的报导。内称，一九三一年的一天，毛泽东在瑞金的叶坪村一个住户门口，看见贴着一张绿纸标语，上面写着“打倒知识分子”。接着记者写道：“原来叶坪村农民非常愤恨本村一位经常帮助地主欺压群众，教过几年私塾的先生，由此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恶感，视他们为被打倒的对象。这标语是乡苏维埃政府安排文书老谢写的。”案：上面虽也举出一种原因，但这问题似应作进一步探讨。如：为什么农民一方面尊重字纸，一方面又讨厌知识分子？为什么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多歧视知识分子？等等。

毛泽东对这条标语有何评论，不详。这条标语，是我见到的最明确地提出打倒知识分子这一主张的材料。因为一个读过书的人的恶行，便上升到要打倒整个读书人阶层（知识分子）的高度，这种抽象能力恐怕不会是贴着绿纸标语的那户农家所能想得出来的。“这标语是乡苏维埃政府安排文书老谢写的”——根子在此，这是当时党的“左”的思想的产物。王元化先生提出要进一步探讨农民对知识分子态度，此问题提得深刻。我党对知识分子曾有的“左”的认识和政策，便与党员的成分多是农民出身有关啊！

其二，按识字多少“肃反”。这是张国焘“肃反”中的发明。罗学蓬《张国焘川北苏区“肃反”纪实》一文披露：“（为执行张国焘“肃反”方针）更为荒唐的是，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巴、皮肤黑白来判断好人坏人，连上衣口袋别钢笔的人也不幸成了肃反对象。”（《同舟共进》2010年12期）识字成了原罪，别钢笔便是罪证，有知识即有罪。张国焘完全不拿知识分子当自己人，而是怀疑之，歧视之，甚至干脆当敌人看。

对张国焘这样对待知识分子，徐向前在《历史的回忆》（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中也有披露：“肃反对象主要是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行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在这个排列中，“知识”与“白军”和“地富”是同等看待的。所谓“从白军过来的”、“地富出身的”，若是硬性地说，还多少算与“反动阵营”有一点儿瓜葛——尽管这样审查也不对，太“左”；但当知识分子当学生有何辜呢？何况这些知识分子都是舍家舍命来投奔红军的。但就是因为他们读过几天书，有点儿知识，就成了被怀疑为反革命的疑点，甚至成了罪孽，便要“重则杀头，轻则清洗”。徐向前对这种搞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张国焘便让人又暗地调查徐向前。

其三，杀有知识的人。这是一条红色高棉的史料。刘军《越南柬埔寨两国见闻》一文写道：红色高棉认为工商业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温床，知识和财富是导致不平等的原因，所以，不惜毁灭城市和工商业，在肉体上消灭知识分子和资产者。在柬华人中有知识、有财产的人比例较高，所以受迫害更为严重。城里人被赶到乡下时曾填过登记表，红色高棉的人便按登记表谈话，晚上赶着牛车到村里，接有知识或过去富裕的人去谈话，一去不回。（刊于《百年潮》2010年12期）这是一段看似平淡而实则惊心动魄的记述。在红色高棉的眼里，有知识必反动，知识越多越反动，故必铲除之而后快。最可怜的是在柬埔寨的华人，他们知识多，财富多，所以红色高棉对他们的杀心尤重。

其四，仇恨书籍，目读书人为“妖”。这是太平天国所为。据《贼情汇纂》载：太平军“凡掳人，每视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又据《平定粤匪纪略附记》载：太平军“见书籍，恨如仇雠，目为妖书，必残杀（持书人）而后快”。（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手上无重茧者，多为读书人，在太平军眼里，他们都是妖孽，那些书籍，都是妖书。批林批孔时，曾盛赞洪秀全砸学塾里的孔夫子牌位。天王的部下仇恨书籍，目读书人为“妖”，显然与天王保持了高度一致。

张国焘的“肃反”，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巴、皮肤黑白、口袋是否别钢笔来判断好人坏人，这与太平天国的识“妖”标准何其相似。“四人帮”的阴谋电影《决裂》，把手上的老茧作为录取大学生的标准，这又与太平天国和张国焘何其相似。

用领袖的话纠正一种顽固心理

右，是反动的，左倾或“左”是革命的，而且越“左”越革命，“左”是与反动二字永不沾边的——这是一种相当顽固的社会心理。这也是宁“左”勿右思想产生的一大原因。但实际上，“左”就一定不反动吗？非也。还是看看革命领袖是怎么说的。

毛泽东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林蕴晖《国史札记·史论篇·毛泽东首创新民主主义》第6页）这里没提“左”字，但实际上否定的就是“左”，那种“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不就是“左”吗？毛明确地说，这是反动的。

张闻天在1948年7月东北局召开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联席会议上说：“今天巩固农民的这种私有财产权，应该说具有进步的意义，破坏这种私有财产权，才是反动的思想。在今天的条件下，就要实行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倒退的，破坏性的，是反动的。”（同上，第11页，引自《张闻天文集》第4卷）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就要破坏私有财产权，就要实行共产主义，无疑是“左”的。这种“左”，张闻天明确地说，“是反动的思想”，“是反动的”。

刘少奇在1951年5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说：现在伤害私人工业家和小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会起破坏作用，这是反动的，就是所谓“左”的错误。因为它破坏生产积极性，妨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说过：空想的社会主义是反动的，错误的。我们曾经反对过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下过这样一个结论，说它的性质是反动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所以现在过早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过早的国有化，集体化，是违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是违背进步的。（同上，第33页）在这段话里，刘少奇明确地将“左”与反动并提，与违背进步并提。违背进步也就是反动。总括刘少奇的结论，就是：在当时，伤害私人工业家和小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就是反动的，搞农业社会主义就是反动的。这个结论，完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所说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是反动的，也把“左”的主张与“反动”挂了钩。“空想的社会主义”就是“左”的主张。

“社会主义”一词，在《共产党宣言》时代是一个左翼名词，但并非谁用这个名词谁就一定是左翼，是革命的。《共产党宣言》在谈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时，批判了一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三种。这一批判，将左翼名词掩盖下的反动事实揭露了出来。

上引革命领袖们的话所依据的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不可妨碍和破坏生产力发展等原理。其实，说妨碍和破坏生产力之举是反动的，是很好理解的，反动，就是反社会进步而动，妨碍和破坏生产力发展，不就是地道的反社会进步吗？

革命领袖们的话提醒我们：绝不是越“左”越革命，“左”也可以是反动的。

当然，革命领袖在这里所论述的“反动”，主要是从理论意义的层面上说的，与所谓政治上的反动是有区别的或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绝不应当用领袖的话去乱套，认为倘若谁认识上一旦违反了唯物史观就成了反动分子。这是应当辨析清楚的。

落实《张鲁传》，路人白吃饭

一些史书这样记载：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许多食堂被吃垮了。这个记载基本准确，但也有一点不够精确：来公共食堂吃饭的人，不仅仅有社员，还有不少过路人。人民日报老记者林晰在《亲历“大跃进”岁月》一文中曾披露了他所见到的一些公共食堂的情况：“由于高级领导人提倡‘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干活’，还为了显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曾经大吃大喝过几天，加上过路人‘吃饭不要钱’，使得食堂很快就无以为继了。”（《书屋》2010年第12期）在公社食堂里大吃，是社员倒也罢了，过路人也来大吃，食堂哪能不垮掉呢？

众所周知，社员吃饭不要钱，是按毛泽东的指示办的，但过路人吃饭不要钱，根据的是什么呢？有人说也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究竟情况怎样呢？

毛泽东为给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立论，曾从中国历史上找根据。他找来了《三国志·张鲁传》，并根据其中一些记载写了大段批示。《张鲁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张鲁五斗米道“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悬）於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这是说，张鲁在大路上建了许多不花钱白住的公共旅社，旅社里又放上不要钱的米肉供过路人食用，而且管饱，但不许贪婪浪费。毛在批语里推测说，张鲁这样做似乎是为了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又说，这表现了五斗米道的经济纲领。毛的批语里有一句话极重要：“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在毛看来，在义舍中置义米肉，不就是古代的公共食堂吗？人民公社为何不可以沿着张鲁的路子办自己的公共食堂呢？

在读毛的批语时，我们应当注意到，毛推荐《张鲁传》，实际上只是说了张鲁开了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先河，而并没有说天下的行路人都可以到人民公社的食堂里随便吃，他强调的实际主要是张鲁的“义”，即吃住“不要钱”这一经济思想，而不是任谁都可以到公社食堂来白吃。我家所在的西堂子胡同街道，受公社大办食堂的影响，也办过一个公共食堂，大人领我去吃过，但要付钱的。过路人随便吃，是《张鲁传》里说的，并不是毛说的，毛只是翻译了一下《张鲁传》，只是说张鲁的做法是公社食堂的“先河”。但是，许多公社干部并不这样想，他们一看到毛的批语，不管是毛本人的话，还是毛引用的材料，都一字一句地落实。于是，不仅落实了毛的社员吃饭不要钱的指示，连同张鲁的“行路者量腹取足”也落实了。这实际也就是在落实五斗米道的经济纲领了。但也很难怪公社干部们这样做，试读一下毛的批语，他把张鲁的义舍义米肉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之类混在一起说，公社干部哪里分得清呢？

公社干部如此盲目搬用毛的批语，反映出他们对毛的个人崇拜之强烈。由此可以看到，早在“大跃进”年代，对毛的个人崇拜就已经具有坚实、广泛的社会基础了。这是后来的极端的个人崇拜的前奏。

对《错误就是错误》一文的补记

笔者写完《错误就是错误》一文后（刊于《民主与科学》2011年第二期），读到2008年4月23日《报刊文摘》转载的一篇文章《封建劣根性的东西要改正——赵朴初的传统文化观》（原刊《民主》杂志同年第3期，作者梁红星、沈铁筠），该文介绍的赵朴初先生的一个观点，正与本文的观点相同。赵朴初先生的话当然更有分量和参考价值。为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赵先生的观点，兹移录文中相关文字如下：“赵朴初认为，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反求诸己十分重要。他讲到，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遇到事情，应先查查自己，不要先去怪别人。正确与错误是矛盾的统一，错误就是错误，有错就要改正，不应该用‘失误’这个词来掩盖错误，掩盖错误就是错上加错，应该学习并努力做到反求诸己。”这是明达之论、诤友之论，说得多么正确和深刻！“错误”与“失误”二词，词义不同，显而易见。赵朴初先生是大知识分子，故一望某些宣传品以“失误”二字替换“错误”，便自然深觉不妥，故有如上议论。

(作者单位：北京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