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辉

观者鲁迅

“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符号，自然不仅仅是指1911年10月发生在武昌的“辛亥首义”，而是经常被用来指称肇始于19世纪末，绵延至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李泽厚说，鲁迅“参加过辛亥革命”。这若不是笔误，李先生则“少察”焉。民元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大抵以海外为活动基地，最“如火如荼”的当为日本。鲁迅留日期间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多有往来是确的，且鲁迅素所尊敬的恩师章太炎和同乡陶成章就是光复会的领袖。但迄今并无资料证明鲁迅确曾正式加入任何一个革命组织。倒是鲁迅和光复会之间的一件旧事不免让我们后人思绪联翩。清朝末年，作为留日学生的鲁迅曾拒绝领受来自光复会的要他去刺杀某满清大员的命令，鲁迅当时给出的理由是“我要是被抓住，砍头了，剩下我的母亲，谁来负责赡养她呢”。这自然很令人扫兴，一个刺客自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像鲁迅那样似太缺乏英雄气概，然而这种选择的背景却是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人心的深刻洞见。历史上“荆轲刺秦王”该算是最壮烈的暗杀行动了。然清人蔡元放就此批评道：“行刺一条却是最下之策。无论成与不成，都是有损无益。这行刺一着，是仇怨在一人，关系亦只一身，只须杀却此一人便可了事者。若燕、秦之事，则国家之大计也，不特燕非子丹一人之事，即秦亦非王政（嬴政）一人之事也。”鲁迅后来说的“绝不上别人讥刺我怕死，就去自杀和拼命的当”，正可与早年与光复会之间的这次冲突互相证明。

鲁迅的思维特点是即使在相信某种东西的时候，也会由于他悲观主义的怀疑精神，从而对自己相信的东西同时也怀有警惕。即如鲁迅曾经由阅读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接受了进化论，但他同时又在中国历史的延续中看到近乎永恒的轮回，从而发出了中国历史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的著名论断；因为相信进化论，鲁迅曾一度相信“将来必胜于现在，青年必胜于老年”，但他很快发现“青年又何可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鲁迅当然是同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但由于鲁迅独特的思维特点，他在同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同时，又由于自己思想意识的深刻性与超前性，对革命派的一些激进措施持保留甚至否定态度。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引发中国留学生的激烈抗议，湖南青年陈天华竟因此蹈海自杀。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召集追悼陈天华的集会，主张留学生全体回国，以示抗议。鲁迅、许寿裳等则反对全体回国，因为“取缔”二字在他们看来，并没什么不好，后来梁启超对此事的反省也证明了鲁迅是对的。最近的研究也表明，“就‘取缔规则’本身来讲，从出台缘由、性质到具体内容，实属正常的教育整顿，旨在进一步规范日本的留学教育。留日学生因日俄战争中国所遭受的民族耻辱，以及日常生活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积之日久形成强烈的反日民族情绪，以‘取缔规则’为导火线，一触即发，从而将教育问题演变成一场激进的政治反抗运动”。鲁迅很少为激进的、狂热的民族情感所鼓涌，在处理“对外关系”上，鲁迅往往表现出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品格。“集体回国”纯属“于人无损，于己有伤”的泄愤之举，难怪鲁迅会反对。秋瑾其时即宣判鲁迅、许寿裳等“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革命本是激进的社会变革行为，冷静、理性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品格，相反，让激情溃决理性的堤坝有时甚至是革命所必须。由此，革命不是思想家的地盘。“人一旦想得多，实行就少。因此，如果鲁迅上前线打仗，可能不会是一个好战士……然而鲁迅作为实际革命家的弱点恰恰是他作为思想家的优点”。鲁迅在留日时期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疏离与冲突皆可从这里得到解释。鲁迅是同情革命的，但跟革命的矛盾与冲突又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晚年跟“左联”及部分共产党人（如李立三）之间的不愉快亦属此类。

鲁迅经历了辛亥革命是确的，然若说“参加”，则毋宁说对于辛亥革命，鲁迅基本上只能算个旁观者。“旁观者”的身份固然使鲁迅比身当其事者保持了更多的清醒与理智，但也容易让鲁迅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评价时少了一份“同情之了解”。鲁迅对满清的封建专制有切身之感，然对以辛亥革命为标志性事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其中的艰难、曲折无切肤之痛。鲁迅后来更多地看到了“辛亥革命”后的局限与缺陷，而于辛亥革命在制度上或形式上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的伟大历史功绩认识不足，或可从这里得到解释。

鲁迅的盲点

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长期关注“人心”或者说“国民性”的问题，绝少从制度层面看待中国困境和中国道路问题。鲁迅思想的精华和软肋或皆在此。在鲁迅看来，“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启蒙，不是‘黄金黑铁’或政法理工，而是文艺、道德、宗教，总之不是外在的物质，而是内在的精神，才是革命的关键所在”。但鲁迅的盲点，或者说鲁迅没有发现的是，人心或者说国民性的亏欠是果而不是因，国民性缺失正是长期的制度缺失的结果，救护人心，改造国民性必得通过健全的制度建设，庶几可以克服中国文化的弊病。可以拿来作譬的是，中国人缺乏民主意识与民主习惯是事实，然缺乏民主意识与民主习惯正是长期缺乏民主制度的结果。所以决不能等到有一天中国人具备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了，再去实行民主制度，而是要先有民主制度，只有有了民主制度，才能一步步地培育中国人身上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

辛亥革命的胜利确实更多的是制度上的或者说形式上的胜利，然制度上、形式上的胜利又岂可小觑也哉？辛亥革命史无前例地从制度（程序）上确立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权在民”原则、法制原则，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或有折扣，但这些原则已成为社会主流认知，没有人敢于明目张胆地向这些原则叫板。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制度上、形式上的胜利，才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使民主共和观念一步步深入人心，使古老中国的政治文明从此走向不同的轨道，奠定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鲁迅本人其实即是辛亥革命巨大历史进步的受益者。1925年，鲁迅向平政院起诉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平政院判决章士钊败诉，鲁迅在教育部的职位得以恢复；即使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鲁迅犹能以文字指斥当路，意气纵横，这些都离不开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法治原则和言论自由原则。毛泽东说：“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这句话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彻底扭转了中国的政治文明的方向。然而由于鲁迅独特的思想特点，他更多看到的是辛亥革命的“换汤不换药”的消极的一面。“革命无非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似乎觉得这椅子很可恨，但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这样的言论验之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革命”，无疑是深刻的。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这种“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集体无意识或许正是风起云涌，“你方唱罢我登场”，朝代更迭频繁的中国历史背后的隐秘推手。但若以之比附辛亥革命，则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嫌疑。辛亥革命跟中国历史上以往任何一次革命根本的不同，在于从制度上结束了皇权专制体制，开启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闸门，这样的历史功绩是怎么形容也不为过的。鲁迅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又说：“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关于辛亥革命的诸多言论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对辛亥前后复杂的历史状况的深刻洞察与揭示，然这些言论却不可以拿过来作为辛亥革命失败的证据。辛亥革命固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世界上完美无缺的革命又在哪里呢？英国光荣革命是破坏力最小的、具有典范意义的革命样板，然即使英国的光荣革命，也远不是完美无缺的。辛亥革命当然没有立即改变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但像中国这样具有几千年封建统治传统的国度，要求一场革命就“旧貌换新颜”，所谓“毕其功于一役”，不仅不现实，也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要之，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肃清封建传统的流毒，却在制度意义上，为中国的政治文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使得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豁然敞亮。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鲁迅追悼范爱农的诗写在1912年，许寿裳特赏“狐狸方去穴”两句，认为“他（鲁迅）在那时已看出袁世凯要玩把戏了”。三年之后，发生了袁世凯复辟的事件。袁世凯复辟帝制一直被作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性事件。其实，正是因为辛亥革命奠定的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即使是袁世凯这样的政治野心家，也不可能再恣行无忌。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的“关门皇帝”便草草收场的结局，不正说明，正是因为有了辛亥革命的制度（程序）上的伟大胜利，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即使是政治强人袁世凯也再也无法逆历史潮流而动。

被“穿靴戴帽”的“阿Q”

长期以来，关于《阿Q正传》思想意义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总结了辛亥革命脱离群众，没有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历史教训”，这其实是在用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的性质与任务来要求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辛亥革命。从世界范围来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体也是中上层知识精英与商业精英。

阿Q这一形象包含了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体察，因为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式的农民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但鲁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阿Q的革命“理想”我们是熟悉的，一是要报仇杀人，所谓“首先该死的是小D，其次是赵太爷……”；二是抢东西，所谓“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来，其次便摆了赵家的桌椅”；三是找女人，所谓“喜欢谁就是谁”。鲁迅说：“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上海文艺之一瞥》）刘邦和项羽所要“取”的也无非是秦始皇的“阔气”，“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圣武”》）

鲁迅前期、中期的创作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是超越了阶级性的，细读《阿Q正传》文本，我们会发现，赵太爷、假洋鬼子，还有未庄那些“闲人们”又何尝不是“阿Q”，他们的“卑怯、投机、善变”又何尝不是“阿Q”精神的表现？鲁迅不过是从未庄那么多的“阿Q”里面选择了一个最典型的来写而已。

1825年，沙皇亚历山大病死，沙皇俄国短暂的权力真空催生了十二月党人起义。革命的十二月党人几乎全部出身贵族，他们怀抱理想，情愿抛弃优越的出身和优渥的生活，转而投向革命，追求社会公义。当时一个政客说了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欧洲有个鞋匠想当贵族，他起来造反理所当然，而我们的贵族闹革命，难道他们是想当鞋匠。”这位政客的幽默倒是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两种革命，两种革命者。一种是鞋匠起来革命，要做贵族；一种是贵族起来革命，要当鞋匠。前一种革命，中国历史上所在多有，刘邦、朱元璋终于当上了贵族；李自成、洪秀全只不过是折戟沉沙，未能如愿当上贵族而已。后一种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有，即始自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主体是中上层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

与反对“阿Q式”的革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鲁迅对包括孙中山、章太炎等在内的诸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终生崇敬。1925年三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一些政客、文人散布流言蜚语，对孙中山进行攻击和污蔑。鲁迅马上写了《战士和苍蝇》一文：“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鲁迅后来解释：“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

1926年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鲁迅写道：“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1926年鲁迅在广州纪念黄花岗起义烈士时说：“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黄花节的杂感》）

由于思想方式上的特点，鲁迅固是更多地看到辛亥革命的负面因素，然而鲁迅又何曾回避过辛亥革命的伟大与胜利？ 毋庸讳言的是，在一些历史书写中，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缺点和局限的指摘被凸显甚至夸大了；而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深厚感情，对辛亥革命的巨大的历史功绩的认同和肯定却不同程度地被人们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