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健行

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努力将其运用于中国革命

通常人们都认为，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在十月革命20余年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在旅欧期间便在大英博物馆中读到过马克思的著作，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他还曾直接与恩格斯创立的第二国际发生过接触。这一切对他制定革命理论——三民主义发生了重大影响。

宋庆龄在《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中曾指出，1896～1899年旅欧期间，“孙中山知道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活动”，不仅如此，“他已听说过列宁和俄国的革命活动”。在《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儿子》一文中，宋庆龄进一步指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孙中山开始发展了他的社会主义观点，虽然他还没有能够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社会主义和西方某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孙中山当时“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有人对于宋庆龄的说法是否有充分根据曾表示过怀疑，说：“宋庆龄的叙述，也是根据一些听过孙中山讲话的人的回忆。孙中山自己的著述，并未直接述及于此。”“由于缺乏直接的可信资料，这一判断尚待证实。即便得到证实，也只能说明孙中山在国外知道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的最初时期，并未回答马克思的名字和学说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显然，这个结论下得过于草率了。

首先说“孙中山自己的著述，并未直接述及于此”是不对的。1918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1918年)》一文中，回忆到蒙难伦敦的这段经历时，曾明确讲到：“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其次，可能会有人质问：上引孙中山的回忆，并未直接提到已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他所结交的“朝野贤豪”中，是否有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明确。回答是，当时孙中山已直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证据有：(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廷教授1975年出版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一书，对孙中山1896年伦敦蒙难之后，在伦敦的活动曾有较详细地纪述。

据该书记载，孙中山在伦敦“一直呆到1897年7月，他花了相当多的时日。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阅读钻研，在那儿，他开始接触卡尔·马克思、约翰·斯图特·密勒、亨利·乔治的思想”。该书还指出，正是在孙中山的“敦促”和影响下，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杂志第2卷第11号(1903年2月15日出版)，发表了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其中云：“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

孙中山在伦敦的这段时间，不仅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联系着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对其制定中国革命的理论发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1905年11月创刊后，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明确提出“民生主义”的概念。他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的百年间，“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20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这“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相比之下，“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如果不能吸取欧美社会发展的教训，沿着他们“既往之陈迹”前进，这或许正是我们的“方来之大患”。因为现在就有人近视或不顾自身条件，以当前欧美“为至美”，他们“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之终无成耶”。所以说，对照欧美国家潜伏数十年之久、今日发觉时已不能马上消除的社会之祸。“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民报》要发挥“先知先觉之天职”，宣扬“少数最良之心理”与“最宜之治法”，使我国社会进步“适应于世界”，让“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最终为实行这一理想创造条件。

可见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提出，和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使中国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以避免重蹈欧洲覆辙”的革命策略的确定，都同其在欧洲考察时接触到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有关。

与第二国际的接触

孙中山并未止于认识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了解，而且还亲自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进行了接触，并曾表示要参加该组织。

1905年5月间，孙中山访问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意在向社会党国际局(第二国际常设执行机构)申请加入该组织。接待他的是时任比利时工人党首领和社会党国际局主席艾米尔·王德威尔得和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书记的比利时人胡斯曼以及桑德。比利时《前进报》和《人民报》先后于5月18日和20日，刊登了由桑德撰写的访问报导，标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

第一，根据报导，访谈时孙中山就“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奋斗目标问题向汪德威尔得等做了深入说明。他在讲述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之一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后，重点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土地纲领的内容。他指出，在中国“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另一方面，“中国人实行一种很简便的赋税制度：每个人按其财产多寡纳税；国家开支不像欧洲这里由那些没有财产的阶级即广大居民负担”。据此，他主张，在中国革命胜利后，要“进一步完善这种税制，给这种制度规定统一的原则，防止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或者说，“改进这种制度，使之同我们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出现所有欧洲国家都发生过的阶级剥夺现象。

这则报导是否准确地报导了孙中山对中国土地制度及其税赋状况的表述，已无从考察。不过，这篇报导对我国这位伟大革命先行者热切希望中国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避免像西欧那样出现尖锐的阶级对立的良好愿望，真真切切地反映了出来。

第二，报导还包括孙中山对中国工人及其行业组织状况的分析。孙中山向第二国际负责人介绍说：机器的使用在中国还很不普遍。绝大部分劳动还靠手工劳动。中国工人的处境类似欧洲行会和同业公会时期工人的处境。中国所有的工人都组织在行会和同业公会中，而且组织得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紧密。中国“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还远远不是悲惨的。赤贫的人很少，富裕的人更加少。富人虽然富有，然而他们享受的舒适和奢侈的程度却不及欧洲资本家的一半”，或者说，“像中世纪的工匠一样，今天中国工人的生活是远非可怜的”。报导说，孙中山认为，中国的“行会和同业公会一贯激烈反对输入机器和采用欧洲的生产工艺”。他们知道欧洲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么痛苦，因而不希望自己成为机器的牺牲品”。

显然，以上几层意思，似乎是由报道者根据孙中山谈话整理而成，其中混杂了许多报导者本人的主观理解，未必全是孙中山的原话。不过，这个报导，仍能大致反映孙中山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他早年长期游历欧美，不难感受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贫富悬隔的严重弊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1905年以前，他的注意力集中于土地问题，很少谈到中国工人问题。这次谈话涉及的工人问题，虽然指的只是与手工劳动相联系的手工业工人，还不是与机器工业生产相联系的产业工人，但他把工人问题纳入中国社会主义者的视野，也是异乎寻常的。这可能是同当时与他交谈的对象均系欧洲工人党的领导人有关。不过，谈工人问题也未改变甚至更加强化了他的这个基本观念：中国的贫富差距，远不像欧洲国家那么严重，这是一件幸事，这一点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有可能越过资本主义，领导中国人民直接到达社会主义。

第三，根据报导，孙中山还向社会党国际局主席艾米尔·王德威尔得等介绍了他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前景的设想。孙中山说：中国社会主义者同样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进行生产，但要避免它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既要吸收欧洲生产方式的文明精华，又要避免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弊端和糟粕”，这构成了孙中山提倡的民生主义的思想基础。当初，他就是以此为目标，号召和鼓动革命同志为之奋斗。

第四，根据报导，在这次谈话中，孙中山还谈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他深信中国可以依靠帮会的力量，实现革命的理想，当时他对王德威尔得说：“几年之内我们就将实现我们最大胆的设想，因为我们的行会和同业公会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生活在完全的集产主义制度下。你们也将从中受益不浅，不仅因为榜样的说服力，还因为它将表明集产主义并不是虚构和空想。在我们那里完成的事业将比多年的争论和数以百计的会议更能促使人们改变信仰。”另外，他还说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已不像以往人们想象的那样还处在襁褓之中。我敢说，它已结束了幼年时代。所有的行会都会赞成我们的主张，只等一声号令便开始战斗。”

看来，孙中山说这些话的时候，有着十足的自信心，相信中国依靠行会和同业公会势力将先于欧洲实现“完全的集产主义制度”或“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式的社会主义，并将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榜样。同时，他似乎对欧洲社会党内将集产主义制度视为虚构和空想的观点，对那里持续不断的众多争论和会议现象，也颇有微辞，认定社会主义的实现更需要实际行动。

谈话结束时，他大概自认为已经属于第二国际的成员，于是宣布中国社会党将派代表出席下一届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这篇报道，先以比利时当地的佛兰芒语在《前进报》上刊出，数天后以节译形式载于法文版《人民报》，不消数月又远播日本。日本《直言》周刊1905年7月28日第2卷第26号上，以“清国之社会党”的标题，转载法国社会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的消息说：“近日，清国社会党非常兴盛，意气昂扬，表示当下届万国社会党大会之际，一定派出其代表。”这显然是指孙中山在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访问期间的谈话和活动。

以上资料说明：一、早在十月革命20年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革命者，便不仅一般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结合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有选择地扬弃了他们所认为的不适用于中国的“糟粕”（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阶段；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吸取了其“基本原则”（建立完全公平合理的集产主义制度），并将其运用于制定中国革命的理论。可见，当时，马克思主义不仅传入中国，而且开始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影响。

三、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革命民主派，不仅在理论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且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组织发生了联系，还曾要求参加其组织和活动。

倡导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宣传社会主义理论

如前所述，孙中山在伦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曾要求其追随者，翻译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孙中山的学生和追随者中，马君武对马克思及其著作的介绍最早；朱执信则成绩最为显著。

马君武1901年6、7月间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读化学。1903年结识孙中山，矢志反清革命。此间，他由改良主义者转变为革命民主主义者。1905年8月，第一批加入同盟会，曾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并成为《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03年2月15日他在《译书汇编》第2年第11期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中，对马克思及其学说做了如下介绍：“拉沙勒（拉萨尔）与马克司（马克思）者皆黑格儿（黑格尔）之弟子也。黑格儿之解释社会问题也，主发达不息之说。谓人群之生计，乃随社会之历史而亦发达不息者也。……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马氏之徒，遂谓是实与达尔文言物竞之旨合。”说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是对的，说他是“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和“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也不错，但把马克思说成同达尔文一样，则不对了。这反映了马君武对马克思虽然有所解，但只是一知半解，缺乏深入研究。

与同时代的学者相比，朱执信对马克思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介绍最为详细，也更加准确一些。朱执信(笔名蛰伸、县解)，祖籍萧山，1885年10月12日生于广东番禺。1904年夏，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班，并以学业之优考取公费留日。在东京主攻经济学。在日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廖仲恺等。1905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06年1月和4月他以“蛰伸”的署名，在《民报》第2、3号上，连载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该文用了大约3000余字，较为详实地介绍了《共产党宣言》。文章指出，马克思之前虽然也有许多人攻击过资本主义，谈论过社会主义，但这些人都未能揭示出资本主义弊端产生的根源，也没能找到消除这些弊端的途径，完全是空谈。朱执信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及阶级斗争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在介绍马克思经济思想之前，先介绍了马克思的阶级及阶级斗争理论，随后介绍了马克思的关于资产阶级如何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战胜了封建主义，而今资本主义经济又由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在前进过程中，必然要成为历史的障碍，并锻造出自身的掘墓人，从而使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那个武器对准了自己。他在文中引证《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样一句话：“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引文按现今的翻译）。

《列传》曾数次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称颂它的学理“尤为世所宗者”。他把《资本论》的核心观点归结为：唯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唯有劳动者才有享有世间财产之权利；而资本家则是像盗贼一样，是靠剥削劳动者以自肥的掠夺者。从他介绍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朱执信已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或觉到这一核心理论与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劳动价值论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不过他没能准确地将这种关系科学地表述出来，而是将它们混同了。他把马克思关于资本利润的理论说成是以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这说明刚刚接触马克思理论的他对《资本论》核心理论理解得还是失之于偏颇。

不过，在当时能对《资本论》做这种介绍已是很难能可贵了。朱执信作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和学生，在遵照导师的教导努力研究马克思著作的同时，也在努力利用初步获得的不甚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孙中山制定的革命理论宣传、辩护。1906年6月他于《民报》第5号发表了署名“县解”的论文：《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该文批驳了梁启超否认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可行性的理论，宣传了孙中山的中国革命必须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并行，两者应“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

此前，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中，朱执信已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不同于以往的乌托邦式空想社会主义。在这篇著作中，他则直接以“科学的社会主义”称呼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以示其与以往各式各样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这显然是极大的进步。在当时中国学者的著述中超乎寻常，甚至已超越了他的导师孙中山。不过，他将空想社会主义等同于“纯粹共产主义”，并用“国家社会主义”诠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则表明他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尚存在许多误解。

锡石浮选作业的矿浆pH值是影响锡石浮选效果的关键因素，在使用捕收剂TL-1时，采用草酸作调整剂将矿浆pH值调整在6～6.5范围，可以增加锡石与脉石矿物的可浮性差异，促使捕收剂TL-1与锡石较好的吸附，草酸有一定的腐蚀性，在配制时需注意对人体的伤害。

此文的另一重大贡献还在于，他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缘起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说：“今日一般社会革命原因中最普通而可以之代表一切者，则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之制度。”他认为，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起因仅仅归结为“贫富悬隔”是不完全的，因为“贫富悬隔”乃“社会经济组织不完全之结果”，而非其“本原”。显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这说明朱执信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在加深。

由孙中山倡导的由《民报》组织的对马克思著作的翻译与介绍，使人类这一最先进的革命理论开始传入闭塞的中国。十数年后，在十月革命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为迅速的传播开来，最终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列宁对孙中山的评论

1912年7月，列宁看到了《前进报》和《人民报》对孙中山访问比利时社会党总部的报导，并根据这篇报导写了《中国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列宁对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做了这样的评论。他认为，孙中山这位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列宁称赞，孙中山制定的革命纲领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问题。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

列宁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对此，他进一步评论说：“但是在这位中国民粹主义者那里，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后面这两种思想政治倾向正是构成具有独特含义的(即不同于民主主义的，超出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因素。”

在文章中，列宁还分析了孙中山这种民粹主义思想产生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他指出，当先进的中国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从欧美吸收了解放思想时，欧美社会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历史提到欧美人民日程上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民主，而是如何才能“摆脱资产阶级剥削而求得解放，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

列宁又说：“他们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对群众的压迫和剥削。但是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5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中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是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封建主整体和单个的封建主。”因此，“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的实质，他的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纲领以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就在这里”。

尽管孙中山并没有完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他的政治理论和纲领也存在这样那样的许多缺陷，致使他虽然在群众支持下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帝国，但其追求“世界大同”的理想并没能实现。不过，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正是这位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并努力将它宣传开来。后来，在十月革命影响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为更多先进的中国革命者所接受，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了胜利。每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上孙中山的画像表明，这位伟大革命先行者为中国人民解放民族昌盛做出的不朽贡献，依然深深地铭刻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