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周兼明

官之“庸”也是一种恶

◎ 文/周兼明

如果说贪官是体制的伤口，庸官就是体制的内伤。

何谓庸官？简单说来，有三种表现：一种是思想的平庸僵化，对民众诉求无动于衷，更谈不上对工作有什么创新意识；一种是行为的庸碌无能，遇到矛盾或避之若浼、或扯皮推诿，工作效率低下；还有一种是人事的庸俗钻营，除了会投机与作秀外，无甚实绩。

上个世纪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就提出一个观点：平庸也是一种恶。她认为，在一些政治体制中一些平常的小官僚，因为没有明确的爱憎和判别正邪的能力，这种公文机器同样可能成为恶的化身。当然，这种平庸的恶，不会像一些“极端的恶”那么容易辨识，他们往往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无理，可能除了晋升之外也无其他特殊动机，他们甚至不完全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如果说贪官是体制的伤口，庸官就是体制的内伤。庸官之恶，除个人原因，一般多与权力体制有复杂的关系。他们多是在任命制下诞生的官员，荣辱升降只与官僚层级中的上级有关，长年揣摩上级意图，使得“唯上”和“服从”成为他们官场行为的准则。从开始的掩饰个性到渐渐地丧失个性，久而久之，他们也就成为毫无个性的权力化身。说到底这才是庸官的本质。他们靠惟命是从掩盖自己的平庸，他们靠泯灭个性获得上级的赏识，慢慢地这就成为了他们得以晋升的仕途秘笈。长此以往，一些本来很有锐气的官员，也逐渐退化为庸官。

阿伦特说过“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她其实是在强调，思考在政治行动与官员作为中的意义。因为这种庸官之恶也会蔓延传染，会让整个社会和普通人都坠入其中。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着这种“平庸的恶”，人人服从与默认各种体制隐含的不道德因素，虽然偶有内心不安，但却以体制和层级的“不得已”来为自己辩解，从而消除自己的负罪感。阿伦特认为，这种“无思”导致的平庸的恶，会引发出潜伏在人类中所有恶的本能，它其实是那些“极端的恶”的基础。如果庸官之恶发展成一种普遍现象，即便是民众也需要罕见的勇气和真正的思考，才能不被卷入这种不假思索的恶在社会上弥漫的潮流。所以庸官之恶败坏的不仅是官场风气和权力体制，它其实对整个社会都会形成一种示范作用，使社会风气也变得平庸和恶俗。

对庸官有治本之举，必须首先改变对权力的认知，要用一种善治的思维取代统治的思维。善治与统治的区别在于，统治的权力主体是政府部门，而善治的权力主体既可以是政府部门，也可以是民间机构和公民。比如对庸官的治理，就不能只依赖政府权威自上而下地发号施令来进行单向度的“治庸”，而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治理庸官。这意味着首先要在“治庸”的透明性与法制化方面多做文章，主动向社会和公民征询意见，并接受媒体和民众的公开监督。

治理庸官，其实也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只有实现了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只有把“为民做主”的思维模式，转变为“以民为主”的权力模式，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长期而积极的合作，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与平等的权利，庸官、懒官、散官生存的土壤才会变得贫瘠。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前提，就是要达成一种社会共识，首先要把庸官之“庸”看作一种对社会危害极大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