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刊特派贵州记者 赵良峰 张义学

发展瓶颈

◎ 文/本刊特派贵州记者 赵良峰 张义学

贵州的优势很多，很多，但这些优势并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除过茅台酒、遵义城、黄果树瀑布以外，公众头脑中对于贵州的印象，有青山绿水的美丽景象，但更多的是贫困、落后的画面。

拥有4000万人口的贵州，今年前半年的GDP总量排在全国的第26位，本刊查阅往年GDP排名情况，贵州也一直靠后。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在西部大开发的10年里，同为资源大省区的内蒙古GDP能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同为山区丘陵地形的重庆市也得到长足发展，为什么拥有多种优势的贵州却踯躅不前？全省88个县域，竟然有50多个贫困县！

瓶颈之一：基础条件差

“由于山地多、平地少，耕作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原始模式，粮食产量低，再加上人口增长的因素，农业远远不能解决当地农民的吃饭问题。于是，农民只有多开垦土地来满足吃饭需要，乱开垦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非但不能增加粮食产量，而且不少地方土壤退化，出现石漠化现象。由此不少地方陷入了‘越垦越贫’的恶性怪圈。” 宋明所长向本刊记者分析道。

据了解，贵州全省范围内上万亩的平整土地仅有40多块，零碎的土地田块无法进行机械化耕作。牛犁镢刨等原始的耕作方式一直是贵州农业的主导方式，粮食长期不能自给。农业基础差，生产力低下，大量的农业人口被“捆绑”在贫瘠的农村田地上。

除此之外，贵州的工业基础也是相当薄弱。贵州现任省长赵克志在分析全省经济状况时认为：“贵州经济发展慢，慢就慢在工业上。”从1990年到2009年，贵州全省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从1.4%下降到1.1%，这一时期，全省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从1.2%下降到0.9%，工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48%下降到30.8%。“即使与新疆、甘肃这样的西部省区相比，我省工业发展也有很大差距。”赵克志省长为此忧心忡忡，“2010年，我省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33%，分别比新疆和甘肃低5.8和5.9个百分点。由于工业发展滞后，我省经济实力弱，社会事业发展也处于较低水平。”

谢一认为，贵州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是“工业基础差，工业产值总量少，工业企业规模小，经济效益低，产业链条短，产业结构不合理！”最典型的现象是“贵州铝矾土矿藏丰富，当地矿业开发公司开采后，拉到重庆等周边省区冶炼成铝锭，再被加工成各种型号的铝型材，再运回贵州，卖给处在贵州的国防工业企业，生产飞机配件。贵州的工业企业处在产业链条的最末梢，由于生产方式粗放，利润率也最低。虽然拥有丰富的矿藏，却没有发挥出相应的经济优势。这些现象造成现有的工业企业几乎没有利润可言。”

多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贵州学者认为，贵州已经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和紧要关口，要加快实现工业经济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工业产品从原材料粗加工向精深加工和配套加工转变、工业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转变。

瓶颈之二：观念守旧

“经济发展速度，取决于主政者的思想解放程度。贵州经济发展一直比较缓慢，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人的观念问题，是地方领导决策群体的思想问题，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思想观念是否真正地解放的问题。”谢一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不少县市的领导人，由于思想不够解放，没有抓住发展机遇，造成一方地域的贫困面貌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

“贵州人思想保守！”宋明对此亦有同感。他说，“贵州是典型的‘醒得早，走得慢’。由于思想保守，坐失了很多发展的机遇。比如，贵州的汽车产业，在全国起步比较早，上世纪80年代部分军工企业转变经营方向生产民用产品，贵州的汽车工业一度很不错，‘航天牌’汽车旺销于全国各地。后来，由于地方与央企的利益博弈中，管理松懈下来，发展日趋缓慢，最终大量丢失市场份额。”

胡锦涛同志在贵州工作时就曾指出，“如果不搞工业，地方财力得不到增加，财政困难的局面就得不到改善；要想发展农村商品生产，不把加工业搞上去，商品生产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无论是从壮大我们的财力考虑，无论是从发展农村商品生产考虑，无论是从解决待业青年就业考虑，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考虑，都必须发展工业。”

这一思路并没有被贵州的决策群体充分认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领导同志都担心贵州的绿水青山比较多，加快发展会破坏了环境，带来了污染，在戴上富裕帽子的同时，也戴上一个污染的帽子。领导干部的这一普遍思想长期得不到解放，老百姓只能守着青山碧水过穷日子。

正如前文宋明所说，在生产力低下、工业不发达、物质财富匮乏的情况下，大量农业人口为了生存而过度垦殖，也会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反之，看一看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都保护的非常好，青山常在、碧水长流。比如，我国的福建、江西两省，和贵州一样都是多山省份，工业发达，森林覆盖率也高，均为63.1%。而西部某些省份工业发展滞后，森林覆盖率却极其低。

“贵州经济发展缓慢的历史根源导致了贵州市场经济发育不全、发育不够，市场经济体系不够完善。”谢一认为这是贵州经济的最大劣势。

与我国整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进程、水平相比较，贵州省的市场经济改革发展大大滞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不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还没有完善起来，催生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土壤、气候、环境还没有很好形成，民营经济自身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在经济夹缝中生存，地位不高门槛高，空间不大风险大，创业艰难。

“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在贵州国有经济仍然占到国民经济总量的70%，市场怎么能活起来呢？”谢一告诉本刊记者，“贵州经济活力不强，开放程度不高。只有各种经济成分百舸争流，创造财富的活力才会涌动。民营经济发展缓慢，实质也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文化思想观念落后的综合反映。”

市场主体最重要的是企业。贵州要重视增强企业的市场意识，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在这一点上，贵州也曾做过努力。当部分三线企业划归地方，地方政府在“保大弃小”过程中把财政拖累后，便失去了信心，由此放置一边。此时，贵州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活”为核心催生壮大各类市场主体。致使大的没保住，小的没留下。

教训尤为深刻。“贵州省为此出台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坚决纠正对不同经济成分畸轻畸重的认识，真正做到对各种所有制经济一视同仁，让一批影响力大、竞争力强的大型民营企业和特色产业集群引领我省民营经济大发展”。 谢一说，“还要引导企业改变陈旧的管理模式，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方法，跟上市场发展的需要。”

瓶颈之三：城镇化率低

“我们贵州有88个县，其中有50多个长期是贫困县……”宋明在谈到贵州贫困地区基数大时指出，“长期以来，国家把大量的资金投入贫困的地区去扶贫，但却很少使这些地区完全脱贫致富，还给不少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养成了依赖性心理。”

贫困人口多，贫困县域广。故而，扶贫工作在贵州一直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工作。数十年里，贵州出现不少“年年扶贫仍然穷”的现象，甚至出现扶贫工作者把粮食运到贫困村，在卸车分粮时村民要求扶贫工作者支付“卸车费”、“搬运费”的现象，让扶贫工作者感到工作难做的尴尬。

“这种输血式的扶贫方式，让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扶贫的力度却不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致富问题。”宋明认为“长期把农业人口捆绑在恶劣的地理环境中，只能使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扶贫工作应该结合农业人口转移进行，政府要引导农民离土，离开落后的农业生产环境，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扶持工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中，为贫困人口离土创造条件。”

再有，由于民族传统习惯，特别是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对于市场经济的需求很少，长期参与流通的商品主要有两种——食盐和银器，食盐是日常生活消费品，银器则是人们身上的装饰品。有的人家里，除过简陋的房子，不多的粮食外，能值钱的东西就是穿戴在女人身上的银饰了。“因此，贵州省工商业经济发展更加缓慢。”宋明告诉本刊记者，“许多少数民族朋友身上的银饰品可能价值万元，但却不会想到生产投入。这种消费观念和方式，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也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这或许是一个特殊的案例，但是贵州工商业总量不高却是事实。

“贵州全省4000多万人口，就有800多万青壮年劳动力在外省打工。这几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贵州没有力量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谢一说，“是因为贵州工商业发展缓慢，城镇化率太低！我省工业占比和城镇化率低，是经济发展慢、群众收入低的主要原因。只有通过加快产业发展和推进城镇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使群众能够就地、就近充分就业、稳定就业，不断增加收入，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贵州省推进城镇化带动战略，就是突出自然、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加强城镇体系规划，加快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中小城镇，形成体系完备、分工合理、特色鲜明、组合有序的城镇体系，走具有贵州特色的山区城镇化道路。

在本刊记者看来，在农业人口比重大、经济总量偏低的现实背景下，贵州的城镇化之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