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难评王圆箓
——敦煌藏经洞文物流散背景剖析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发现，敦煌学由此诞生了，莫高窟因此更加闻名世界。与此同时，藏经洞中的文物流向全世界。

1900年初夏，王圆箓在组织民工清理莫高窟积沙时，在七佛洞下的洞窟即今第16窟的甬道中发现了后来震惊世界的藏经洞，洞中保存的宗教艺术品成为罕见珍宝，佛道教经卷则成为中国宗教研究的巨大宝库。

当王圆箓发现藏经洞珍宝后，他立即向敦煌县以及省、道两级政府作了报告，并呈送了数量可观的文物样品。但在7年中，无论王圆箓如何奔走游说，各级官员只知私藏和馈赠，而不思如何保护，使得王圆箓心灰意冷。那些或由王圆箓报送，或由当地官员当作巴结上司的贵重礼物而转送的藏经洞文物，没有一件被图书档案部门收藏，均作为私人收藏品在民间流传，大部分下落不明。

7年之后，敦煌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就是英国探险家兼考古学家斯坦因。1906年4月，斯坦因到新疆探险，听说敦煌莫高窟有精美的壁画，便在挖掘楼兰遗址后到达敦煌。经新疆阿克苏道台潘震介绍，斯坦因首先取得了敦煌县令王家彦的好感，得以用官府客人的身份进行考察活动，并获得了藏经洞的信息。由于斯坦因持有清廷颁发的护照，护照上错误地将斯坦因的职务翻译为“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马车上插有官府发给的写有“大（英帝国）……印度教育大臣游历甘肃新疆考（察）……”字样的小黄旗，又有当地驻军做护卫，使得守护藏经洞的王圆箓对斯坦因产生了好感。

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王圆箓要保护藏经洞和补修千佛洞、修建太清宫经费缺乏，向官府报告又没有结果，因此只能用藏经洞文物来换取洋人的“布施”。这一次，斯坦因用大约200两白银，从王圆箓手中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佛画，均为藏经洞艺术珍品。1908年，斯坦因经印度返回英国，将敦煌文物上缴英国政府，后分藏于大英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新德里国家博物馆。

又过了两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敦煌，以500两白银从王圆箓手中换取了一批藏经洞文物，大部分通过海路运回法国，全部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次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委托，前往北京购买汉籍。他随身携带了一些藏经洞文献向京师学人宣示，使国学大师罗振玉等中国学者了解到敦煌宝藏的价值。

于是，罗振玉等提请学部收集剩余的藏经洞文物。学部电令陕甘总督，将藏经洞所余经卷全部购买，运送北京。向北京运送的经卷，当时编号超过10000号。但经过沿途官员的偷窃和运抵北京后被押运官员及其他京官的再次抽检，最后送进京师图书馆的只有8000余件。负责运送这批经卷的甘肃布政使何彦升不仅纵容沿途官员偷窃，还在到达北京后又伙同其亲友李盛铎、刘廷琛等人大肆偷窃和损坏，其窃得经卷后来大部分出卖给日本人。

藏经洞被发现之后的前几十年，王圆箓在默默无闻中渡过了他的后半生，因为没有人关注敦煌。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敦煌学研究出现迅速发展的态势，有关藏经洞文物流散海外的历史，成为学人们深感痛惜的话题，有人将责任归咎于王圆箓，余秋雨甚至在《道士塔》中指责王圆箓是“敦煌石窟的罪人”，“错步上前的小丑”。这样的指责难免武断，还是要面对历史真相，再论功过是非。

（文/樊光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道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