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鸿博

编者按：百年辛亥，百年沧桑。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爆发百周年纪念日，本刊特设专栏纪念，推出《辛亥革命中的那些湖南志士》、《湖南人与武昌首义》、《湘籍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等三篇文章，和读者一起缅怀湖南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丰功伟绩。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拐点。它的爆发，是千千万万爱国志士前仆后继，用无量头颅无量血奏响的时代最强音；它的成功，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画上了休止符，使民主共和的理念深入人心，从此天下成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家一姓之私器。时光悠悠，百载荏苒，回眸那幅百年前波澜壮阔的革命画卷，湖南人无疑在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国士已逝，忠骨依旧，拂去积厚已久的历史尘埃，让我们重读三湘先辈的慷慨壮烈。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历史进入19世纪末，清王朝已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它的衰亡期。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后，国势阽危，山河日颓。然而，就如同病入膏肓的人拒绝吃药一样，清廷仍顽固坚持其封建专制统治，对外卑躬屈膝，对内虐民以逞。在百日维新遭封建守旧势力残酷镇压，八国联军侵华导致签订空前耻辱的《辛丑条约》后，广大有识之士认识到：腐朽满清已不可救药，要想避免亡国灭种之惨剧，唯有动“大手术”——革命！而革命的第一要务在于思想启蒙，在当时中国这个自秦以后便无民权的国度，要唤醒被封建专制荼毒数千年之久的民众，谈何容易？！无数志士为此纷纷发奋著书，大声疾呼。在他们中间，有两位湖南人用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革命气节。

在英国利物浦的安菲尔德公墓，耸立着一块高大巍峨的宝塔状花岗石墓碑，碑塔正面中文书写：“中国蹈海烈士杨先生守仁墓。”塔基用英文写成，中文译为“中国烈士杨守仁，是因政治思想而死的，死时40岁，1910年8月5日”。这名叫杨守仁的中国人，为何在遥远的异乡埋骨百年，他又有着怎样的经历？

1902年冬，有一本书名为《新湖南》在日本东京刊行，而这本以省区命名的书，内容却“名不副实”。书里愤懑地指出：“中兴后，数十年来吾湖南人无日不在黑暗地狱中”，“迫矣蹙矣，亡无日矣”，感叹列强“于是以扶植满洲政府为兼弱攻昧之秘藏，以开中国门户为断腰绝臂之妙术，满洲政府为之伥，而列强为之虎，满洲政府为之囮，而列强为之罗”。痛斥满清官僚“见西客则为娼妓之迷人，见湖南士民则如苍鼠之变虎！”还主张要“改造社会”，“不能仍旧社会而组织之，必须破坏旧社会而涤荡之！”这本“大逆不道”的“反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时人的普遍关注，很快“风行于世”，并且大量越海“传布内地”，成为当时散布“最多”、影响最大的读物之一。这个大胆的作者就是长沙人杨守仁。他的本名叫杨毓麟，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少年时就“益泛览国朝人经说、本国文学、历史。尤留心经世之学，欢迎人所著关于时事之书，独居深念，辄感愤不能自已”。

除了写成《新湖南》这本要早于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革命启蒙书，杨毓麟最为人称道的是他雄浑天下的文笔。1907年，他受聘为《神州日报》总主笔。其间，他撰写了大量的社论、小品文，鞭挞专制，讥讽时弊，不遗余力。其文大胆泼辣，幽默滑稽，时人誉之为“公之文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

他并非舞文弄墨的一介书生。留日期间，他 “专主暗杀，研究爆炸物十余种，尝就横滨梁某学制炸药，因拂案误触药屑失慎，一眼失明。党人能制炸弹，自守仁始”。1903年4月，留日学生集会于东京，召开拒俄大会，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他积极参加，担任北方暗杀团团长。1904年，他参与华兴会组织的长沙起义失败后，为逃避清廷追捕，改名为杨守仁，并与宋教仁等一起逃亡日本，后在日本正式加入同盟会。

1911年夏，杨毓麟在英国苏格兰爱伯丁大学专习英文，闻听黄花岗起义失败，同盟会菁华多殁于此役，于是忧愤难寐，时哭时歌，“精神痛苦，如火中烧”。后更闻列强有实行瓜分中国之说，痛苦日甚，不能自持，遂留下遗书后，于1911年8月5日赴英利物浦大西洋海岸边投海自沉。噩耗传至国内，黄兴悲痛不已，称：“适得杨君笃生在伦敦自沉消息，感情所触，几欲自裁。”

杨毓麟虽未阵亡于沙场，然为黄花岗而蹈海追殉，当为“黄花岗第七十三烈士”亦不为过！

无独有偶，在杨毓麟之前，也有一位湖南志士与他殊途同归，他就是新化人陈天华。

与杨毓麟倾向于“中等社会”领导革命不同，陈天华则带有草根色彩。他幼时从父识读，虽家境贫寒，仍坚持好学不辍。1903年春，他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同年，先后撰写了《猛回头》和《警世钟》这两部流传千古的著作。

革命浪潮汹涌而至，清廷惶恐万分，多次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取缔在日留学生的革命活动。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则》，严禁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干涉留学生的集会、结社、言论、通信自由。留学生不堪其辱，于“规则”颁布后次日，各校代表齐集留学生会馆，要求日本政府取消“规则”，并提出全体留学生罢课归国的建议。11月7日，全体留日学生8000多人实行总罢课，以示抗议。面对这场尖锐的斗争，同盟会内部却发生了分歧，一派以宋教仁、秋瑾等人为代表，组成联合会，主张全体罢学归国；另一派以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为代表，主张忍辱负重，继续在日留学，两派相持不下。陈天华为国家前途担忧惆怅，又为留日学生的分歧而激愤不已。他思前虑后，愈发焦灼难制，最后决定以一死来警醒国人。7日夜，他写下了《绝命书》，“去绝非行,共讲爱国”。8日晨，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以死报国，时年30岁。在他蹈海后留日学生为其举行的公祭大会上，黄兴宣读他的《绝命书》，“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抑”。次年5月22日，其灵柩运回长沙。5月29日，湖南各界为陈天华举行公葬，送葬队伍竟达数万人，绵延十余里。

壮哉！烈哉！两湖南志士以笔墨文字为木铎，捐七尺之躯做活祭，为唤醒彼沉睡之国人，挽救此将亡之国家，慷慨蹈浪，从容赴义，堪比屈子投江，不逊厓山殉海。

满珠王气今已无，君不革命非丈夫！

狭义上的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到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两个半月的事。但在这翻天覆地的两个半月之前，却有一个漫长的酝酿期。其间，各地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无数志士仁人拔剑举义，不吝热血！而湖南人犹甚！

1900年8月22日深夜，月清风微，武昌大朝街滋阳湖畔，12个浑身脚镣手铐的人，被一群荷枪实弹的清兵押解着，默默缓步走向湖边。为首的一名犯人方脸大耳，目光如炽，嘴角紧抿，虽一言不发，但眉宇间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刚毅与浩然。晨曦初露，清兵带队军官走到那人面前，恭敬地拱拱手：“唐先生，时辰已到，请您上路。”这名被称作“唐先生”的人点点头，转过身，面朝着湖水碧波上氤氲愁雾，低声吟诵着自己所作的绝命诗：“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悲怆的诗句刚落，一片血光突泛，溅撒到这沉朦的夜色上。

这位从容受戮的唐先生，就是自立军首领唐才常，与他一起就义的11名志士，都是他的自立军同志。唐才常是浏阳人，与谭嗣同同乡，并称为“浏阳二杰”。1899年秋，他经长沙人毕永年介绍，与孙中山相见于横滨，共谋革命大计。是年冬，他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后易名“自立会”，入会者达10多万，组成自立军五军，自任督办。自立军预定1900年8月9日在湖北、安徽、江西、湖南同时举义。但因叛徒告密，8月21日晚，汉口的起义总机关被破获，唐才常与林圭、傅慈祥、田邦璇等12人被捕。这场自立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意义。这是改良主义流的最后一滴血，也是整个辛亥革命真正流的第一滴血！它使革命派觉醒，改良派分化。正如章炳麟所评：“唐才常，近代中国曾起进步作用之人物，自立军亦应视为一次起义也。”“其后武昌倡义诸人，多其部下，孙武亦自此出。”

唐才常的无畏献身，是一声革命的发令枪。在他之后，有众多的湖南志士沿着他的轨迹，投身于这场救国图存的革命。他们中间，最具代表性的是善化（今长沙县）人黄兴和桃源人宋教仁。

“洞庭浩浩，衡岳峨峨；天生豪杰，为国奔波；革命排满，气壮山河；十年在外，奋斗执戈；建立民国，首创共和；功成身退，四海讴歌。”这是1912年冬，黄兴荣归湖南故里时，夹道欢迎的各界民众齐声高唱的一首《欢迎歌》。这首歌是出生入死、叱咤风云的中华民国开国元勋黄兴的真实写照。在辛亥革命中，黄兴与孙中山并称为“孙黄”。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时，黄兴被选为庶务，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需要指出的是，据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载的《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统计，1905年至1907年间在东京登记的960名会员中，籍隶湖南者156人，居各省之冠。此后，黄兴将主要精力从事于武装起义，在武昌首义前参与并指挥了1907年的钦州、防州、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钦州、廉州、上思、云南河口起义，都遭失败。1911年4月23日，受孙中山之托，黄兴在广州发动了黄花岗起义，他任总指挥。起义前，他抱着以身殉革命事业的决心，留下“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的绝笔书。战斗打响后，他组织敢死队，始终拼杀在前，一直战斗到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

在武昌首义胜利后，面对清廷的疯狂反扑，他更是临危赴命，苦撑糜局。1911年10月28日，他和宋教仁由沪至汉，正值汉口局势最为紧急之时。11月3日，他就任战时总司令，时湖北军政府在武昌阅马场为其举行了隆重的登坛拜将仪式。在战斗中，黄兴周密部署，指挥若定，督率将士英勇杀敌。在十里铺血战中，参谋部副部长杨玺章正与黄兴谈话，突然头部中弹身亡，但黄兴“泰然不为动”。在整个阳夏之役中，黄兴统领革命军在军粮不继、枪械无援、以寡敌众的情况下，英勇奋战，坚持一月之久，拖住了清军主力，为各省次第独立赢得了宝贵时间。后汉阳失陷，黄兴辞职回沪，参与筹建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诚如章炳麟之所赞黄兴：“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如果说黄兴是“执戈重武”，那么另一位湖南志士宋教仁则是位极带理想色彩，“非徒有破坏力且有建设力”的民主宪政先行者。他少年时，当闻甲午战败，台湾等地割让日本，曾痛哭流涕，愤然赋诗：“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立誓长大“文不借笔，武不借刀”。1904年，他与黄兴等创立国内最早的革命团体华兴会，任副会长。1905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组织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后《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为《民报》，为同盟会机关报。同盟会成立后，他任司法部检事长和《民报》庶务干事兼撰述。当时，革命党人多注重学军事，而他认为“满清脆弱易破坏，而言治者今犹无闻，吾党不得辞其责”。后他转入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注重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法律制度、议会等的潜心研究。1907年，宋教仁前往东北联络当地反清武装力量。在此期间，他得知日本欲寻找借口吞并位于图们江以北的中国领土间岛，于是全力以赴，查阅典籍，寻找证据，编纂出《间岛问题》一书，成为清政府与日本就间岛问题谈判的重要筹码，捍卫了国土完整。黄花岗之役后，同盟会人心日涣，为挽救此革命危局，宋教仁与谭人凤等在沪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他任总干事。

为人所叹慨不平的是，这位“学识冠时，为世推重”的革命元勋没有捐躯于反清疆场，却在革命成功后，凋殒于共和世界！1913年3月20日，他在进京组阁途中，于上海火车站遭袁世凯所派刺客暗杀。弥留之际，他仍念念不忘民主宪政大局。

长夜漫漫，赤血作灯！除以上3人，我们还应记住刘揆一、刘道一、章士钊、赵必振、禹之谟、覃振、杨王鹏、钟畸、陈家鼎、范治焕、曾祥荣……这些有名以及无数无名的湖南志士，他们文韬武略，舍生忘死，为武昌首义的最终爆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都该被历史所铭记！

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这次起义虽然爆发于湖北，但却和湖南有着莫大的关系。可以说，若非湖南人，便无首义！

组织策划武昌首义的领导团体有两个：共进会和文学社，比较而言，起主要作用的乃为文学社。首义前，文学社的骨干分子几乎全为湖南人，首义中，文学社成员贡献最大，牺牲也最为惨重。相比起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些光耀千秋、历代传颂的革命家，文学社社长、武昌首义总指挥蒋翊武显得身后沉寂寡名，但若论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他与以上诸人当毫不逊色！

蒋翊武自幼成长于澧县一个贫苦长工之家， 20岁时加入华兴会，曾参加过华兴会起义。1911年初，他担任文学社社长，文学社迅速发展成为武汉地区最有影响的革命团体。在革命舆论宣传上，他大力资助《大江报》，使之成为文学社机关报，该报以广大新军下级官兵为主要宣传对象，使新军士兵与文学社心声相应，思想迅速倾向革命。1911年8月，他亲自制定了起义计划。9月，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组建起义总指挥部，他被推举为总指挥。在10月9日晚，蒋翊武发布了武装起义命令，虽然随后出现了总指挥部遭破坏，起义计划泄露，刘复基等人惨遭杀害的意外情况，但起义军还是坚定执行了他原来下达的命令，使起义如期发动。起义成功后，蒋翊武先任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奔走于武昌、汉口之间。在战时总司令黄兴辞职后，蒋翊武被革命党推出来挽救危局，任护理总司令官，负责保卫武昌，直到南北停战议和。对此，孙中山曾评价他：“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

除了蒋翊武，文学社还有一位在武昌首义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湖南志士。但甚为痛惜的是，这位志士没能亲眼看到武昌城头升起的那面铁血十八星旗，他倒在了首义的前夜，他就是被誉为“文学社的诸葛亮”、“文学社之重心”的刘复基。刘复基是早期同盟会员，曾随宋教仁联络常德会党谋应华兴会长沙起义。文学社成立后，他担任评议部长。在革命活动中，他一方面努力巩固和发展文学社，另一方面竭力推动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并在磋商联合中充任文学社首席代表。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楚雄楼10号共同召开会议。刘复基在会上眼见革命同志因意见不一，几欲分裂，关键时刻他慷慨陈词，消除了两团体间的芥蒂，合作遂成定局。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舜寓所召开联合大会，刘复基被推选为军事指挥部调查部副部长，兼常驻筹备员。10月9日，宝善里机关因炸药爆炸被查抄，清廷遂大肆搜捕。他闻讯后，奋然倡议“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成败利钝，非所计也”，力促提前举义。起义总指挥蒋翊武根据他准备的地图和方略，草拟了当晚起义的命令。当晚10时，小朝街指挥部正等待起义的炮声，清廷军警忽至。危急时候，为掩护同志，他挺身而出，投弹拒敌，受伤被捕。当夜提审时，他坚贞不屈，“自供革命不讳，大骂清官吏无耻”。次日凌晨，刘复基在湖广督署东辕门与同时被捕的彭楚藩、杨洪胜一起慷慨就义，为“武昌首义三烈士”。

在首义中，还有位不得不提的湖南人，他就是“同盟会老人”谭人凤。他1860年出生于新化一普通农家，少年时曾加入洪门会党，1906年赴日参加同盟会。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从上海赶到汉口，着力策动共进会、文学社通力合作，共举大义。在首义成功后，他冒险渡江入武昌，与黎元洪相晤，促其下令进击清军，遂使起义后混乱局势稍安。10月22日长沙起义成功，他又到长沙敦促湘军援鄂。在新军出发前的誓师会上，亲赋军歌，以励士气。12月初，因阳夏之役失利，汉口、汉阳相继失守，战时总司令黄兴辞职，都督黎元洪弃城出逃，革命军顿时群龙无首。千钧一发之际，谭人凤被公推为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节制武昌各军及各省援军。他身先士卒，指挥各军同仇敌忾，稳定了革命大局。对谭人凤之功，章炳麟评价：“当是时，微君武昌几殆。”

武昌为全国之首义，湖南即为全国之“首应”。10月22日，共进会员，浏阳人焦达峰、陈作新率领长沙新军发动起义。次日，焦达峰、陈作新被公推为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清廷派军南下反扑，武昌危急。湖南军政府成立后，便立即组军援鄂参加阳夏之役。在战斗中，不少湖湘子弟捐躯沙场，用鲜血保卫了首义之地！在武昌首义后带动的全国其他各省的革命起义中，湖南志士也当为翘楚：云南军政府都督为宝庆（今邵阳）人蔡锷；甘肃临时军政府都督为宁乡人黄钺；吴淞军政分府都督为安仁人李燮和；福建军政府都督为慈利人孙道仁；山东都督为孙中山委任的桃源人胡瑛；广西都督为原清广西巡抚善化（今长沙县）人沈秉坤；长沙人张百麟被众推为贵州省枢密院院长，实掌军政要权。

纵观首义全程，湖南人厥功甚伟！抚今忆昔，慎终追远。百年苍黄翻覆，百年家国沧桑。辛亥革命那壮丽浩荡的一幕早已化为云烟，但历史岂容遗忘！百年前的那些湖南志士们以血忠荐皇皇轩辕，舍身肇造共和中华，他们的功绩如日照千峰，似月印万江，并星岳同生，与天地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