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波(回族)

在回族聚居的宁夏最南端的泾源县，六七十岁的老人都清楚地记得黄花乡以前曾有一个叫佛香庄的村子，这个村庄位于现在叫华兴村的位置。华兴村是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把原来的崇义村和佛香庄合在一起重新取的名字。

根据本人前年作古的伯父白永太所写的《白氏家谱》，佛香庄村名的“佛香”二字是一种误读。因为，按当地方言的发音，“佛”不读fó，而读fú；“香”xiāng，其实也是“羌”qiāng的误读或讹传。村名最初的发音应是“伏羌”，而不是“佛香”。另外，据当时的崇义村人张逢泰于1939年主编的泾源县第一部县志《化平县志》所载的《化平县舆地总图》所示，在现在华兴村所在的地方当时有两个村庄，一个是羌庄，一个是崇义。本人多次走访一些村中老人，也通过回忆自小听村中长辈所说，以前确有佛香庄，或伏羌庄一说。另一可资证明的线索是，从清朝同治十年至今，当地所居者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他们不可能给自己的村庄起一个与“佛”有关的名字。

从这些线索判断，伏羌庄就是曾经位于现在黄花乡华兴村位置的一个小村庄。这是一个使本人大半生不论身居何方都魂牵梦萦的地方，它也是一个像泾源其他任何一个村庄一样，曾有一段悲壮历史的山野小村。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不仅县内的人，甚至连华兴村里的年轻人，对自己村子曾经的名字有所了解的人已经不多，而把它和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人更少。

现在让我们来关注伏羌这个村名，以及这个村庄为什么会叫伏羌，叫这样一个名字意味着什么。

伏羌本是甘肃省天水地区的一个县名，但这是1928年以前的名字，该县现在的名字叫甘谷。那么，宁夏泾源县的回民为何给自己的村庄取了一个远在甘肃天水地区的县名呢？

这得从一百五十年前的陕甘回民起义说起。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三月，因不满清朝残酷压迫，揭竿而起，反抗朝廷的太平军西征部队进入陕西，各地回民纷纷响应。这一年的三月十九日，陕西阿訇任武在渭南聚众起义。任武聚集回民响应太平军的起义是事出有因的。1862年春，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强迫回民抽拔壮勇，还不时虐杀回民。回民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响应任武阿訇的召唤，这才有了渭南回民杀张芾，攻克华州等地，围攻西安，占领渭河流域，屡败清军的壮举。也因为回民军所向披靡的气势使清政府大为震惊，于是在同治二年初，清政府又以多隆阿为钦差大臣，命其率部西进进攻回民起义军。清兵在多隆阿的带领下，相继攻陷回民军后方基地羌白旗、王阁村等地，并借口“护汉”，在史家河一带屠杀回民。回民起义军首领任武在被动、失利的情况下，于同治三年率部退往甘肃。当时，甘肃、宁夏、青海广大地区的回民也纷纷起义，并逐渐形成四支主要力量：以马占鳌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甘肃南部；以马化龙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宁夏；以马文义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青海东部；以马文禄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甘肃西部。其中以马化龙部力量最强，成为整个西北回民起义军的中坚。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过程中为清政府立下大功的左宗棠被委以钦差大臣，督兵西进攻打回民起义军。他在陕西与甘肃交界处招降了以董福祥为首的散兵游勇，成为回民起义军的凶恶敌人。左宗棠制定了所谓三路平回之策：北路派刘松山由绥德取道花马池，进攻金积堡；南路派周开锡由秦州进攻巩昌、河州、狄道；中路由左宗棠本人和刘典督清军自乾州，沿陕甘大道进入甘肃。

当时，在清军的追杀和围堵下，陕西和甘肃的回民几乎全部被裹挟进边打边退的起义队伍里。甘肃伏羌县的回民也被追杀着一路逃到了宁夏吴忠金积堡。

同治八年二月，左宗棠移军乾州，一心想扫除当时聚集于甘肃、宁夏的回民起义军。这一年八月，刘松山进兵灵州，进逼吴忠，又分兵到宁夏峡口，对金积堡形成包围态势。金积堡地区的回民起义领袖马化龙团结了本地的回族群众，并吸收了从陕西入甘的白彦虎等部队，在金积堡周围布置了五百七十八座堡寨，不时出奇兵攻击并截断清军的粮运。但因为刘松山持续地向金积堡进攻，并缩小了包围圈，破坏了起义军不少堡寨。第二年正月，刘松山被白彦虎部下打伤致死。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继承了其职位和其对回民起义军的步步围剿政策，采取严密包围的办法，长期围困回民起义军。金积堡人多粮少，日子一久，粮食问题变得非常紧迫。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形势对起义军已经非常不利。马化龙担心日后堡垒一一被攻破，会使追随他的众多回族民众都死在清兵刽子手的利刃之下，他决心以个人的生命来换取回族大众的生命，便率领自己的儿子及亲属受缚。同治十年正月十三日，马化龙与亲属及反清首领共一千八百余人被清廷残酷杀害。罹难后，清廷将马化龙的头颅遍示全国各地达十年之久。教民为纪念马化龙殉难，尊其为“十三太爷”（即同治十年正月十三日被害之意），并在吴忠设立拱北以示纪念。马化龙父子及众多族人、将领受到凌迟，但不少回民的生命却得以保全，这些人后被驱赶到平凉一带进行了遣散。那是怎样的一条血泪之路啊！

1871年的年初对于在金积堡劫难中幸存下来的回民来说，并没有任何值得庆幸的。那年的雪异常大，天也异常寒冷，近万名男女老幼被用绳子串着，他们衣不蔽体，饥肠辘辘，被清兵鞭打着，赤脚行进在从宁夏吴忠到甘肃平凉四百多公里的风雪之路上，每天只能行走十来里。现在只用四五个小时就能到达的距离，他们走了三个多月，不知又有多少人因饥渴与寒冷倒毙于路旁。如今，我每一次坐车行走在这条非常熟悉的路上时，我会忽然忆起一百四十年前，那近万人艰难行进的情境。当我想到那些人中就有我爷爷的爷爷时，我的情感总是难以抑制！

伏羌村得到自己的名字就是在清同治十年，即1871年。那是怎样一段光阴如刀，腥风血雨的岁月啊！

最终到达平凉后，由左宗棠指挥，对这些老弱病残进行了遣散之前的又一次甄别，然后给每人一把铁锹、一把嬐罚再给一点种子，就被指派到平凉周边的荒山野岭。

据1995年12月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泾源县志•大事记•清》所载：“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三月，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请清廷划平凉、固原、隆德、华亭四州县地，置化平川直隶厅，归平庆泾固化道所辖。并驱逐当地土著汉民，将陕甘起义失败的回众九千四百八十人安插于此。并派道员冯邦栋，总兵喻胜荣驻厅镇守。”

据我伯父白永太在家谱中的记载，我爷爷的爷爷当时和另外两个族人被指定到了今天的泾源县黄花乡华兴村所在的地方。他们初到这里时，据说整个黄花川了无人烟，一人高的蒿草一望无边。他们放火烧去了蒿草，一点点开出了地，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因为他们就是来自于甘肃伏羌县，所以就把这个地方叫做伏羌庄。在随后不长的时间里，又有甘肃各地的回民被遣散于黄花川，同时，大量的陕西回民也被遣散到了泾源县黄花乡以南的大片地区。

伏羌庄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是我生命之根所系之处，它更是我的祖先在血雨腥风的岁月里生命历程颠簸跌宕的一个驿站。或许有一天，一些地名会变得面目全非，或许现在的华兴村以后会被改成另一个更时髦的名字。但在我的意识深处，永远会留一块地方，以保存一个普通但神圣的名字——伏羌庄。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伏羌庄在国家与世界的悄然或巨大的变化中继续演绎着自己微小又不平凡的历程。据《泾源县志•大事记•清》记载：“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二月，崇义、官庄、北面初级小学成立。”这是伏羌庄历史上不该被忽略的一段。因为是崇义村和伏羌庄合而为一组成了如今的华兴村，所以崇义小学的设立，对于整个华兴村，以及黄花周边地区都是一件不同寻常的盛事。崇义小学的设立也为崇义、伏羌两村庄赋予较好的文化根基。

到1939年，历史又一次与伏羌庄不期而遇。据《泾源县志•大事记•民国》记载：“民国二十八年六月，马国瑞领导的第二次固海回民起义军进入化平县黄花川、北面河一带，屡挫官军。国民党政府派拜伟、张振武、郭南浦、穆二阿訇四人组成劝慰团到化平与马国瑞‘谈判，有意拖延时间，并设重兵围剿。起义军与国民党九十七师激战于白面河，义军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失败，马国瑞阵亡。化平籍起义军八十余人被俘，除三十余人遭枪杀外，其余被送县政府教养院‘感化。”伏羌村民中挺身而出参加义军的人数已经难以确知，但追随义军，后被‘感化过的人依然还有在世的。在当年的伏羌庄

——现今的华兴村有一位已至耄耋之年的德高望重的叫马玉山的老人，在他十六岁那年，看到马国瑞的起义军开进伏羌庄，他就义无反顾地与几位年龄相近的村民一起加入到了义军的行列中。起义失败使他的几位同伴再也没能回到庄子里来，而他本人在经历了被俘和所谓的“感化”之后，在后来的岁月里，他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使自己成为整个伏羌庄，乃至整个黄花川阿拉伯文水平最高、伊斯兰宗教学识最渊博的阿訇之一。他终身以身作则，为完善乡亲们的道德素质，提高村民的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获得了乡亲们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和赞成。前年，他荣幸地被国家宗教部门评为优秀宗教工作者，并受邀到北京免费旅游参观。

伏羌庄是普通的，又是独特的。说它普通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半个世纪里，它同泾源，乃至全区、全国绝大多数偏僻乡村一样，默默地经历着沧桑变化。它时时落伍于时代潮流，但从没原地踏步，它以自己的节拍和步调追随着这变革的时代。说它独特，是因为它总会在岁月的流动中闪现出独特的魅力，总是会涌现出具有独特崇高道德境界的人物。这样的人会使伏羌人文传统深层的脉动得以激活，会为村落式文化传统的承继创造持久的典范。前文提到的本人的伯父白永太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洁身自好、清贫高雅的乡村名士。

工作四载长，辞政继相行。

艳阳随我耕，清风送谷香。

鸟语体琴音，明月照书窗。

菜饭补丁衣，颇感身心畅。

这首诗就出自只受过小学教育的伯父白永太之手，其语言、韵律、境界，使我每读一次都会有许多感慨和叹服。伯父生于饥荒与战乱频仍的1930年，十六岁就参加了解放军，为国家作出过贡献；解放后他只在单位工作了四年，就因奸人陷害而失去了工作，回家务农。可他是怎样一位农民呢？在艰苦、拮据、灾害连连的岁月里，他在劳动养家之余，使自己成了一位能读阿拉伯语《古兰经》，能参与干尔麦里，能给亡人上坟念经的穆斯林；他在四十岁时开始学习中医，后来成为村子里唯一一位能为所有村民提供医疗服务的赤脚医生；他还时时不忘学习与创作，一生写了近百首格律诗；他也喜好对句，把单调的中药名联成对子，使之趣味迭生；他更喜爱书法，把自己的诗句小心翼翼地用小楷一一写出，还把穆罕默德先知的“辞世遗训”非常工整地用正楷写在白布上，又裱了木框，挂在厅堂正中的墙上；谁又能想到，他还是一位深谙音律之人，会用简陋的琴弹出动人的旋律；他更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终生都喜爱侍弄花草；更为难得的是伯父不辞辛苦，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编辑出了一本家谱，使族人知道自己的根在甘肃甘谷县，即以前的伏羌县。

因为这些，同时，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本人一直以为，伯父是伏羌庄里难得的一位素洁、高雅、多才的穆斯林。他在世时被众乡亲所推崇和敬重；他去世了，留给后人的依然是完美、高洁、俊逸的姿影。伯父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富有生命意识和人生洞见的诗人。因为在他病重而走向生命终点的日子里，他虽然知道自己大限将近，但他的诗才与气度并没有随病魔的肆虐而逝去。他的诗思仍然华丽，才思依然敏捷，只是于华丽中添加了些许无奈与悲壮。他仍然以诗人的情怀抒发自己的感喟，并且是借花抒怀，情如滴泪。请看伯父辞世前的最后一首诗：

春来花开花相依，秋去花落我惋惜。

如今我去花依在，樱花盛开送我归。

作为伏羌庄清贫的才子、黄花川道德的楷模，伯父在繁花似锦的季节走完了自己瑰奇的生命之路。他一生清贫但境界高远，地位卑微但人格伟岸！我祈愿，我们都有能力和福分在生命之路的尽头，在对鲜花的赞美中合上自己的生命之书。我觉得，这样的境界与神态是正道之人提前得到的来自于天国的祝福！这样的品格与修养是伏羌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象征。因为他，伏羌庄又一次被从尘封的历史中推向前台，所以，纪念历史就是纪念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境界和品位！

伏羌庄作为一个村名，它无疑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事实和精神载体，它依然是鲜活和实在的。正是这种文化与精神使这块地方平静而又灵动，自然而又深沉。这种文化特质使这里的社会风气从不浮躁、从不张扬、从不极端，年轻人好学上进，壮年人智慧成熟，老年人清雅脱俗。不论别人承认与否，本人以为，不管是现在整个村庄的平静与自然，还是灵动与深沉，都与其“伏羌庄”的名称和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是其历史的庄重赋予了当代伏羌庄人特有的人格内涵。拥有如此内涵的人是自律的、自足的，拥有如此内涵的村庄也必然是恬静的、和谐的。

二十一世纪初，在兰州学习的三年中，我曾多次向认识的甘谷人打听那里还有没有回民。我的确非常想去走访一遍那个与自己血脉相连而又十分陌生的地方，可得到的回答是：甘谷没有回民，很久以前没有离开的回民在随后的岁月里也因各种历史原因已不是回民了。无法去探访祖先曾生活过的地方，因为那里已经找不到线索，这可能是我心中永远的痛了。我只有在心中将伏羌这一名字深深镌刻，久久珍藏！

我此生会时时谨记：有一个村庄叫伏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