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于2007年就隋唐时期幽州弘业寺收藏舍利的情况撰文进行了讨论[1]，当时未能见到王世仁先生《北京天宁寺塔三题》[2]一文，仅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厘清了智泉寺非弘业寺，幽州在隋仁寿年间曾两次分别收藏舍利于弘业寺和智泉寺，却错将弘业寺比定作天宁寺的前身。2010年，欣见王世仁先生再撰《隋幽州弘业寺及智泉寺史实考略》[3]一文，仔细研读后，笔者结合其它文献进行分析，发现隋仁寿年间幽州收藏舍利的史事已将趋清晰，故撰此文，再申此事。

一、幽州与隋仁寿年间的舍利颁藏活动

王世仁先生排比文献后认为，隋文帝仁寿年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舍利收藏活动，文献、碑石资料关于幽州弘业寺和智泉寺的舍利收藏情况就是这三次中的两次，不必将两寺强合为一寺，也不必将两次收藏活动强合为同一次。这一结论还是较为妥当的。隋文帝仁寿年间的三次大规模舍利收藏活动分别进行于仁寿元年、仁寿二年和仁寿四年。

仁寿元年（601年）的舍利收藏活动，有隋文帝于是年六月乙丑日颁发的《立舍利塔诏》传世[4]。各州收藏舍利后，也都有舍利感应情况的奏表，王劭《舍利感应记》逐一记载了30州的舍利感应情况，因此也留下了这30州的州名[5]，幽州没在仁寿元年六月获颁舍利的30个州之内。

仁寿二年（602年）的舍利收藏情况，仁寿元年十二月隋文帝颁《再立舍利塔诏》称：

……朕已分布远近，皆起灵塔。其间诸州犹有未遍。今更请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诸州依前造塔。所请之僧必须德行可表善解法相，使能宣扬佛教，感悟愚迷。宜集诸寺三纲，详共推择，录以奏闻，当与一切苍生同斯福业[6]。

从诏文知，此次舍利收藏是仁寿元年舍利收藏的延续和补充，考虑到仁寿元年舍利收藏未遍，所以隋文帝再颁舍利于51州。王劭《舍利感应记别录》记载了其中43州的感应情况，其中即有幽州的舍利感应奏表[7]，幽州在此次获颁舍利州之列，不存在争议。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又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舍利收藏活动。此次舍利收藏情况，史籍记载相对较少，但仍能通过零散记载得知其大致情况。《续高僧传·释昙迁》载：

仁寿元年……即请大德三十人安置宝塔为三十道……二年春，下敕于五十余州分布起庙。具感祥瑞如别传叙之。四年又下敕于三十州造庙。遂使宇内大州一百余所皆起灵塔劝物崇善[8]。

《续高僧传·释洪遵》载：

仁寿四年，下诏曰：……朕已分布远近，皆起灵塔。其间诸州犹有未遍。今更请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诸州依前造塔。所请之僧必须德行可尊善解法相，使能宣扬佛教，感悟愚迷。宜集诸寺三纲，详共推择，录以奏闻。当与一切苍生同斯福业。……登又下敕。三十余州一时同送[9]。

从上引两条史料知，仁寿四年隋文帝又进行了一次颁送舍利的活动，颁舍利诏书与仁寿二年诏书完全相同，不知是否为记载的疏误。此次颁舍利活动涉及的州数，《昙迁传》记作30州，《洪遵传》记作30余州。

仁寿四年颁舍利活动无感应录类奏表传世，所以，没有30个州名的集中记载，但通过送舍利僧人的传记记载，仍可大致复原此次颁舍利的相关诸州，此不冗赘。幽州在仁寿四年获颁舍利的30州之内，这有见于著录的会昌六年《悯忠寺重藏舍利记》和法源寺藏景福元年《重藏舍利记》碑文为证[10]，前揭拙文已有详引。

在厘清了隋文帝仁寿年间进行的三次大规模舍利收藏活动和幽州两次有幸获颁舍利的情况后，以下具体探讨幽州两次收藏舍利的相关情况。

二、仁寿二年幽州的舍利收藏及相关情况

仁寿二年（602年），幽州获颁舍利藏于弘业寺，负责送舍利往幽州者为僧人宝岩。王劭《舍利感应记别录》收载的幽州感应奏表载：“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于弘业寺安置舍利。”《续高僧传·宝岩传》载：“释宝岩，幽州人……住京下仁觉寺，守道自娱，无事交厚。仁寿下敕召，送舍利于本州弘业寺，即元魏孝文之所造也，旧号光林，依峰带涧，面势高敞。”[11]从引文知，幽州此次收藏舍利的寺院为弘业寺，所处的地理形势为“依峰带涧，面势高敞”，符合仁寿元年颁藏舍利时对藏舍利寺塔地理形势的要求：“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旧无山者，于当州内，清静寺处，建立其塔。”[12]前揭拙文错误地根据后世对天宁寺历史的追述，而无视弘业寺“依峰带涧，面势高敞”等特点的描述，将弘业寺比定为天宁寺的前身。弘业寺非天宁寺，王世仁在《北京天宁寺塔三题》中考订得较为精当。两寺非一寺，明以前的史料记载虽少，但未混同。自《长安客话》引《神州塔传》“隋仁寿间幽州弘业寺建塔藏舍利即此，唐开元间改额天王寺”[13]的记载后，魏光林、隋弘业、唐天王、金大万安、明天宁诸寺遂被混为一寺。

藏舍利的弘业寺究竟在何处？王世仁先生在前揭两文中指出，按寺院地形地势的描述，此寺只可能在幽州界内的西山一带。这种推测还是较为合理的。1987年6月，出土于房山城关镇车坟村砖厂的元和三年《史光墓志》载：“弘业，隋朝之古寺也。宝刹山立，仁祠洞开，佛事至大，待人弘阐。恒微常清净办事，曾□□纲，又居上府，今即为佛寺之奥主也。”[14]从志文可知，北京地区隋代确曾有弘业寺存在，且至唐元和年间尚规模可观，“佛事至大”。可惜志文未载寺址。从墓主之子恒微“居上府”、“为佛寺之奥主”等信息及墓志出土地点来看，可否认为此寺就在墓志出土的房山区呢？另，1985年在房山区城关镇洪寺村西发现一处弘业寺塔基遗址，现存塔基高1米，周围有辽代沟纹砖[15]。《房山县志》载：“在县西三里高阜上，按今塔已圮。土人呼其地曰塔岗，盖弘业寺塔也。”该塔基现按周围的辽砖被断为辽代，前揭拙文据此认为，它与隋代的弘业寺及其舍利收藏塔没有多少联系。但目前看来，它应该是隋仁寿二年藏舍利的寺院。据《北京文物地图集》上册《房山区文物图（东部）》载，弘业寺塔基位于现房山区城关街道燕洪路东侧洪寺附近，该地紧傍西沙河，西北邻西山南麓海拔1307米的猫耳山[16]。从地理形势看，符合仁寿年间颁藏舍利对寺院地理形势的要求。至于《北京文物地图集》对房山弘业寺塔基的断代，应该值得推敲。另外，从现在的洪寺地名可以获知，该寺后来曾被改名为“洪寺”或“洪业寺”，“洪寺”地名系由寺名而来。当然最后的认定，还有待更直接的文献或考古材料。

幽州执行这次舍利收藏活动的情况，由本州所上的奏表可以获悉[17]，其具体步骤是：仁寿二年（602年）三月二十六日，将舍利石函安置在弘业寺。至四月一日，起斋行道；三日亥时，焚香供养舍利；八日，舍利入函。其日程安排一如隋文帝诏令的规定。

三、仁寿四年幽州的舍利收藏及相关情况

会昌六年《悯忠寺重藏舍利记》记载了仁寿四年幽州收藏舍利的情况。文载，仁寿四年幽州主持收藏舍利的地方长官是刺史窦抗；收藏舍利的寺院为智泉寺，位于幽州“子城东门东百余步大衢之北面”，显然属于仁寿年间颁藏舍利对寺塔地理形势之第二种要求，即“旧无山者，于当州内，清静寺处，建立其塔”。寺塔于太和八年（834年）遭火灾，会昌五年（845年）废毁，会昌六年置胜果寺。此后寺史不明。对所藏舍利的记载为：板筑胜果寺时，八月二十一日，于废寺火烧浮图下，得石函宝瓶舍利六粒，送悯忠寺，并于九月藏于该寺之多宝塔下。

法源寺藏景福元年《重藏舍利记》[18]碑文未载舍利初藏之寺院，同时将初藏舍利时间记作仁寿二年，但我们根据碑文中的相关信息，认为该碑也是对仁寿四年智泉寺所藏舍利的重藏记载，原因如下：第一，碑文记载，主持收藏舍利的幽州刺史为窦抗，窦抗任幽州刺史的最早时间是仁寿四年，已见前揭拙文考辨；第二，碑文记载“敕天下大州一百处建舍利塔”，仁寿二年，建舍利塔的大州仅有80余处，至仁寿四年才达100余处；第三，此碑从太和八年火灾至迁藏多宝塔的记事与会昌碑记完全吻合。因此，我们认为该碑记事中，仁寿二年应为仁寿四年之误；至太和八年，舍利收藏应为231年。会昌六年（846年）重藏于多宝塔下后，至中和二年（882年）再遭火灾，应该经历了36年，碑文载“卅三载”，“三”应是“六”之误。显然，该方重藏舍利碑与弘业寺舍利无关，而是仁寿四年智泉寺所藏舍利的重藏记录。

幽州两方《重藏舍利记》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舍利塔的形制。从仁寿元年《立舍利塔诏》知，舍利塔由“所司造样”。幽州两方《重藏舍利记》对舍利塔形制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分别记作“创木浮图五级”和“创造五层大木塔，饰以金碧”。可见，仁寿年间三次颁建的舍利塔为木塔，塔高五层，且饰以金碧。王世仁先生根据1989年在唐长安城中发掘的青龙寺（前身是隋开皇二年建的灵觉寺）基址和日本奈良法隆寺五重塔推测，仁寿年间的舍利塔应与开皇二年的灵觉寺塔是统一设计，与日本法隆寺塔的尺度和造型大致相同，认为隋仁寿年间的舍利塔都是颁舍利当年建成的。

瘗埋舍利一般要有盛装舍利的瓶、函及铭，还要有陪瘗舍利的“七宝”和施舍财物等。幽州会昌年间《重藏舍利记》记载了隋仁寿四年智泉寺所藏舍利的共藏物，“于废寺火烧浮图下，得石函宝瓶舍利六粒，及异香、玉环、银扣等物”。景福元年《重藏舍利记》载：“黄金瓶如老麦量，内藏一粒，仁寿舍利也。二粒在塔（阙一字）内，又二粒在小金合子内，又九十粒如银粟状，在琉璃瓶内，玉环二发七综金铜棺椁异香钗钏等。”从会昌收藏记的简练记载知，幽州智泉寺所藏仁寿四年舍利的同藏物有石函、宝瓶、异香、玉环、银扣等。至景福元年重藏时，与舍利同藏物有黄金瓶、小金盒子、琉璃瓶及玉环二发七综金铜棺椁异香钗钏等，同藏物增加了不少。

四、仁寿年间两方幽州舍利塔下铭的推测

舍利塔下铭是重要的舍利共藏物之一，隋文帝仁寿年间三次建塔的《舍利塔下铭》有部分见于著录或发现，据不完全统计，仁寿元年者有6方[19]，仁寿二年者有3方[20]，仁寿四年者有3方[21]。通过比照，我们发现，除邓州及番州等个别州县的舍利塔下铭差异较大外，其余的铭文除时间、贯属、寺名及个别字的不同外，都遵循了统一格式和内容，兹选青州碑拓本铭文为例，录文如下：

青州舍利塔下铭

维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青州蓬山县胜福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皇子孙等，并内外群官，爰及庶民，六道三途，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永离苦空，同升妙果。孟弼书。敕使大德僧智能（侍者昙辩、侍者善才）、敕使羽骑尉李德谌。长史邢祖俊、司马李信则、录事参军丘文安、司功参军李佶。[22]

番州舍利塔下铭内容与格式有别，兹引录如下：

番州弘教寺分安舍利塔铭

皇帝痛切生民，宏赞妙道，万几综括，清问法师，精诚谅至，珍信舍利。既恭立名郡，龙象效灵，黎庶挺达乐墟。寻为显扬秘蕴，使举雕题缓耳，洞明幽牒，异俗同化。以仁寿元年五月朔日，诏南海省方长□建塔弘教寺，分安舍利。复舍大比丘晓玄白金千两，蜀绢五十匹。尔纶温鼾功德魏焕和尚率大小沙门陈设作礼罢，碣石蕃隅都被隆赐，□怀大千□气之徒，远绝罗网，□□□大兴，□永固王图，飞凤丹□，□□□□。欧阳询书。[23]

邓州舍利塔铭的内容与格式也大不相同，其文如下：

邓州舍利塔下铭

大觉湛然，照极空有。慈愍庶类，救护群生。虽灵真仪，不同灭度。而遗形散体，尚兴教迹。皇帝归依正法，绍隆三宝，思与率土，共崇善业。敬以舍利，分布诸州，精诚恳切，大圣垂佑。爰在宫殿兴居之所，舍利应现，前后非一。顶戴欢喜，敬仰弥深。以仁寿二年岁次壬戌四月戊申朔八日乙卯，谨于邓州大兴国寺，奉安舍利，崇建神塔。以此功德，愿四方上下，虚空法界，一切含识，幽显生灵，俱免盖缠，咸登妙果。[24]

幽州两次收藏舍利的塔下铭尚未发现，我们推测，若不是特别格式的话，当与青州舍利塔下铭的内容及格式相一致。

综合上述，隋仁寿年间幽州藏舍利的情况可以总结如下：

1、仁寿年间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舍利收藏活动，幽州有两次名列其中，一是仁寿二年藏舍利于弘业寺，一是仁寿四年藏舍利于智泉寺。

2、仁寿二年藏于弘业寺的舍利，今仅有幽州所上的感应奏表传世。仁寿四年藏于智泉寺的舍利，有两方重藏碑文传世，其中会昌年间的重藏记刻石尚存于今法源寺。从两方重藏记可以获知舍利共藏物，在重藏舍利时，还会增加共藏物。

3、幽州两次收藏舍利的塔下铭均未发现，但隋仁寿年间三次重藏舍利的塔下铭有12方有铭文存世，除邓、番二州外，其它均遵循了统一格式及内容。两方幽州舍利塔下铭若没有特别格式和内容的话，当与青州舍利塔下铭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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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盛会莲：《隋唐时期幽州弘业寺藏舍利史事考》，《文物春秋》2007年1期。

［2］王世仁：《北京天宁寺塔三题》，《北京文博》1996年2期。

［3］王世仁：《隋幽州弘业寺及智泉寺史实考略》，《北京文博》2010年1期。

［4］［12］《全隋文》卷2杨坚《立舍利塔诏》，载《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第4026页。

［5］同［4］，卷21王劭《舍利感应记》，第4139-4143页。

［6］同［4］，卷2杨坚《再立舍利塔诏》，第4027页。

［7］［17］同［4］，卷22王劭《舍利感应记别录》，第4144-4148页。

［8］《续高僧传》卷18《习禅三·释昙迁》，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史传部二》，新文丰出版公司，2002年，第573页。

［9］同［8］，卷21《明律上·释洪遵》，第611页。

［10］《全唐文》卷987阙名《重藏舍利记》，第4529页；《帝京景物略》、《春明梦余录》、《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钦定日下旧闻考》、《金石补录》、《寰宇访碑录》、《畿辅通志》、《北平法源寺沿革考》和《全唐文》等书著录了碑文。参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法源寺》第49页《悯忠寺重藏舍利记》说明，法源寺流通处1981年印行。

［11］同［8］，卷26《感通下·释宝岩》，第674页。

［13］《长安客话》卷2《天宁塔院》，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 第66页。

［14］《史光墓志》，载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下册）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15］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文物地图集》下册，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04页。

［16］a.同［15］，第192-193页；b.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编制：《北京市行政区划地图集》，湖南地图出版社，2005年；c.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编制：《北京市地图册》，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1994年重印。

［18］同［10］，卷920《悯忠寺重藏舍利记》，第4252页。

［19］a.《青州舍利塔下铭》，载《八琼室金石补正》卷26《隋三》，文物出版社，1985年； b.《同州舍利塔下铭》，载《金石萃编》卷40，石现藏陕西大荔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c.《岐州凤泉寺舍利塔下铭》，载《金石萃编》卷3，石现陈列于陕西宝鸡法门寺博物馆； d.《大兴县龙池寺舍利塔下铭》，载同a，石在陕西西安； e.《雍州仙游寺舍利塔下铭》，参刘瑞：《法王塔地宫发现的重大意义》，《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1期，石现藏陕西周至县仙游寺文管所； f.《番州弘教寺分安舍利塔铭》，出土于广东番禺，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

［20］a.《信州舍利塔下铭》载同［19］a；b.《潞州舍利塔下铭》，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拓片照片； c.《邓州舍利塔下铭》，载同［4］，卷29第4193页，石现由河南图书馆保存；d.济州舍利塔石函于1982年在山东平阴县出土，现藏平阴县博物馆，参邱玉鼎，杨书杰：《山东平阴发现大隋皇帝舍利宝塔石函》，《考古》1986年4期。

［21］《梓州牛头山寺舍利塔铭》、《宜州舍利塔下铭》、《廉州舍利塔下铭》，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有拓片照片。

［22］《金石萃编》卷40第11页，参李森，董贵胜：《青州隋〈舍利塔下铭〉考述》，《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3期，塔铭今藏山东青州市博物馆。

［23］同［19］f，录文据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网提供的拓片释录。

［24］同［20］c。

〔责任编辑：张金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