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润波

武昌起义也称辛亥革命，主要指1911年3月广州起义到1912年4月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段事件过程。狭义是指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912年1月中华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这段旧民主革命高峰阶段。本人收藏有这一历史时段的每一天的报纸，基本能够再现这段时间的历史原貌。兹根据所掌握情况，对这段历史解读。

武昌起义爆发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因素。宣统元年以后，立宪呼声一日高过一日，甚至有断指血书进言者。而清政府为了保持其皇权统治，则竭力敷衍，以拖延召开国会日期。宣统三年二月（1911年3月）广州革命军起义失败之后，民间反清势力日益强大，形成很多反清团体，而社会的立宪呼声也越来越激烈。1911年9月14日，在同盟会总会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消除门户之见，联合反清，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军事方面，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议在10月6日发动起义并派人约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响应。革命党人的活动透露出风声，引起了湖北统治当局的密切注意。湖广总督瑞虒在10月3日召开文武官员参加的防务会议，决定严防督署，实行全城戒严。随后派兵搜查革命党机关，收缴士兵子弹，使枪弹分离。鉴于清军已有准备，加上同盟会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人迟迟未到武汉，革命党人决定将起义延期。10月9日，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配制炸弹，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印信等物，转交总督署，总督瑞虒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搜捕革命党人。当此之际，蒋翊武、刘复基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发动起义。蒋翊武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起草命令，派人送往各标、营革命党人手中，约定当晚12时，城内城外同时起义。但是，隐藏在内部的奸细密报瑞虒，军警立即逮捕了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蒋翊武只身逃离武汉。瑞虒下令杀害刘、彭、杨三人，并按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在群龙无首的紧急关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10月10日晚以枪声为号，按原计划起义。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打死了反对起义的军官，夺取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库内储有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工程第八营占领楚望台后，陆续集合了200余人，推举左队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与此同时，驻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的革命党人也举火为号，发动起义，炮兵营与工程队立即响应，并齐集楚望台。二十九标、三十标的部分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其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先后率众起义。起义总兵力近3000人，吴兆麟、熊秉坤、蔡济民等率军趁夜向总督署及紧靠督署的第八镇司令部发起进攻。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开始分三路进攻。10月11日黎明，武昌城内各官署、城门均为起义军所控制，一部分高官乘火车逃跑。当天上午，一些处于观望状态的清军士兵也陆续向楚望台集中，听从起义新军领袖指挥。鲜艳的十八星旗插上武昌城头，宣告了武昌起义的成功。由于主帅黄兴没有在武昌，于是新军推举协统黎元洪为总指挥。黎元洪推辞不掉，只好勉强答应。不久，黄兴致电黎元洪，支持他担任大元帅，自己甘愿做副职，各省也纷纷举出代表，要求成立临时政府，以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北京《爱国报》刊登有武昌起义一个月后黎元洪接受任职时发表的通电：

各省代表均鉴：大元帅之职，曾于东电力辞，谅已达览。顷准山西代表仇君亮、浙江代表陈君毅及敝省（湖北）代表时君象晋、陶君凤集等而称，黄克强先生方推元洪为大元帅，元洪又复推辞，长此推让，稽延时日，致临时政府，不能不能即行成立，深恐有碍大局，现代表团公同议决，特推亮等来鄂，遥求元洪承诺大元帅，并恳照勘电，以副元帅黄克强先生代行大元帅职务，以定大计云云。元洪伏思设立大元帅，原为组织临时政府刻不容缓之举，黄克强先生雄才硕望，自足胜大元帅之任，乃谦让不居，屡推元洪承乏，元洪才识平庸，何敢担此重职，然勘电所载，若帅不在临时政府时，即以副元帅代行其职务，既有此明文，元洪姑顺代表诸公之请，承受大元帅名义，委任副元帅一切任务。盖以北京未克事机危迫，临时政府，急宜成立，故元洪越之罪，望克强先生及代表诸君子，力任其难，急筹进行办法，随赐教言，以匡不逮。

其实，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之初确实不想逞这个头，所以邀请南方革命党快派人过来。但发现短短几天之内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土崩瓦解在即之时，心眼又转了过来，非常不希望黄兴过来，所以发表了这份掩饰内心的电文。

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新军很快攻下上海，清摄政王载沣感到岌岌可危，于是由大臣奕劻指派徐世昌去河南彰德劝袁世凯出山，答应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最初表示同意，并趁机提出六个条件:1、明年即开国会（原定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实行立宪）。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此次事件诸人。4、解除党禁。5、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须予以十分充足的军费。并声称六条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徐世昌回复奕劻后，清宫高层经过密商，答应袁世凯提出的条件。见清廷答复了条件，袁世凯又以足疾未愈为由，拒不赴任，继续提高条件。没办法，清廷咬牙又答复他为内阁总理大臣，摄政王则引咎辞职，朝廷最终决断权由隆裕太后执掌。自此，袁世凯成为清廷集军权财权人事大权于一身。

当年的袁世凯的确是“国之栋梁”，他的权势实际已超过任何朝廷重臣。立宪派首领人物早就企盼袁世凯出山。立宪派首领张謇把袁世凯比为日本的大久保利通，甚至说：“亿万年宗庙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名。袁公是赖”。另一立宪要人楊度在武昌起义发生后曾说道：“革命初起。袁公督师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无希望”。西方列强对袁世凯也极为赏识。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就扬言：“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自得平息”。英国外相格雷更是露骨地表现出对袁世凯的偏爱：“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好的感情和敬意。”一位在华极有影响的西方记者莫理循面对中国混乱的时局曾断言：“袁世凯是皇室的唯一希望。在中国有好声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以从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人”。相当一部分革命党人鉴于原来几次起义的失败，也由衷地期盼袁世凯能够站出来，利用他手中的六镇精兵，早日推翻清朝的统治，以减少革命的损失。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袁世凯被清廷启用，像曾国藩替清廷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再说凭借袁世凯和列强的亲密关系，或可避免西方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预。于是争取袁世凯加盟革命行列就成了一些革命党人的目标。武昌起义后，当袁世凯还在彰德洹上垂钓时，川籍同盟会会员朱芾煌赶到彰德， 劝袁世凯趁机把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夺过来，然后投效革命，革命派一定会推举其出来统一中国，并表示他愿意做革命党方面的疏通工作。

袁世凯接受清政府优厚条件出山后，清军士气大振，袁世凯派亲信冯国璋为“先锋”，11月1日冯国璋正式出兵开战，当日拿下汉口，27日拿下汉阳，进而包围武昌。武昌是革命新军大本营，武昌一旦陷落标志着这场革命又将趋于失败。但袁世凯在关键时刻并没有急于下令攻城，而是做起了自己的打算，要冯国璋回京担任“禁卫军”首领，以便控制宫廷。冯国璋虽然是袁的干将，但他仍对清廷抱有希望，所以拒不执行袁世凯调令，私下派代表觐见隆裕太后，表示只要朝廷给他四百万两军费，便可拿下武昌。隆裕太后无奈，变卖了宫廷里的很多金银器皿，以满足冯国璋要求。袁世凯见此情景，派代表唐绍仪和南方革命党谈判。南方革命党派伍廷芳为全权代表，双方谈好，由袁世凯逼宫，事成之后由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

此际的老百姓虽然不明事发原本，但对时局变化也特别关注，特别是北京市民在遭受了多次事变惊扰之后，再不希望局势恶化，于是将这次起义视为“兄弟”之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的这句话，乃是万世不易的至理。此次我国南北战争，纯然是兄弟相阋，并不是异族殊类，有什么万世的深仇。譬如同兄弟，同为家务起了冲突即便是兄弟在街上打得难解难分，假如有一个异性仇敌将哥哥撑倒痛打，弟弟决不能袖手瞧着哥哥挨打，更不能帮着异性人打哥哥，一定把哥儿俩说不开的家务事撂在一旁，先得同心合力揍这异性敌人。……”。

从当年的老报刊的内容看，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先生还远在国外奔走，得知起义胜利消息，立即在海外对英美等国做工作，一方面要求他们不要再向清廷借款；一方面争取他们支持即将成立的民主革命政府。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抵达上海。12月29日，南北各省代表在南京召开选举会议，大家以为孙中山此次回国能够带来许多金钱，所以，17个省的代表中有16位代表投了孙中山的票唯浙江代表没有投赞成孙中山的票）。袁世凯见孙中山回国，并被选举为总统，十分气恼，认为革命党代表不讲信用，因而继续派兵南进，围攻革命党军。12月31日，孙中山率领随员由上海赶往南京就职。孙中山就任临时革命大总统，场面既简单又热烈。这一天的《申报》整版红色彩印，主编席子配亲笔书写庆祝孙中山就任临时革命大总统口号，刊印在前两版显要位置。2日《申报》系列报道了1日南京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盛况：上午10时，孙中山乘沪宁铁路专用花车起行离沪，同行者有南京各省代表会临时议长汤尔和、副议长王宠惠和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等数十人。上海各界万余人在车站送行，礼炮齐鸣，欢声震天。下午5时，车抵南京下关。礼炮雷鸣，军乐齐奏，停泊在长江江面的军舰发炮21响。各省代表和驻南京的各国领事均至迎接。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南京城内旧两江总督衙门内。下午6时15分，孙先生换乘马车去总统府，由黄兴和海陆军代表等迎入内府。晚11时，举行孙中山大总统受任典礼。孙中山宣誓词说：“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负国民之望。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刻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职之观念又言，文所不敢辞也。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其界渐趋于大同。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无阻，必使中华民国基础确立于大地，此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之四万万同胞鉴之。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同时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國同胞书》。宣言毕，即接受大总统印，并由秘书长将其盖于宣言等文件上。之后，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同时改用阳历。2日的《申报》第二版，刊登临时政府成立盛况和各省拥护孙中山就任大总统通电。下部连载《中国光复史》（自1911年11月下旬即开始连载），其中第一部分便首先介绍“中华民国新纪元”，通知各省改历，以1912年1月1日作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以后才继续介绍自武昌起义到辛亥革命成功的艰难过程。新生政权诞生后，为了回应和打击清廷方面的猖狂气焰，南京临时政府毅然组织北伐军，由孙中山亲任指挥，黄兴为参谋长，分六路向北出击。为敦促袁世凯停战，《申报》在1912年1月8日发表“忠告袁世凯”，要袁世凯不要再为清廷卖命，做“春蚕之缚”，应该立即反正，在民国中不失重要位置。1月13日，北伐军在宿州大败清军，徐州不攻而破，安徽、河南、湖北等省也相继开战。此时的北伐军因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近乎难以为继，军心非常不稳。黄兴终日为军饷劳碌奔波，口干舌燥，亦无所获。有的军官扬言：“军队乏饷即溃，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莫怪对不住地方。”声势颇大的“直捣幽燕”之计划就是这样半途而废的，逼迫清帝退位的任务就不得不依仗脚踩两只船的袁世凯去完成，给他的报酬就是炙手可热的临时大总统之职位。而此时的清政府仍有一班顽固派拒不低头，双方谈判再度陷入僵局。1月15日北京《国风日报》已经公开报道《中华民国宣告各友邦书》及国内军事动态，并刊有袁世凯向国民政府代表伍廷芳请求宽限谈判终结日期两周的电报。清政府顽固派掣肘，袁世凯愿望难以实现，于是他灵机一动，派人秘密到天津寻找汪精卫，要求南方政府派刺客暗杀最顽固的人物良弼。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八日(1912年1月26日)晚十一时许,军谘府军谘使良弼被彭家珍所炸。顽固派受到震慑，不敢再言出战之事。

有意思的是，清政府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各省积极响应之际，为挽救颓废局势，居然仓忙推出一部“宪法”，表示立即实行立宪。这部宪法是1911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开始着手，11月4日制定完毕，共十九条，大略是：第一条，皇帝万世一系。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皇帝之大权以宪法赋予者为限。第四条，皇帝之继承以宪法定之。第五条，宪法由资政院议决，由皇帝公布之。第六条，宪法之修正权属于国会。第七条，两院议员由国民选举之。第八条，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推举，经皇帝聘任之。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推荐之。但皇族不得为国务大臣。第九条，内阁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解散国会。或内阁全体辞职……这就是我国第一部宪法。出笼之仓促，创造了历史奇迹。

2月12日，清政府在各方面压力和袁世凯的斡旋下，接受革命党提出条件，同意正式退位。根据约定，袁世凯逼清宫退位，孙中山便辞去临时大总统席位，让与袁世凯。于是当时出现“宣统皇帝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接任”的政治三角戏。14日，临时参议院召集会议，接受了孙中山的辞职咨文，并专门审议了定都一事。孙中山提出辞职并非本意，他期待这次会议出现集体挽留局面。然而议会选举的结果却让孙中山大为失望。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第二任民国临时总统。

在迁都问题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袁世凯之间也展开一场激烈斗争。在选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时，决定首都定在南京，不许迁移，袁世凯必须到南京赴任。目的是使袁世凯脱离老巢，放在革命力量的监督之下，但袁世凯以北方不安定为由，拒绝离京，2月25日，孙中山派专使蔡元培等去京迎接，结果落入袁世凯策划的“叛乱”圈套中，反过来替袁世凯说话，最终顺应了袁世凯将大本营设在北京的企图，决定４月２日迁都北京。这一段演变过程，《申报》报道甚详。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任了临时大总统职。这一天，孙中山起身很早，他逢人就说，从今天起，我就是自由公民了。两天以后，孙中山离开了总统府。从1月1日就职那天起，他一共只呆了91天。

过去，一些史论家对于孙中山先生的辞职颇有微词，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太软弱，没有发动群众，对帝国主义妥协，缺乏革命的彻底性。其实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结合当时报刊资料分析，孙中山等人那时也确实很为难。他们之所以不能把来之不易的革命政权牢握在手，原因是有很多方面的，其中革命党人自身的力量不足、新生革命政权无法摆脱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西方列强的政治压力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原因。从武昌起义根基上分析，并不是从始至终都由革命党人发起和直接指挥，而是新军出于反对清廷腐朽统治自发行动起来，之后一些革命党人参与并上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当黄兴风尘仆仆地赶往武昌准备指挥起义时，湖北新军军官黎元洪早已被起义士兵连劝带逼拉出来坐镇，并且控制了一方局势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就是这样，在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而主观条件很不充分时仓猝到来的。此外，当时参加革命阵营的军阀、绅士也是各怀各的目的，都想从中捞一把，并非真心实意地拥护孙中山干革命。孙中山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大家都把他当作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而当他如实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闻之而失望者甚多，只是局势已经赶到那了，一时无所选择而已。如果早些知道孙中山回国没带钱，选举时决不会是17省选举有16票通过的场面。临时政府成立后，名义上统辖响应武昌起义的省区达10多个，却得不到各省都督的财政支持，这就是很好的例证。孙中山、黄兴等原本希望让头号资本家张謇出任财政总长，以协助缓解财政危机，他却坚决不干，只勉强答应担任实业总长，而且长期住在上海，不愿到南京来办公。当时，张謇还兼任两淮盐政总理，却坚决反对动用盐税去解决军饷困难，一点也不愿为革命元勋分忧。可见当时孙中山先生的处境之难。

作者单位：北京市平谷区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