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昊鸥

有些时候，我们对某个人物的评价，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做的事情当中，我们更看重的是什么。同样是杀人，曾国藩在湖南团练乡民的时候奉行乱世重典，以“武健惨酷”著称，几个月杀了二百多人，其中不少是冤案无辜，遂得“曾剃头”的外号。但后人在书写曾国藩传记的时候却从未将此事看得十分重要，有时此事还作为文正公果敢干练的作风体现的例证出现，更不妨碍《曾国藩家书》作为心灵鸡汤在当代的热销。曾氏门人李鸿章更是不得了，苏州杀降数以千计，被曾老师赞为“眼明手辣”，虽然在当时轰动中外，但未见得就成为后人评价一人敌国的李中堂的主要事件。

但并不是人人都有曾、李二公这种可以把人命一笔盖过的面子，比如本文要谈到的被称为“杀人王”的晚清最后一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赵尔丰是纷乱如麻的辛亥革命中一颗重要的线头，拎住这个线头一扯就扯出“成都血案”，既而扯出四川保路运动，再紧连后面的武昌起义。赵尔丰被放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是这样被提到的：

1911年春，清王朝实行所谓“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准备以“国有”为名，出卖全国铁路主权。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铁路股东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后将“保路同志会”改称为“保路同志军”，决定发动武装起义。9月7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下令开枪，当场打死三十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9月8日，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形成了群众大起义的局面。清政府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调湖北新军日夜兼程入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湖北新军被调入川，造成了武汉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

作为历史人物的赵尔丰在后世被人提起，无论怎样都绕不开“成都血案”一事，这就不像曾国藩常常可以绕开那些亲手督办的冤假错案，李鸿章常常可以绕开“苏州杀降”。赵尔丰因制造“成都血案”而在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杀人王”的恶名，这成为了后人研究作为重要历史人物赵尔丰时无法回避的死穴。今人治近现代史者，对赵尔丰的研究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材料支持，比如肯定他在晚清时代维护国家统一、抗击藏独势力，以及改土归流中的突出贡献，但基本还是不能翻过“成都血案”的定性，其叙述口吻多为“虽然赵尔丰在成都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在……方面也有着一定的贡献”。

其实，早在“成都血案”之前，1904年封溪（今泸州古蔺县）哥老会暴乱，赵尔丰组织捕杀当地暴乱分子三千多人，已经有了“赵屠户”的名号，然而后人以嗜杀评论赵尔丰时，却多举“成都血案”而不说镇压哥老会之事。这和本文开篇讲述的小笑话仿佛有点异曲同工。

虽然确有镇压哥老会以及下令开枪制造“成都血案”的行径，但赵尔丰是否嗜杀，其实仍然留有可讨论的余地。赵尔丰生于东北官宦世家，其兄赵尔巽是另一位对中国现代史有着重要地位历史人物，为清廷最后一任东三省总督，清亡后主编《清史稿》尤为著名。赵尔丰在仕途上稍逊乃兄，但也不失为晚清政界的一名能吏，他从基层干起，先在山西当过几任县官，受川督锡良赏识而入川，任官永宁（今泸州叙永县）道台。1907年，锡良离任，赵氏一度代理四川总督一职，1908年又升任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四川任职期间，正是西藏高层势力转向亲英，伺机在川藏交边寻衅制造冲突的时候，赵尔丰在应对重大地方事务时表现出了过人的魄力，他率部力挫叛军、乘胜入藏，收复多处已为藏独分子占领的地区。作风沉稳干练，不妨假想如果赵尔丰早生几十年，放在湘军里面，未必逊于胡林翼、彭玉麟之辈。此外，今人又有从赵尔丰所留下的电文、札文中钩沉出若干条目，以佐证其性并非好杀，而对用杀一事极为审慎（见李茂郁《论赵尔丰》）。

“成都血案”的经过还有几点值得我们思考。

一、在四川保路情绪高涨的时刻，赵尔丰被清廷急调入成都赶场灭火，应该说对其应急能力有着相当的倚重。赵尔丰到达成都后曾联名地方各级官员请求中央改变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未获得准许。也就是说，赵尔丰处理保路运动的最初立场是支持，而不是镇压。

二、赵尔丰在不能获得清廷支持的情况下，采取的处理方案是首先诱捕头目分子（实则蒲殿俊、罗纶等人在保路运动中地位不高，见李寻《失去目标的“革命”——四川保路运动再梳理》），试图采用相对和平的方式处理此事。

三、据称，四川各地参加保路运动的群众迅速聚集，竟达到了十天聚集十万人的速度和规模。在通讯相对不发达、地方群众利益与铁路属权相对间接的情况之下，结合四川各地会党发达，成都之困还有一种可能性极大的情况是会党起事。

四、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多数集中在血案之前与之后，而血案发生本身的经过极少能够看到。当日成都聚众情形具体如何，何以导致了赵尔丰下令开枪，所打死的人是什么身份，这些细节问题都被淹没在了血案之后如潮水般的檄文和起义通电之中。

赵尔丰最终死在“成都血案”发生之后不久，成为了少数在辛亥革命中遭到武装杀害的地方大员之一。他的死法较惨，被押至成都贡院当众斩首，首级挂在树上示众三日。值得注意的是，在“成都血案”和赵尔丰之死中间还有一段一波三折，颇耐寻味的经过。血案发生后，全省乃至全国规模的大骚动已经无法遏制，赵尔丰在血案发生之前一直被清廷要员责为手段过于软弱，而此时又被控为操切行事，此时的赵尔丰面对中央和地方保路派势力只能里外不是人。在人心离散的剧变时代，赵尔丰当然不会选择为清廷死节，而只能因势而变，转头宣布承认四川独立及四川军政府的成立，并发出公告，承诺减税免厘，呼吁解散同志会，把全省的精力集中到乱后重建和经济发展上。之后，“赵尔丰与蒲殿俊等签订了《四川独立条约》。根据该条约，赵尔丰将民政托付咨议局局长蒲殿俊；军事托付朱庆澜，他本人则带兵回川滇边务大臣任所。”（详见雪珥《赵尔丰下台》）

孰料蒲殿俊此人书生气过重，后来自我检讨“我生失算小雕虫，迁愚妄插乾坤手”，十分中肯。此人写诗作文制造舆论十分积极，说到威压恩施应对变局却实在毫不当行，仅两月便搞出了士兵哗变的烂摊子。结果是令得有着留日背景的少壮派军官尹昌衡横空出世，率部平乱，被成都军政各界会议推为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可谓是对保路运动来了一个大抄底，成为了这一场历时不短的地方纷乱的最后赢家。

此时的赵尔丰辞职在家，尚有3000名他从川边前线带回的部队作为警卫，尹昌衡为稳定局势，诱骗赵尔丰将警卫部队交出，尔后将其捕获，至成都贡院当众斩首，据说，在其押解赴死途中，群情激动，拍手叫好。

可以说，在清王朝最后的督抚之中，赵尔丰是比较倒霉的一个。他没能像后来以程德全为代表的一部分晚清督抚一样迅速掉头，从清廷大员摇身一变成为民国肇建开明地方大员。这倒不是说赵尔丰比其他人要笨，实则是因为四川保路运动刚刚掀开变天的帘子，对于纷乱变幻的局面，赵尔丰的眼界之中实在找不到成例可循，于是只好抽了蒲殿俊这根下下签出来救场。他将四川政权交给蒲殿俊，再加上自己带着3000警卫在成都莫名观望，这种做法无异于自作死局。如果蒲殿俊是一个具有较强政治手段的人物，那么根本等不到尹昌衡的登场，赵尔丰的性命还将要更短一些。

我们不禁要问，以赵尔丰一把花白胡子的年纪，怎么会不明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的简单道理？其实，当日的形势已经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赵尔丰以应急身份刚刚入主成都，屁股还没有坐热，又顶着“成都血案”制造者的恶名，不可能轻松完成大变脸。变脸变不成，下野又面临无法控制的愤怒群众，所以赵尔丰实在可以说得上进退维谷。当然，这场颓势连连的残局或许并不是完全一发不可收拾，比如可以趁机笼络哥老会大佬，指使会党大哥来应付民愤，将各方势力的武装力量陆续收编，加强军事方面的控制力，等等。当然，所支的这些招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马后炮。我想赵尔丰在“成都血案”之后的状况一定是大惑天命，一个惊慌失措就丢了性命，还有名声。

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对清王朝彻底的打击，没有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刻度尺，“成都血案”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许不至于这么抢眼。赵尔丰杀人则有，但评他当“杀人王”，放在他同时代以及前后时代里面却是完全不够格。赵尔丰最终被枭首示众，并不是因为他是“杀人王”，而因果顺序恰恰相反，恰是因为他被杀掉了，所以他被称为“杀人王”。这看似怪异的句子其实贯穿着多数人习惯性的简明历史逻辑：在历史洪流中被吞没的一定是坏人，而且，越坏越好。被杀掉的人越坏，我们的历史进化就越高明。而公共处决的仪式性和表演性总是能激起围观者的群情激奋，这种集体狂欢的情绪往往就变成了“杀坏人”的有力证据。这样的场面我总感到很熟悉，在父辈给我讲述的亲历中出现过，在鲁迅的小说《药》里面出现过，在美国电影《勇敢的心》结尾出现过，在姜文的《让子弹飞》里面更是高超地出现过。有一种情况是多数人想也不敢去想的，于是几乎流变成了一种思维上的禁忌，那就是如果我们多数人合起来杀掉的并不是一坏到底的人（当然也未必是多么好的人），那么我们自身是什么。《三国演义》里面曹操讨袁术，军粮见尽，找了个倒霉蛋粮官王垕来抵死，堂而皇之曰：“借头一用，以压众心”，可见压服人心需借人头，古已有之，其实借的不是人头，而是人心中那不敢触碰的禁忌。

当然本文并不是要将赵尔丰从“杀人王”彻底翻案为乱世圣贤，比如近来有人撰文称其为民族英雄，也是言过其实。有时我们要反正一种观念，又往往以对立的方式来表达，这是兜圈子。赵尔丰虽然有着较为干练的行政作风，但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比之善于玩弄阴阳两面的李鸿章着实差了不是一个半个档次。所以赵尔丰之死，既不死于失道寡助，也不是死于忠勇忤逆，赵尔丰的死，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缺乏政治智慧和政治手段的实干老吏被不明势力推出来当了替罪羊，他在道德上可以称之为中性的，却在被杀后被反复抹黑——对于并非大圣大贤，也非大奸大恶，小有才干但没有翻云覆雨的能耐的多数我辈而言，这才是历史最耐人寻味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