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火

1936年10月19日，是一个跟它的前一天和后一天并没有什么区别的日子。但是，由于鲁迅在这一天得到了永生，10月19日便有了别样的意义。

1936年10月19日，是鲁迅最后的日子。在前两天即10月17日，鲁迅的日记里写道：

“晴。上午得崔真吾信。得季市信。得靖华信，午后复。须藤先生来诊。下午同谷非访鹿地君。往内山书店。费君来并交《坏孩子》十本。夜三弟来。”

10月18日，日记里写道：“星期。”（《鲁迅日记》下卷第1028页）

鲁迅走的前一日仍在写日记，但是这一天的日记只有两个字：星期。那么这一天鲁迅是怎样过的呢？许广平先生在鲁迅去世后的十一月五日写下的《最后的一天》里，是这样记载的。凌晨三点左右，鲁迅已不能安寝，七点左右，鲁迅叫许去托内山完造请医生，而且执意要写一张便条给内山，在费尽周折后写了那张绝世遗墨的便条，昨日来过的须藤医生再来，然后吃药打针。稍后便问起近来上海的文事和先生自己的译著，中午以后病情加重，每隔两小时注强心针和输氧。

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先生的那支“金不换”在昨天给内山写下了一张便条后便永远永远地封笔！这是我们今天从史料所读到的鲁迅最后的日子的历史事实。而实际上，这一天自从七十多年前的那个日子的选择，这个日子便穿越了七十多年的风云，七十多年的风云啊！当那一天已经是事实时，这一天便成为一种恒定，成为了我对一种仰望的图腾。历史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鲁迅先生在那宁静的地方已经过了七十多年。当这个日子以中国人原来认为是一个“珍稀”的极具庄重极具超然的时间概念呈现时，我显然已经对那样日子的记忆不仅仅出于稽古般地去坐实，而是对于一种恒定和图腾的遥想。

1927年在广州的鲁迅，在著完十篇记旧的文字后写道，“一个人做到了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无论《朝花夕拾》里十篇记旧的文字或温馨或伤感，总能看到先生人生的一种积极态度。置于前的这则小引，就不仅是一种伤感，而是有些绝望的意思了。但正是这十篇忆旧的文字后，先生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面对“当下”。也就是说，在此之后，先生正式刊布的文字几乎再没有了这类似的忆旧的文字，而是所有的文字（当然也包括了先生的《故事新编》）都指向了“当下”的政事和文事。有人说先生的偏执，有人说先生专写“打架角孽”的“豆腐块”文章，有人说先生不足以成为“大文学家”。是的，先生没能写出像俄国老托尔斯泰那样的巨制，也没能写出像中国巴金那样多的“三部曲”，尤其是现在一些作家动不动就是长篇，而且还是一部接一部，先生都没有能够做到，但是有一点，像先生生命最后的几天，像先生所关心事那样还在关心，或许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先生在1936年10月17日致曹靖华的信全文是这样的：

汝珍兄：

十月十二日信收到，甚喜。译致E君函及木耳，早收到了，我竟未通知，可谓健忘，近来记性，竟大不如前，作文也常感枯涩，真令人气恼。

它兄译作，下卷亦校完，准备付印，此卷绋曾经印过的作品，为诗，戏曲，小说等，预计本年必可印成，作一结束。此次所印，本系纪念本，俟卖去大半后，便擬将纸版付与别的书店，用报纸印普及本的。这样，或者就以上卷算是《述林》，而事实，也性上卷较为重要，下卷就较“杂”了。

农往青岛，我方以为也许较好，而料又受人气，中国虽大，真是无处走。

闸北似吃紧，迁居者二三万人，我未受影响，其实情形也并不如传达室说或报章之甚，故寓中一切如常。我本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冀于病体有益，而近来离闸北稍远之处，房价皆大涨，倒反而只好停止了。但这种紧张情形，此后必时时要有，为宁静计，实不如迁居，擬于谣言较少时再找房子耳。

我病医疗多日，打针服药并行，十日前均停止，以观结果，而不料竟又发热，盖有肺尖之结核一处，尚在活动也。日内汉又开手疗治之。此病虽纠缠，但在我之年龄，已不危险，终当有痊可之一日，请勿念为要。

兄之小说集，已在排印，二十以前可校了，但书名尚未得佳者。

此地文坛，依然乌烟瘴气，想乘这次风潮，成名立业者多，故清涤甚难。《文学》由王统照编后，销数大减，近已跌至五千，此后如何，殊不可测。《作家》约八千，《译文》约六千，新近出一《中流》（已寄三本），并无背景，亦六千。《光明》系自以为“国防文学”家所为，据云八千，恐不确；《文学界》亦他们一伙，则不到三千也。

余后谈，此布，即请

刻安

弟豫 上 十月十七日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到，与先生在广州教书时的那种靠忆旧来打发日子，以“无聊”来慰藉心灵时情形完全的不一样。我们知道，先生是学医的，先生知道自己患的是结核病。但是他并没有想到死，更没有想到他的生命只有三十多个小时。此时此地的他，依然对现实保持着高度关注，保持着从写《狂人日记》以来的爱憎，保持着走进上海亭子间后一直不曾减弱的战斗力。我们也丝毫看不出他的生命几十个小时后会油尽灯枯，也看不出他与之前有什么别样，看不出哪怕一丁点的“凶兆”。在我看来，先生谢世前的如此“金刚”，源于他对时势的关注、对朋友的关爱，也源自先生对生命的自信。

先生有过出门时把钥匙扔在家中，如易水河边的壮士一样直面黑暗和凶残一去不返的行为，他在病重之中仍然关注一部译书《海上述林》、关注乌烟瘴气的文坛，从1918年始，他用笔作战了一生。

鲁迅先生生前遭遇过兄弟的失和、遭遇过友朋及学生的出卖，看见过太多的阴谋和诡计、目睹了太多的虚饰和血腥。相比起梁实秋们的澹然，鲁迅先生肯定是“左翼”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这是他的荣誉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攻讦鲁迅的口实。鲁迅的存在和意义，与其说这是鲁迅先生个人的选择，不如说这是“五四”新文化的必然选择。遥想到鲁迅在生命最后日子的那一段时光，曾愤激地说过，对于论敌“一个也不宽恕”！他没有像一些人提倡的“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的宽恕，面对历史“瞒”和“骗”以及“吃人”的沉疴，面对现实中大部分所谓文学家的流言和谣言，面对“无衣无食”老百姓的性命，先生是不能投降的，也是不会投降的！这是鲁迅先生的骨头，也是他的魂灵！

鲁迅是人不是神。鲁迅生前并不能预测身后的事，他生前最多也只有对其独子有过一点点类似于“不要当空头文学家”的话，更不知道身后的事。咒骂先生的话，先生在生前就听得多了；奉承先生的话，先生也在生前听得多了。但是先生身后所享受的殊荣和造神，是他不曾想到也没有看到的。他不曾想到，他的治丧委员会里有当时刚刚在陕北立住足的而后来成为新中国缔造者的毛泽东；他不曾想到，自己不到40公斤尸骨上会盖上朋友和学生制作的“民族魂”旗帜；他不曾想到，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会为他的去世发出了三份电报，一份告全国同胞和世界人民的，一份致南京民国政府，一份专致许广平；他不曾想到，中国共产党会给予自己如此高的评价——“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模范”；他不曾想到，自己的追悼仪式上足有两里多长的送葬队伍和那般的隆重肃穆……

先生对死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钟爱”。大凡读过一点鲁迅的人，都知道他对“死”有着与他人不同的认识和体悟。在《野草》一书中，写到“死”的文字有多篇，如《题辞》、《死火》、《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立论》、《死后》等等，不仅仅是随笔写到“死”，他的虚构文字的小说也有多处写到“死”。而几乎专门写到“死”的是《孤独者》。《孤独者》开篇就写道：“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这篇小说共五节，都与死亡相关。《野草》里的《题辞》更是真接写道：“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而且，先生曾想到过自杀（见《鲁迅书信集》上卷第61页），不仅仅如此，先生在《死后》一文中写道：“万不料人的思想，是死掉之后还会有变化的……几个朋友祝我安乐，几个仇敌祝我灭亡。”而且先生很有些巫师意味地写道：“总之，待我自己知道已经死掉的时候，就已经死在那里了。”

真的，“死在那里了”便永远让人记起——无论是友是敌。

死是一种命定。死是生命从生之起就必定走向的铁律。

但是，鲁迅生前的最后一封信、最后的日记和与家人最后的话语，也就是说最后的日子里，却没有嗅到读到“死”的任何信息。众所周知，先生离开这个黑暗社会和惨淡人生时，只有五十六岁！他的日记一如既往地写着每天与先生相关的一些事，一如既往地回复着友朋的信，即使是像许广平先生所记录的先生临走时的焦虑，也就是在问，“报上有什么事体?”再就是问及《死魂灵》译本的出版之事。先生最后的日子，却是如此的镇定。先生一生所想到的、一生所关注的、一生所思考的“死”，却在已经而且是真正到了油尽灯枯的时辰没有想到！

这是鲁迅先生涅槃前的不安还是涅槃前的大智慧？

鲁迅日记的最后两个字是“星期”。也许这才是先生的大智慧。上帝在创造了天、创造了地、创造了空气、创造了水、创造了蔬菜、创造了昼夜、创造了人之后，到了“第七日”——这是《创世纪》的“安息日”（ Shabbat）——上帝说：他累了，他要休息了。遥想1936年10月18日，鲁迅留下了他的绝笔“星期”。鲁迅先生说，是日星期，他要休息。遥想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说：他要永远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