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蛟

世间已无华佗（外一题）

徐海蛟

华佗是个读书人，在那个年代，读书是年青人最美好的抱负。但命运喜欢跟人开玩笑，最终他成了一位医生。

华佗读书，也研究医学，他通晓养生之道。那时，华佗是少数看起来永葆青春的人，他的年龄在他神奇的医术远播前，已经成为一个令人费解的秘密。好多年后，那些跟华佗年龄相仿的人再次遇见他，都会心生感叹，他们已经须发皆白，行将就木，华佗却依然保有中年人的体格和面貌。又过了好些年，很多牙牙学语的小孩都已长大成人，华佗还是原先的样子，丝毫不显老。他的年龄是令人费解的，有人说华佗快一百岁了，有人说他已经过了一百岁了。

更为传奇的是华佗的医术。那么多疑难杂症，到他手里都渐渐服帖，手到病除了。华佗治病，并非根据某一处病变，他关注的是整个身体状况，他的治疗富有远见，常常给出病情的未来走势。县吏尹世得了一种怪病：四肢发热，口干舌燥，听到人的说话声就心烦气躁。找到华佗后，华佗并未给他开药，而是平静地告诉他家人：做一餐热腾腾的饭给他吃吧。若出了汗，就能痊愈；不出汗的话，三天后就要死。家人立即做了热饭给尹世吃，但吃完后，未见出汗。三天后，尹世果然死去了。

有个叫顿子献的得了病，自觉已治好了。他请华佗诊脉，华佗说：你的身体表面上看起来康复了，其实还很虚弱，没有完全恢复。所以你不能过度疲劳，尤其不能行房事，否则将会猝死。顿子献并不完全相信华佗的话，觉得这话多少有点耸人听闻。没听说过行个房事会让人猝死的。华佗交代之后第二天，妻子听说他病已痊愈，从一百多里外赶来探望顿子献。当晚两人就禁不住缠绵了一把。隔三天，顿子献旧病复发，一命呜呼了。更传奇的是他的死法也和华佗描述的一模一样，华佗说他临死时会把舌头吐出好几寸长，果然如此。

有一位郡守得了病。华佗未开一剂药，心里已有了治疗方案：只要令他大怒一次，病情就能痊愈。于是他收了郡守大把大把的财物，却不肯给他治病。几日后，留下一封大骂郡守的信，自己扬长而去。信是这么写的：

你平日作恶多端，得病是活该。我并不是治不好你的病，只是不想治。至于你的那点报酬，我也是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

这么一来，郡守气得半死，一连吐了好几升黑血。

郡守令属下去捉拿华佗，他咬牙切齿，一定要剁了这个庸医才解心头的恨。

后来幸亏家里知道内情的人出来阻拦。他一脸不解，连呼奇怪，世上还有这么个治病的方式。但方式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结果，他的病几天后就痊愈了。

华佗的声名开始远播，像风一样，像动人的故事一样。

名声是好事，也未必是好事。它成就一个人，也覆灭一个人。

华佗的厄运就是和他的好名声一道逐日滋长起来的。

当时，丞相曹操听说了华佗的名声，于是派人请他来治病。曹操的头痛病历来已久，他得的是偏头痛，偏头痛是一种女人的病。但曹操偏偏就得上了，确实，曹操之所以成为曹操，他是有理由得这样一款病的。

曹操的头痛病隔三岔五发作一回，每回天旋地转，头痛欲裂。

华佗来了，用银针在他胸腔和腹部间扎一针。不出半个时辰，曹操的头痛病就平息了。

曹操问华佗这个病如何根治，华佗每次都说：你的病由来已久，不是一天两天可治好的。曹操无法明白这是实情还是华佗不肯为他根治。

后来曹操做了魏国君主，他的头痛病并不因此减轻。于是华佗被请进了宫中，成了曹操的私人医生。其实，华佗并不喜欢这个差使，也不喜欢入宫。他是个读书人，他也有过仕途的梦想，但他觉得读书人应该靠自己的政治才华谋得一官半职，也应该靠自己的政治才华运筹帷幄，一展抱负。不是像现在这样，仅是给曹操看看头痛病，这并非大丈夫的归宿。当初他进宫来也实在是君命难违，有苦说不出来。于是没多久，他就厌倦了宫廷里了无生趣的生活。你看他每天做的事情只是往曹操的寝宫跑一趟，给他例行检查一番，要是他的头痛病犯了就给他扎一针，然后返回自己的寝宫，然后吃饭，睡觉，等着第二天重复上一天的生活。

好不容易挨了几个月，他就厌倦了曹操私人医生这么一个差使。他想请假，请假得找个恰当的理由，他的雇主是曹操，理由更得四平八稳：他说离家已有数月，现在很是牵挂妻儿老少，就请曹操放他几天假。这么着华佗才得以脱身回家，一回到家，小家的温暖和自在的生活，益发让他心生归意了。他将回去继续为曹操当私人医生的事抛到脑后了。

而这段时间曹操烦心事不断。关羽败走麦城，最后曹操痛下杀手，心里却一直不能释怀。他的头痛病不出几日又犯了，他即刻写信给华佗，托人连夜送去。华佗收到信后，并没有回复。

事情闹得有点尴尬了，几乎没有人可以对曹操的来信置之不理。

曹操心里已经有了七八分不快。但他强忍着，又去了一封信。这回华佗回信了，他说自己的爱妻身体不适，需要人照顾，实在抽身不了。其实华佗知道曹操惹不得的，但他还是自信于自己的医术，只要曹操的偏头痛还未痊愈，他就不至于把自己给杀了。

曹操心里的不快变作了九分。他派了两个大臣以及当地的好几个地方官一起到华佗家去。他交代如果华佗妻子真的生病卧床，那就带份礼品探望一下，再准他几日假。如果一切是假的，那就直接将他捉来，打入大牢。

不幸的事发生了，华佗并没有这样的心计，一大群官员走进他们家的时候，他的妻子正在院子里劳作，他们进来后，她还沏茶让座，这怎么也不该是一个病人的样子。悲剧就是这样的，它要跟上了谁，那么逃也逃不掉了，何况这是人为的悲剧呢？

华佗成了阶下囚。其实那会儿，华佗心里还是有些幻想的。他觉得他不至于就这样没落了，毕竟曹操还用得着他，毕竟他有旷世的医术，这个时候他才想起自己的医术，想起也许关键时刻它能救了自己。

但他不了解曹操，他低估了曹操。

曹操对待人与物的态度是这样的：与其远观，与其无法为自己所用，不如痛痛快快一毁了之。其实这时候的华佗已成了曹操手心里一件珍贵的器物。当然在他看来这个器物有点鸡肋的味道，因了华佗的一次次不识抬举，这个器物已没有实际价值了，至少这个实际价值在他那里显示不出来的。有一天，头痛病又一次袭来，汹涌而刁钻，曹操对下属说：“把那个华佗给了结了吧。”当然，他这个突然的决定多少有点赌气和无奈的意味。

就有个大臣站出来为华佗求情，说华佗是神医啊，恐怕不能轻易杀掉，这个人留着日后会有用的。曹操一听这话就来气了，他不分青红皂白在朝堂上骂开了：“像这么个不识好歹的鼠辈，我就不相信泱泱魏国会找不出一个来。我的头痛病这么多年了，他也来了无数次，每次都是止个痛，找个托词，我看他是想以此要挟我。这回，三番五次请他，他却躲着不肯出来了，你说留着这种人到底有什么用？”

没有人回答曹丞相的话。

华佗在劫难逃。

当华佗知道这个结局后，首先想到的不是生命即将完结，也不是妻子儿女将如何生活。他想到的是自己研修的养生之学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传递下去。这些年，他一直都在总结和回忆，将自己的行医经历和养生之学写成了一本专著——《青囊书》。这些日子，他的怀里天天都揣着这样一本书，他想在一个合适时间送给一个合适的人，好让这本书在世间留传下去。直到临刑前一天，他都没有遇到可以传授毕生绝迹的人。他慌了，就将《青囊书》交给了一个狱吏，期望能够让自己的研究成果保存下来。他才能放下心，即便赴死。

但华佗没有想到，那个狱吏拿到《青囊书》后，接连好几夜睡不着，他老是梦见自己被告密，被打成华佗同党，然后曹操要治他的罪。于是他趁一个夜深人静时刻，独自跑到院子里将那本书给烧了，一切烟消云散，了无痕迹。

从此，世上再无神医。

若干年后，曹操也知道自己低估了华佗。当他最心爱的小儿子曹冲躺在床上，气息微弱，高烧不止，而他身旁的一群庸医却一筹莫展。曹操想起了华佗，多少次，他在心里说，如果有华佗，冲儿的病一定不会这个样子。但世间已无华佗，年仅十几岁的天才少年曹冲，这个曹操最为宠爱的小儿子过早地夭折了。

华佗的离开，也让其他一些人的生命为之改变。

有个叫李成的军官，患了一种咳嗽的怪病，咳起来不分日夜，且常伴有脓血。他把病情告诉给华佗，华佗说他的病根在肠里，咳嗽时吐出的脓并不是从肺里来的。华佗说我给你两钱药粉，你吃完后，会吐出两升脓血，一个月后你的身体就会大有起色了。如果好好调养，一年后你就能康复。但十八年后，这个病还将发作一次，我会另外再给你两钱药粉的，你一定记得密封藏好，十八年后，还会用得着。李成回家后，按华佗的吩咐用药，一年后，他康复了。但事不凑巧，大概过了五年的样子，李成有一位同房亲戚也得了这个怪病，咳嗽不止，常有脓血吐出……那亲戚就来找李成，他跟李成说，你现在身体无恙，干脆先将华佗给的药粉让我服了吧，而且离你的病复发的时间还早，过些时候再找华佗求两钱药不就得了。李成想想也是，就将这药给他亲戚服用了，他亲戚的病果然好了。

隔些时日，李成想起去一趟华佗家，问他再求两钱药。于是他早早上路，赶了整整一天。下午时分，终于来到了华佗家乡谯县的县城。当时，李成正想循路走去，就看到一队官兵乱哄哄地押着一个人出来。小县城顿时哄动了，路人纷纷止步，惊讶地注视着被官兵押走的那个人，那不是华佗吗？这个小城，这个国家最传奇最负有名望的医生。今天怎么了？朝廷怎么可以这么对待一位医术高明的神医？没了华佗，我们找谁看病？

当然谁也不会想到这是华佗最后一次离开谯县，从此他未曾回来。

李成也万万没想到，他只是惊诧，华佗怎么会被抓，他只是替华佗难过。这么一想他反倒将自己的病给淡忘了，华佗说他的病十八年后还会发作。即便应验，那也还有十几年时间啊。再说现在这样的时刻，我怎么好意思向他要什么药呢？李成和华佗擦肩而过了，但他永远不会想到十八年后，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华佗了。他只能在病魔无尽的折磨中，挨过最后几个月无望的时光。

如果他能预见这一切，那个傍晚，他就是使出半条命也会求官兵，让华佗给他两钱救命的药。但命运是不可预见的，在李成一生的最后时光里，除了绝望的咳嗽，他想到最多的就是那个下午，在谯县的大街上，他和全身捆绑的华佗擦肩而过的一幕。那一幕像悲怆的黑白电影，每一次回放都让他相信他正和自己的命失之交臂。李成死去的时刻，距离自己四十岁的生日还差一天。

天下才子，唯先生一个

把时针往回拨三百多年，正是清初顺治年间，让我们一起走入苏州憩桥巷。小巷幽深曲折，像所有南方的巷子，充斥着人间烟火的味道，日常中藏着些许生活的韵味。一大早，整条巷子就被小商贩的吆喝声唤醒了。行人脚步杂沓，匆匆忙忙的，定然是生意人和过客；脸上带着些闲适和安定的，则是当地人。一夜的睡眠赶走了人们脸上的疲倦和慵懒，大家的脸上写着些小百姓特有的生活印记。你如果没有急事，我建议你在这条巷子里慢慢踱过去，从巷子这头，走过那些普通门楼，走到巷子那头。你可能一不小心就会碰见一个书生模样的人，他常常着一袭青色的长衫，消瘦高挑，目光深邃。看人的时候，他的头总是微微向左侧着，颧骨突出的脸上，写着一些不屑，写着一些玩世不恭，这个人是金圣叹。当时的金圣叹并未如现在这么出名。

他像所有人那样，在这条巷子里柴米油盐，以度过波澜不惊的时日。他像那些平常的男人，并不终日远游，常回家，又不拘泥于家室的方寸之地。他高兴的时候，会哼着小曲，从巷子里走过，到肉摊上去买回两斤猪肉一壶黄酒。他不高兴时候，会躲进自己的书房，提起笔来洋洋洒洒写一大篇文章，仿佛那都是他心里绵长的怨气。你会常常看见这个人，看见他站在巷子口，大声地和人争论一首诗一本古老的典籍，看见他侧着头，充满质疑地听别人滔滔不绝，脸上是洞悉一切的表情，看见他脚步匆忙地从巷子里穿过。

常会有人找到这条巷子里来，当然都是些求教的书生和闲散的文人。来人会带来一叠旧书几篇诗文，也会随手从囊中取出一壶酒，大家知道先生好酒，这见面礼是不能不带的。推门进去，常可看见金圣叹在自家院子里和人边聊文章边喝酒。

金圣叹嗜酒是成了名的，白天里的先生是格外闲暇的人，常常提一壶酒，到水边树下，慢慢喝。杭州的一个才子赵声伯到苏州探望旧友，正好遇到金圣叹与一帮文友在喝酒，便也加入进去，后来赵声伯是这样回忆那次和金圣叹的偶遇的：“彻三四夜而不醉，诙谐曼谑，座客从之，略无厌倦。偶有倦睡者，辄以新言醒之。不事生产，不修巾幅，仙仙然有出尘之致。”他喝酒整整喝了几天几夜，却了无醉意，这样的人用现在的话说是：见过能喝的，没见过这么能喝的。当然那个场面一定很有意思，他的言语和智慧，一定有如相声演员和说书艺术人那样精彩，这样的精彩高潮迭起，让众人皆不迷糊。

当然他更像我们能够想起的那些才华横溢飞扬跋扈的才子。某一天早晨，金圣叹穿过小巷，到茶馆饮茶，见邻桌有几位秀才模样的人对对子，一胖秀才出对：

母鸡下蛋，谷多谷多，只有一个；

众人连声叫好，一瘦秀才拿起酒杯应答：

小鸟上树，酒醉酒醉，并无半杯。

大家拍案齐赞，说不愧为教授也，原来瘦秀才是当地颇有些小名气的老师。只见他又指着盘中一个饼，说：“我也出一联，你们对对。”语气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自得，他指着桌上一盘点心，缓缓吟道：上素月公饼。

这“上素”是“尚书”谐音，却又暗含是“素料”制作的月饼，确实是很刁的上联，人群一阵轻微骚动，竟无人对得出。

其时，金圣叹手里正捉起一块云片糕，刚欲送入口中。他顿住了，用稀松平常的语气接了下去：中糖云片糕。

这“中糖”是云片糕里的一种佐料，也应了“中堂”官名，而“云片糕”正好对“月公饼”，贴切至极，像灰姑娘的脚找到了那只掉落的水晶鞋，像一把古琴遇见了一双巧手。

尽管他的声音不响，但大家还是一下子就被这样的巧智给震惊了。转身望去，才看见金圣叹正坐在茶馆的一抹晨曦里。

瘦秀才有些脸面上挂不住，尴尬像晨光一样，很是晃眼。他说：“看来先生也是高手，小可冒昧，再请先生对一对。”这个请求有两层用意，一是为自己找个台阶，慢慢跨下去；再一个是希望能难住这个金圣叹，这样好歹挽回些颜面。于是他指着桌上油灯，出了上联：

油蘸蜡烛，烛内一心，心中有火。

先生当即就有了答案，他指着头顶的灯笼说：纸糊灯笼，笼边多眼，眼里无珠。当然这“眼里无珠”特别有深意了。

瘦秀才不得不口中呐呐，佩服得五体投地。最后，他执意把那次早茶的钱给金圣叹付了。

金圣叹的院子里有一片芭蕉树，这是先生喜爱的一种植物，原先他的院中种植的是海棠和紫荆，后被他拔去好几棵，将位置腾出，种了这一片芭蕉。他喜欢芭蕉阔的叶，铺展着一片大的生机，这样奔放的生命让他感动，当然他种芭蕉更大的原因还在于雨落芭蕉的意韵，他喜欢看大的雨点从容地落到阔大的芭蕉叶上，也喜欢听小雨在芭蕉叶上发出沙沙声响，因了院中芭蕉，青灯黄卷相伴的夜晚，突然就有了些听雨的氛围和心绪。当然晴日里，太阳会把自己的剪影投在庭院里，庭院里就会有斑驳的光阴流转，使人想起蒋捷的诗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先生是个桀骜不驯，狂放不羁的人。十岁那年，入读私塾，那些圣贤书让他很是头大，满纸礼义廉耻，让他常常在课堂上昏昏睡去，他有过好些次逃学的记录，为此他的手心和屁股没少挨老师的打。但他并非不是好学之人，只是他喜欢读的都是当时人们眼中的闲杂读物：诸如《水浒》、《三国》、《西厢》、《西游》之类。

这大致可以看成他“不务正业”的开始，他是个读书人，读书对他来说是一件更为纯粹的事，少了更多功利。他喜欢没有羁绊的人生，也喜欢没有羁绊地读书，他自负于自己的才华，却又厌恶科举的陈腐和古板。书并不是敲门砖，学问也不是钻营的资本。一切皆因了读书本身的乐趣，因了思想和有知识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在年少的时候，乡邻们也催促金圣叹参加过乡试。当时考题为“西子来矣”，题意要求以越国西施出使吴国的史实为材料，给予评说。面对试题，金圣叹略一沉思，便铺开纸写了一首小诗：“开东城，西子不来；开南城，西子不来；开北城，西子不来！开西城，则西子来矣！西子来矣。”至于对文章中的七规定八要求，他一概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主考大概从未见过这么游戏人生的愣头小儿，不过这个考官多少还是有些幽默感的，他在金圣叹的卷子上留了八个字：“秀才去矣！秀才去矣！”也算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回应了。

先生是个自视甚高的人，他说：天下才子，唯我一人。

先生是个率真的人，遇不快的事，必吐之而后快；遇不公平的事，定会上前问个究竟，他不屑于权贵，不囿于钱财。有一次，一位朋友手头紧，无计可施之间，又想到了金圣叹，可他前几日刚问先生借了一笔钱，所以来了后，顾左右而言他，口中一直拐弯抹角，羞于切入正题。金圣叹大概是见多了这样的人，一把将他拉进内室，悄悄问：这次要多少啊？那人才不好意思地伸出几根手指。他二话没说，旋即翻箱倒柜取来银子，塞到朋友口袋里：“这些应该够了吧？如果不是赶着去还债，我们先喝一盅吧。”

因了这样的一切，先生成了那个时代狂悖的符号。那是个怎样的时代？三百九十年前，金圣叹出生在明朝，等他活到壮年时候，朝代更替，金圣叹的心里不可能没有前朝遗民的悲凉，尤其目睹清政府的种种腐败和专制后，这样的悲凉就更无枝可依了。

他身处江南古城苏州一隅，外表玩世不恭，那也只是个表象。在政治空气日益紧张的社会里，这是他为自己找到的一种与世界和解的姿态。当时，大清帝国的统治才开始不久，帝国大厦还没有根深蒂固，风雨不侵。高层有着无比敏感的神经，他们的触角伸到辽阔国土的大江南北，江南士子云集的苏杭一带，人们的意识形态和言论，更是帝国统治者关注的。尤其是那些前朝文人，他们的一篇文章，一首诗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在这样的时候，金圣叹改写文学评论了，这也是他不断调试后为内心找到的一条相对恰当的道路，当写作成为一种如履薄冰的事业，文人们不得不考虑一条相对平坦的路子。评论给了金圣叹一个进退自如的机会，那些闲杂的书，那些无伤大雅的书，他一次次读，一次次找到会心的回应，然后他的笔在前人的文字之后，自由行走，游刃有余。他激扬文字，声东击西，嬉笑怒骂，歌哭舞蹈。这样他的心才在逐行的文字里面找到了一片舒展的天空，这样它才可以深呼吸，深深地呼吸。

但不管他藏多深，不管他找到的文字道路有多少平坦，其实对于一个行为乖张而又从不会对自己说“做人要低调”这样的话的人，在那个举国上下竭力摒弃个性的年代，他的生命还是在刀尖舞蹈，充满凶险。除了文字，金圣叹同样酷爱星象和易学，也热爱参禅和悟道。显然像他这样具有大智慧的人，希望更好地看透自己的人生。当然他不会不知道，一个人的才华，在对的年代里，顶多会招致别人妒忌；在不对的年代里，带来的可能就是大的不幸。他曾经为大唐帝国的那些才子哀叹“自古有才决是无命”，当然他说的有才无命的人一定还包括自己。

但是这个世界有太多悖论，一个人可以参透别人的命运，却永远无法看到自己正走在一条怎样的路上。金圣叹这样的人，或许知道自己的命运走向，只是不想修正些什么，痛饮狂歌，激扬文字的感觉让他迷恋。他不想逼迫自己放弃，既然他自己不想逼迫自己放弃，那再大的权威或者潜在的危险就让他更无所谓了，因为他们这一类人更多时刻是听从心的召唤的。心所想的，心所爱的，心所迷恋的，就是他要做的。

他的评论看似剑走偏锋，实际上也赖此获得了诸多知己，他很快就成了当时的畅销书作家。当年清初名僧木陈在北京，顺治皇帝诏见他，一见面，后者就向他打听金圣叹其人，并认为金“批评《西厢》、《水浒》，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才高而见僻”是皇帝的褒扬之语，但今天读来，这五个字有着一股冷飕飕的寒气，这五个字也透着一个深层的意思，那个被皇帝夸奖的人多少有些不入主流，不识体统。

他在自己的文章里逞才使气，嬉笑怒骂。他首先选择了评论《西厢》，他颠覆传统的伦理和审美，他抨击迂腐和卫道，仿佛那样才有些人生快意。才华横溢的人们，总无法安于内心的平庸，他们喜欢走到陡峭的崖上临风眺望，尽管那样会有摔下去的危险。但生命才有说不出来的欢畅，金圣叹就是这样一个人。

不管表面有多缓和平静，他和这个世界的紧张关系一触即发。

顺治十七年，苏州吴县县令任维初上任，任维初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贪官，他想方设法搜刮民财，且恶霸一方。上任不到一年时间，民间就有了许多积怨。顺治十七年岁末，朝廷开始向百姓征收钱粮。任维初更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命人剖开大竹片，若有谁抗命不按时缴纳钱粮，就用竹片暴打一顿，这种惩罚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顿打，却残暴无比，这样的责打是没有一个节制的度的，于是就打出了人命来。

人命关天，可当权者眼中人命如野草枯叶。这样的反差让民间的怨恨自然有了更大积蓄，积怨需要宣泄。

顺治十八年二月四日，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苏州，按照朝廷规定，全国各地民众都可到当地庙中设灵哀悼。当时，苏州一带的文人们得知巡抚朱国治将率抚、按、府、长、吴五署官员齐集府堂设幕哭灵。其时，诸生百余人聚集文庙，鸣钟击鼓，表面上缅怀先帝亡灵，实则大家想借此机会一起向上请愿，弹劾县令任维初。金圣叹更是义愤填膺，他第一个走到前台，发表了一场痛快淋漓的演说，他说县令是一个地方的父母官，而我们的任县令却是豺狼虎豹。像这样的官员，一天不下台，我们的国家就一天不会干净，我们的生活就一天见不到光明。他说这是一个价值观失衡的年代，当邪恶压过正义的时候，这个世界将冰冻三尺。他说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要让领导的上级看到百姓的苦难和为官的不仁……

他这么一说，就像有人在人群里投进了一颗炸弹，人们激动起来。有人开始在台下高呼：我们要找巡抚大人去。我们要把任维初这匹狼逐出苏州的土地。

一群人浩浩荡荡向巡抚朱国治正祭奠顺治皇帝的巡抚大堂进发。一千多人堵在大堂门口，要求惩办吴县知县任维初，让他滚蛋。群情激愤，几个激进的士子则争相控诉任维初的种种劣迹。

其实一切是徒劳的，首先朱国治是任维初的顶头上司，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其次朱国治意识到事态严重，他觉得这群人挑战了他为官的尊严，而且他们也挑战了大清帝国的尊严。要知道当时大清的基石还没有那么稳固。这样的非法集会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可怕的。作为一个巡抚，朱国治觉得自己不能够在这样的时刻表现出任何软弱，他要用最强硬的方式平息这场无理取闹。他当即下令逮捕游行队伍中打头的几位士人，场面一度混乱。

金圣叹并未在那天被逮捕，他在混乱中被游行队伍冲出了官兵包围。那或许是命运对他的一次眷顾，仿佛在暗示他，已经走在悬崖边缘了，再向前一步，就万劫不复。

但他按捺不住了，他觉得不可思议，他觉得窒息，觉得这个时代连这样的表达都不可以，最终连鸟儿的喉咙和空气都会凝固的。他不能就这样找个地方躲起来，他的血性，他的倔强，他的叛逆这个时候都跳出来了，紧紧地抓着他，逼迫他再一次走到风口浪尖上。他连夜写了一篇《十弗见》的文章，用辛辣和讽刺的笔法，批判了任维初，而锋芒过处，也深深地刺到了朱国治心里。第二天，金圣叹复又率领了数千人集会抗议，要求朝廷罢免任维初，并释放被捕的青年学子。这一次他没能够逃脱，或者说他觉得尽管这是一着险棋，但他认定了自己只能这么走，在良心和道义面前，他别无退路了。

朱国治比想象中的更有手段，他立即上书朝廷，称一群江南文人在哀诏初临苏州的时刻，集众上千，严重惊扰先帝之灵，也挑衅了当今皇上的圣恩。如此目无法纪的行为是极端恶劣，动摇人心的。上书马上引起了高端的重视，这是关系清廷大局稳定的事。朝廷即刻派人在江宁审讯，所有被捕者不分首从，统统判处死刑，没收全部财产，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当时和金圣叹一道被捕的江南士子共十八人，但判令一道斩首的却有一百多号人，其余一些是入侵江南的海寇。从朝廷的处治方式看，大清帝国的高层是将金圣叹他们看作了一群作乱反判的异己力量，这样一群人是危及帝国长治久安的。

至此，我们再难在苏州憩桥巷，那条窄窄的巷子里见到那个高挑的身影，再难听到先生充满智慧的调侃和参悟了。仿佛就在昨日，人们眼前还浮现着这样一幕，有人远道赶来，在巷子里拦住先生，让他给自己算一卦，命运如何？先生摇头摆手：佛说过，命是不能说的，不能说的。一切晃如隔世。

53岁那年，金圣叹在监狱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一个狂放不羁的人，一只雄鹰，一头高原上的雪豹，现在成了阶下囚徒。他的两个儿子到监狱里探望他，带了莲子羹和梨给他，他在壁上顺手写下“莲 （怜）子心内苦，梨 （离）儿腹中酸”。这样的诗句，大致可以让我们猜到那段无望的岁月带给他的内心煎熬。

他还有很多未尽的事业，那些企图大规模系统点评的著作全部堆在案头，被官兵抄家之后，付之一炬，剩下的是满地尘埃。

他短暂的狱中时光，做了三件事情。

一是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断头，是至痛的事；抄家，是至惨的事。这些事情都让我金圣叹遇上了，也算是生命里的一奇吧。”一个人在注视着死亡慢慢临近的时候，还能这么从容地谈及它，这是需要大勇气的。

另一件事发生在临刑前一晚，还是跟信有关。金圣叹请求狱卒替他送一封信，他辗转反侧，颇费周折，一再强调这只是一封普通家书，这样终于让那个原本就有些同情和崇拜他的狱卒答应送信，但他又一再反复叮嘱这封信一定要送到家人手中。狱卒显然还是心中担忧，忍不住将信私下拆开，并与一个关系相当不错的上司一同观看，只见上面令人啼笑皆非地写着这么一段话：“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憾矣！”

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无法确切知道，他的这句话传达着一种怎样的智慧密码？他是想说一个人的人生况味吗？只有当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相逢，我们才能品到生命的真味？还是想告诉儿子，要学会将生命里的事物融会贯通，这样你会获得另外的启示？还是纯粹为了给自己的儿子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增加一道独特小菜呢？谁也不知道。

他做的第三件事是对出了一副对子的下联。这还得从两年前说起，一天，金圣叹到金山寺游玩，下榻禅寺客房。晚上，他拜访了金山寺的长老寺宇和尚。他们一直聊到深夜。走时，和尚留下一联：“半夜三更半”，让他对下联。那个夜晚，一向自负的金圣叹就是对不出。

一对下联困扰了他几年，直到临近刑期，那时距离中秋也已不远了，他突然对出了老和尚的下联：中秋八月中。他向那个渐渐熟悉了的狱卒要了一支笔，把这副老和尚的对联，写在了墙上，这一次他没有笔走龙蛇，没有把字写得一如从前那样的气势飞扬，相反，他是那样缓慢地，甚至都有些小心地将这十个字写到墙上。写完的那一刻，他发现自己已泪流满面了。

顺治十八年七月十三日中午，南京三山街一道北向的山坡。金圣叹、倪用宾、顾伟业、周江、来献琪、丁观生等人，连同被满清政府抓获的一群海盗，共计一百多号人被斩首。

关于金圣叹的死，有人说他上演了生命里的最后一次传奇：

那天，杀头者众，金圣叹想：“杀头好似清风过颈，可要是挨到最后一个斩杀，精神一定会受到很大摧残。”于是他就悄悄地对近旁的刽子手说：“我手心里有一张银票，这银票是留给你的，为的是要你行刑时第一个砍我的头。”

贪心的刽子手为了得到这张银票，真的第一个砍掉了金圣叹的头。当他掰开金圣叹的手时，却是两手空空，才知上了死人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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