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子间：都市蜗居的思想史<br/>——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中心

亭子间：都市蜗居的思想史
——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中心

2011-11-20傅修海

中国文学研究 2011年3期

傅修海林岗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275)

亭子间是著名的上海石库门建筑的一部分，诞生于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其狭小阴暗，最初仅仅被用作堆放杂物的地方或佣仆、下人的住所。可当涌入上海的外地人越来越多，而廉价出租屋却供不应求时，精明的房东往往将其出租牟利，亭子间也因性价比高而颇受低收入租住者青睐。况且，不只是经济拮据的市民大多选择租赁亭子间居住，“一些单身在沪谋生的职业青年，往往愿意合租亭子间，吃包饭，既省钱方便又可免去孤独的伤感，而且别有一番苦中作乐的浪漫情调。”〔1〕〔p59〕曾住上海亭子间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所说的——“自‘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地积聚着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2〕，其实就是亭子间群落的主要构成。尤其是当这拨人陆续进入上海这个继广州之后的南方革命中心后，便大多成为亭子间的一员。

亭子间于是成为许许多多上海打拼者痛苦而甜蜜的记忆。不仅如此，亭子间居住群体的诸多共同症候，还酿就成了与左翼文化相互粘连的“亭子间文化”——既“主要指称这种生活方式、带有青年文化特征的上海左翼文化而言”，又“代表了一般左翼青年文化人所处的相类的恶劣居住和生存环境，它既是一个实体空间，又是一个文化隐喻”〔3〕〔P100〕。因此有论者认为，亭子间文化就是“30 年代从上海的这类恶劣物质生存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一种带有边缘性和激进性的青年文化。”〔3〕〔P100〕

一

平常视之，亭子间的繁荣兴盛，本是当年旧上海勃然兴起而为现代繁华大都市时，因为工作机会供不应求、房少人多等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居住条件紧张的都市现象。当然，正由此也导致许多汇聚上海的闲散社会知识青年，或寻求获得本土化的现代自我调适，或为应对生存而降格以求。同时，现代社会语境的城市勃兴也使上海传媒业骤然兴盛。无论源于接受古典教养的习得还是现代教育的养成，攒居旧上海的知识青年每每都因此获得了以文谋生的可能、阵地和机会。前者有大量的街头小报、烟粉文学、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和武侠言情小说，例如写《荒江女侠》的通俗作家顾明道;后者有《小说月报》和大量的各翼小团体报刊书店等。因此，并非居住在亭子间里的文人都是左翼青年，也并非所有的上海文人都住过亭子间。

尽管如此，出版传播行业的迅速增长，公共空间争夺的日益激烈，仍给这拨流淌着热血的文学青年创造了不少分化和重组的机缘。而由于数量如此众多的文字青年在乱世中都不由自主地竞相埋首于亭子间、挣扎在文字中讨生活，无形中倒也生成了蔚为壮观的社会群体景观——亭子间文人、亭子间作家。可见，所谓亭子间文人，针对的是那些古典世界走过来、而仍沉醉不知归路的以文字为生的群落;而亭子间作家，则是指那些遵从现代学校教育的、半路出家的现代文字职业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这一群无可奈何的都市恋客和寻梦男女，因无可奈何的苟且而散落在各个弄堂里的亭子间。然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日常生活的不得已而为之，反而促成了旧上海独特的人文景观，甚至形成独特的“中西合壁独特的建筑形式”而导致的“人伦传统”景观〔4〕。日后的这些诸多想象与回望，显然不免有忆苦思甜的浪漫，但实事求是说，那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喜剧。

然而，亭子间文人中许多日后暴得大名者的回溯，却仍旧的的确确给原先带着沧桑寥落的亭子间增色不少。文人作家的笔墨，加上他们追寻当年奋斗足迹的光影、感叹和想象，亭子间似乎就不再是日常悲歌，而成了痛并且快乐着的情怀追忆。尤其是当时世更易、旧上海已作为历史文化记忆之后，亭子间更是成为旧上海人事记忆的经典元素之一，甚至进而成为人们追忆先人、分享世事艰难的温馨关键词。当年作为“蜗居”的生动写照的亭子间，其背后本该有、也曾经主流存在着的逼仄、艰难和苦辛，便逐渐被怀旧的感伤情绪、追忆的审美眼光反复淘洗来凝炼去，陆陆续续成为了上海建筑史、都市史上的美学因子被反复诉说与流传——“也许住过亭子间，才不愧是科班出身的上海人，而一辈子脱不出亭子间，也就枉为上海人。”〔5〕

二

其实，亭子间的历史意味，最根本的，并非主要因为建筑风格或艺术本身，乃是因为它曾经荫庇过的形形色色的人。因为亭子间给这些人留下过不少纠缠悱恻的记忆。的确，日常生活记忆往往是人们得以自我温暖的心灵壁炉。对以文字为生的作家而言，更是如此。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挤满了各色原因到那里追梦的年轻人，更留下为数不少的亭子间记忆。旧上海描写亭子间的文学作品相当多，周天籁就曾以《亭子间嫂嫂》连载而救活一家小报并一举成名;蒋光慈的《在黑夜里》抒发初恋的火花：“我还记得我初次遇见你，在一间窄小不明的亭子间里。”〔6〕郭沫若在1925年的小说《亭子间中》，描写了一位有“叫化子气”〔7〕的亭子间主人公爱牟;梁实秋则在《住一楼一底房者的悲哀》里写道：“厨房里杀鸡，无论躲在哪一个角落，都听得见鸡叫，厨房里烹鱼，可以嗅到鱼腥，厨房里生火，可以看到一缕缕的青烟从地板缝里冉冉上升……”〔8〕，充分渲染了亭子间生活的逼仄无奈;周立波更是干脆，把他1935－1936年间写的文艺评论文字结集为《亭子间里》，以资纪念。〔9〕

而在左翼作家们的笔下，亭子间生活则充满苦涩。富贵家庭出走的殷夫，对此间落差的感受特别尖锐，曾因此自称是“蛰居亭子间同时站在十字街头做诗弄文学的文丐”〔10〕。鲁迅在《弄堂生意古今谈》也曾说，亭子间“对于靠笔墨为生的人们，却有一点害处，假如你还没有练到‘心如古井’，就可以闹得整天整夜写不出什么东西来”〔11〕。鲁迅对亭子间的生活记忆可谓充满愤激，并以其惯有的冷嘲代替了热讽。

既然如此多的人对亭子间生活都表达了汹涌的不满，甚至还不乏鲁迅式的愤激。可见，亭子间已然成为那个时代的乱世生活动荡奔波的缩影。在此情形下，由于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悬殊，中国共产党人渐渐把时势转移的较量从真刀真枪的战场转移到对社会思想文化、舆论同情等公共空间的争夺与对抗，亭子间群体的何去何从就足以成为历史大势的重要症候。事实上，这一有着政党背景的人心争夺，事实上不仅加剧上海知识群体的分化，也吸引更多濒于生计温饱存亡线上的青年的出处进退。众多亭子间文人作家，更是由此迅速加入各色群体而求取个体或团体生存资源和精神动力。

遥想当年，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在上海的稿费相当低，千字一二元。而“当时上海一个中等阶层家庭(五口之家)的月开销为 66 元”。〔1〕〔P50～51〕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一个月写作好几万字且不能有退稿，这样才能维持基本生活。关露回忆说：“当时‘左联’同志都很年轻，除开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的穆木天比较年长一些而外，大都只有二十岁左右到二十六七。因此，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成家，孤身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用一个煤油炉自己做饭，上老虎灶买开水。也有的到最便宜的小饭馆去买一元钱六七张的饭票，或者吃十二个铜元(相当四分钱)一碗的阳春面。”〔12〕时任左联成员和组织部长的王尧山，月收入二十多元。为秘密工作方便，在浦西租一间十元的亭子间，再加上每月伙食费十元左右，一个工资就见底。〔13〕像上面这种情况，在左翼文学青年中显然算是不错的，因为他们起码有正当职业和相对稳定的收入，温饱也不至于成为大问题。但左联青年成员中，能够以文为生而勉强得以温饱的并非占大多数。尽管刊物传媒的现代发达需要不少稿件，但许多刊物(尤其是左翼和革命宣传的刊物)毕竟不少都是同人刊物或者是基于政治煽动宣传的出版品，大多没有稿费支出的来源。况且，在彼时的大上海，左翼文学青年大多属于城市游民。于是，层层累积的流离社会体验，便在同步加剧着亭子间的青年们一步步走向激进政治的漩涡。

三

和今天很多人的想象相反，被称为“亭子间作家”或“亭子间文人”，在旧上海不是什么光彩而荣耀的事情，甚至是“多少含有些讥讽意味”〔14〕称谓。可是，尽管如此，大部分以文为生的旧上海知识青年毕竟都曾经出入过亭子间，这多少也算是一种社会出身。因此，即便他们日后发达成名，“亭子间里走出的作家文人”仍是烙在他们身上的、磨灭不了的精神符号。这一称谓究竟包含着多少互相矛盾的讲究和精致，恐怕也只有当年的上海人才知道。

与一些名伶讳言堂客出身不一样，亭子间出身的文人作家，大抵没有多少人对此有特别忌讳。相反，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事业发达的起点。就一般作家文人而言，出身问题固然没有单独讨论的必要。但对于那些日后走向激进并从事左翼革命的亭子间文人作家而言，亭子间的出身起点却导致了更多心结。旧上海的亭子间，这类从现代都市衍生而来的新式建筑空间，却因历史情势变换而导致其意义也发生同步转移。它先是一变而为现代都市人精神象征的蜗居，再则变而成为现代革命政治语境下的身份符号与阶级代码。用陈思和先生的话说，毕竟左翼革命也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一种，而旧上海恰恰是“繁荣与糜烂同体性”〔14〕的地方。

然而，事后的不讳言，也并非就能等同于当时的美好。起码对于日后成为左翼作家或从事共产主义革命的亭子间文人而言，在不断频密的革命政治思想考察运动中，当时的亭子间文人身份已然开始引发了不小的精神紧张。1939年，当画家蔡若虹踏上延安的土地时，他就强烈感到：“从上海的亭子间到延安的窑洞，不但有两种不同的面貌，而且有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作风。”〔15〕而华君武事隔多年后的回忆，更是道出那些曾作为亭子间文人的革命者不足为外人道的隐衷。他说：“所谓上海亭子间，是指地方很狭窄，里面只能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凳子，半楼梯，是穷文人住的地方，他们在里面写或画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东西，跟广大群众没什么关系。如果我后来不到延安，也只能做个‘亭子间’画家。”〔16〕像华君武这样的名人，他居然也把亭子间文人出身当作革命者历史的对立物，这当然多少有点事后诸葛的明智。但这也的确说明，当事过境迁后，亭子间作为居住建筑空间在革命政治语境里发生了敏感的变味。尤其是当众多从旧上海亭子间里走出来的左翼文人和知识青年到达延安之后，在身份政治的视野中，亭子间的出身就更是渐渐成为被一再放大和审视的焦点问题。曾经的亭子间里的世态人情随风而逝，而亭子间的革命火种和豪情却被无限放大。〔17〕大量日常空间的“蜗居”痛苦，一旦进入革命第一性的语境中，阶级纯粹度便迅即转换成关乎身份政治的基本要素。判断的标准，关乎日常的吃穿住行显然是最为形而下的首选。亭子间，，不就是关乎住——肉体和灵魂的栖居么?因此，亭子间迅速经历建筑空间到生活空间、从精神空间到身份政治空间的层层蜕变，构成了其独特坎坷的都市“蜗居”的思想史。

四

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讲话。其中的《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部分，令人讶异谈到了亭子间。这显然是足以让每个从亭子间里过来的文人们都惊心动魄的问题。毛泽东的讲话，把从上海来的知识分子，称作“亭子间的人”;把来自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的文化人，称作“山顶上的人”。他不仅生动指出“亭子间的人”(来自上海等地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和“山顶上的人”(来自革命老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各自的长短处，还简明扼要指出艺术指导方向是统一战线。毛泽东以其惯有的民间风趣语调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18〕显然，在“好看”和“好吃”、“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与动辄“老子二万五千里”之间，一是实用功利的需要，一是审美层面的追求。稍稍具有政治敏感的人，谁都知道，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此二者孰轻孰重，更何况是这些从上海千里奔赴延安的左翼革命文学青年呢?

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更进一步说：“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19〕一语惊醒梦中人。原来仅仅是居住环境和空间选择的亭子间，此刻被正儿八经地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相等同，被相提并论了。被政治化的亭子间“蜗居”，指涉的已然不再是艺术风格和话语权力，而是阶级分野的甄别。

事情悄悄的变化，并没有引起亭子间文人作家们的足够敏感。况且，理智的知晓和感情的留恋也总不会一拍即合。例如，都是从上海亭子间里走出来的王实味和丁玲，就未能对毛泽东辨证法式的统一战线教诲有所领悟。于是，四年之后，才华横溢的王实味在1942年3月13日和23日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野百合花》;而个性棱橧的丁玲也在1942年3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纷争不断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此后还继续推出招致杀身之祸的《政治家·艺术家》等等。其实，毛泽东的讲话蕴含着高度浓缩的政治智慧，奈何解铃人与系铃人都不是亭子间里的他们。“山顶上的人”，固然有毛泽东所说的“摆老粗架子”，但那是权力依托下的资格展示;“亭子间的人”无疑也喜欢“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但正如鲁迅所言——那毕竟是诗歌的力量，在枪炮面前当不得真。

从亭子间出走到延安，无疑是在延安解放区明朗天空下对身体和思想蜗居的解放，但同样也是另一种精神蜗居的开始。任何革命都意味着牺牲和取舍，只不过谁也没有细想——日常生活空间的转换，原来并非仅仅是安放肉体或栖息灵魂的单纯所在，它还涉及对自我身份在政治层面和精神向度上的再出发。正如叶中强所言：“随着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全国的胜利，‘亭子间’作为一种文化隐喻，连同产生它的母体——近现代上海都市，在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中倾覆了。”〔20〕只不过令人感慨的是，曾经被作为左翼青年“道德高地”和“文化空间”〔21〕的亭子间，也因他们到延安之后从事的具体战线差异而在性质上急剧分化。对那些彼时并非从事文艺工作的左翼青年而言，亭子间出身的确是革命前夜的苦难象征，因此大量火线上革命者传记都特别喜欢提及其亭子间生涯。〔22〕对文艺战线上的亭子间青年而言，到延安去的抉择则不是简单的“亭子间”与“根据地”的“两种革命文艺力量的会师”〔23〕，而是他们将进入革命熔炉崭的新的开始，是别一种全身心规约的生涯。

历史昭昭。在此之后，亭子间里的都市蜗居思想史，也从城市同步转入农村——它开始在延安那漫山遍野、层级不一的窑洞里掀开了自己的新篇章。

〔1〕罗苏文．石库门：寻常人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13．瞿秋白的论述当然也有为其五四文学革命史叙述寻找新历史主体的意味。见傅修海．现代文学史“革命化”叙述的开端——论瞿秋白的“五四”文学观〔J〕．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4)．

〔3〕梁伟峰．“浪子”反抗的“浪子之王”——论鲁迅与亭子间文化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1)．

〔4〕杨剑龙，梁燕城．中国城市的中西文化视野一一关于当代城市文化的对话〔J〕．文化中国，2008(1)：15．

〔5〕木心．哥伦比亚的倒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35．

〔6〕蒋光慈．蒋光慈诗文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418．

〔7〕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9)〔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385－393．

〔8〕梁实秋．住一楼一底房者的悲哀〔N〕．三民周报，1927(17)．

〔9〕周立波．亭子间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

〔10〕姜馥森．鲁迅与白莽〔J〕．大风(香港)．1939(11)．

〔11〕鲁迅．鲁迅全集(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