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而言，当南京这个普通的城市和抗日战争联系在一起时，往往不自觉的意味着一段难以名状的沉重的禁忌。这种禁忌，决定了这段历史无论如何无法成为被全盘认可的艺术表现对象。所以那些对于《南京！南京！》近乎失控的批评和责难，从某种角度上说，皆为必然。而抛却影片在叙事层面和人物内心深层探究方面的些许缺憾，《南京！南京！》的诞生堪比一次勇敢的镜像史革命，隐隐昭示着未来电影中全新的历史观。

一、城：镜像的主体

相较于姜文（《鬼子来了》）和管虎（《斗牛》），陆川的电影《南京！南京！》避开了所有可能切入的各种叙事角度，他选择整座南京城作为镜像的主体。这个主体的特殊性使得整个叙事呈现别一种的模样，没有具体而紧实的发展脉络，而整体的偏向于展示全景的散文式结构。对于宏大的历史题材来说，选择一座城池作为叙事主体显然不如选择“马大三”或者“牛二”更为明智。选择城池而不是个人，即意味着选择了出现叙事模糊、线索混沌且容易断裂的可能性，也意味着影片的背景由一般意义上的“城”转向了“人”，从而完成“人”与“城”的位置的严肃置换，客观上颠覆了受众业已生成的审美经验。事实上，《南京！南京！》也正因为这个置换而付出了叙事层面的代价——即弱化了故事的讲述和人物形象的立体塑造。为了深入这座生死之城的灵魂之地，全面而深刻的展现战争笼罩之下的“城”的全貌，影片呈现了复杂的多线索的叙事结构，力图全景式的刻画城池之下所有可能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