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元恒，严振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指挥学院，河北宣化075100）

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及其阶段性的认识

程元恒，严振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指挥学院，河北宣化07510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从整体上进入社会转型时期。从社会运行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由改革开放之前的恶性运行阶段向其后的中性运行阶段并进而向良性运行阶段转化的过程。从社会转型的主体内容来分析，中国社会转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和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阶段。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这是中国迈向现代社会不可或缺、至为重要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

社会转型；转型期；阶段性

转型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运动形式转变的过渡过程。一般而言，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1〕纵观“社会转型”一词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说，“社会转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只是学术性语言，在世纪之交逐渐成为群众性语言，随后为官方所接受，并正式成为政策性话语，用于描述和阐释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本文拟从社会转型的视角出发，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及其阶段性进行一些梳理，并希冀引发学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一、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初步界定

当前，理论界对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认识不存在任何异议，但对起始点的看法却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应该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算起，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型过程大致经历了1840年至1949年的启动和慢速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8年的中速发展阶段和1978年至今的快速和加速发展阶段。〔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起始点应该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理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虽然在若干方面或领域存在一些现代性因素，但就整体而言，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传统性因素。以1978年为例，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是17.9∶82.1，属于典型的农业社会结构；当时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33.6元（有2.5亿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而中国市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属于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当时国家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对外基本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3〕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首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学术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我们注意到，对起始点的争议在悄然中出现了缓和甚至趋同的迹象，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学界研究的重点相同，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转型”，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将该时期称为“快速转型期”或“社会转型加速期”，后者则将该阶段直接称为“社会转型期”。

2.坚持以鸦片战争为起始点的大多属于早期研究社会转型的学者（时间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纵使是这部分学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也开始认可“1978年至今，中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4〕

3.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在2003年“非典”之后，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始倾向于直接用“社会转型”来探讨改革开放之后所出现的问题和巨大变化，这说明学界已有初步共识。

其次，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此时在实践中社会虽然出现了整体性变迁的趋势，但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对于这种变化的概括基本上都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更不用说当时人们对于这种变化的性质和方向尚存在极大的争论。在这种状况下，个别社会学者试探性地提出社会转型的概念并追溯其起始点，无疑将其拉伸到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进而通过划分历史阶段并作一番比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随着实践的快速推进和理论研究向更广、更深的程度发展，这种观点的“不足”也逐渐显现。除上面提出的理由外，这种观点还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以下两种情况：

1.就全球社会转型的长波进程而言，假设将中国社会转型的起始点界定为1840年，那么，美国、德国、日本、苏联等国的转型起始点该如何界定呢？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既要重视“理论的本土化”，同时还要重视“理论的世界性”，简单的自说自话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2.就中国社会的本土转型而言，在1840年之后1978年之前，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我国在个别技术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有的甚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比方说核工业、航天技术、生物工程等。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也是令国人颇感自豪的壮举。但就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体系而言，无论是从人均收入、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来看，还是从产业结构、城乡比例、阶层比重来看，乃至从国家的民主状况、社会事业的发展程度、国人的公民意识来看，毫无疑问，我国社会整体仍处于传统社会时期。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相比较而言，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起始点应该界定为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于该如何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归纳概括1840年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期，我们初步设想将其称为社会转型的“预热期”、“萌芽期”或“准备期”。

二、从社会运行的视角看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性

社会的运行状态一般可分为三种，即良性、中性和恶性运行。所谓社会的良性运行，是指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相互促进，而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最小的范围之内”；社会的中性运行是指“社会运行有障碍，发展不甚平衡，包含较多明显的不协调因素，但它们还未危害、破坏社会的常态运行”；而社会的恶性运行则是指“社会运行发生严重阻碍，离轨、失控”。〔5〕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两点：其一，社会的三种运行状态是相对的，判定一个社会处于哪种运行状态的标准，主要是看社会的整体而非局部是处于哪种状态。其二，在一定条件下，社会的三种运行状态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我们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运行状况为例。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前期，政治清明、党风端正、民风淳朴、人们的思想觉悟高、生产恢复发展快、社会不协调因素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可以说，当时社会整体上处于良性运行状态，尽管这种“良性”是一种初级阶段的。然而，随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主观上的“冒进”甚至“激进”思想开始显现，并在实践中发动了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错误的、极端化的社会运动，致使社会开始由良性运行退化为中性运行，并在1959年～1961年间让人们初步感受到了社会的恶性运行及其恶果。此后虽有调整，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也有所好转，但由于占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没有得到有效的反思和扭转，致使以阶级斗争为纲、个人盲目崇拜等错误的甚至是封建的因素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是愈演愈烈，最后在“文革”时期社会全面退化为恶性运行。从这个角度来看改革，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只有解放思想，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才能使社会摆脱这种恶性运行的状态，并进而向中性乃至良性运行转化。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运行状况，我们简要地列了一个表来加以说明（见表1）：

现在，中国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应当说，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已经全面展开，并向纵深发展，各领域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先后次序及其发展程度。此刻，我们应该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审视和思考中国的社会转型，并谋划其进一步的发展。就总体而言，中国社会基本处于中性运行状态，但有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应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那就是在社会良性运行的因素和力量增强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恶性运行的因素和力量，并且有些方面也在不断强化。具体表现为：

表1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运行状况〔6〕

一方面，促使社会由中性运行向良性运行转化的因素和力量在不断增多增强。比如，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由3645亿元跃升为397983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381元跃升为2967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跃升为591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跃升为19109元，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由1.8%跃升为9.5%，排名由第13位跃升为第2位，进出口总额由206.4亿美元跃升为29728亿美元，外汇储备由仅仅1.67亿美元跃升为28473亿美元，成为全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再比如，在基本制度建设方面，国家的经济制度体系业已形成并逐步完善，国家的社会制度框架基本“搭建”起来并逐步实施，国家的政治改革目标已经确定并有所推进。还有，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公民意识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锻炼，等等。这些都有利于社会由中性运行向良性运行转化。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社会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矛盾、问题甚至风险，比如，人们反映强烈却始终没得到有效解决的官商勾结、官员腐败问题；再比如，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及不断壮大问题、房屋拆迁搬迁及补偿问题，社会生产与食品领域的安全问题，群体性事件增多问题等。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并进而得到妥善解决，社会运行确实存在脱轨、失控、恶化的可能，“亡党亡国”绝非口头上说说而已。

因此，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对改革的两种可能性前景有着清醒的认识，一种前景是基本实现了预期目的，有利于良性运行的社会力量和因素不断得到增强，而社会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矛盾、风险不断得到妥善解决，社会中性运行状况不断改善并逐步过渡到良性运行，中国成功地由传统型社会转型为现代型社会；另一种前景则是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这样由于原来的运行机制已被打破，而新的运行机制又不能有效建立和运行，结果可能是“新旧”矛盾“叠加”出现并无法妥善解决，社会转型前景转为暗淡，社会运行亦存在从中性退化为恶性的可能性。这后一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就现实而言，目前除日本和亚洲的“四小龙”外，其他所有后发展国家或地区都没有成功转型为现代型社会。国际经验表明，在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3000美元向10000美元提升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型的重要阶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200美元。在这个“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需要我们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需要我们克服信仰缺失的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抵制权钱勾结行为，痛恨那些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的行为，警惕那些道德滑坡、见利忘义、制假贩假售假以及工程项目上的弄虚作假等不良乃至犯罪的行为。否则，就会不同程度地妨碍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甚至会阻碍社会的顺利转型。

三、从转型的主体内容看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有三个显著的特点：渐进性、阶段性及连续性。渐进性主要是指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由局部到全局渐次有序推进的；阶段性主要是指随着渐进性改革的推进，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生一种从量到质的转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耳熟能详的“上了一个新台阶”或“进入一个新阶段”等；连续性主要是指“台阶与台阶之间”、“阶段与阶段之间”具有内在的先后次序和逻辑关系，不可打乱亦不可颠倒。从社会转型的视角看，我们可以依据改革开放的主体内容将社会转型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和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开放，首先进行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主体的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由社会建设滞后所引发的大量矛盾和问题的“涌现”，以2003年抗击“非典”为标志，社会建设开始从“依附地位”走向“独立”，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和“十二五”规划中被提升到“优先发展”和“重中之重”的地位；与此紧密联系，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完善意味着社会组织力量的壮大以及中产阶层的崛起和公民意识的形成，等等。这些都会为下一阶段的民主政治改革做好必要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型进入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亦是中国迈向现代型社会不可或缺、至为重要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

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两点：

第一，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只不过各个阶段改革的主体内容有所不同。虽然我们将社会转型期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并确定了每一个阶段的主体内容，但并不是说在某一个阶段，没有其他领域的改革，而是指在这一阶段，其他领域的改革是辅助性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主体改革的顺利推进。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拉开改革大幕的标志，但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点强调的是解放思想、政治民主，是思想解放、政治改革“打头”，然后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才有市场经济。〔7〕可以说，没有政治改革的突破，就不会有后来的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我们的重点是政治改革呢？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来看，很显然，不能！实际上，当前推进以社会建设为主体的改革，首先需要“打头”的依然是政治领域的改革，目前主要涉及到以下问题：如何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如何向社会有序“放权”，如何厘清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边界”。

第二，社会整体最优才是我们追求的根本目标。我们要认识到，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社会建设，它们都是“嵌入”社会整体之中的一部分，部分是要为整体服务的，社会整体的最优才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因此，在社会发展中的某一个阶段，当某一部分严重滞后于其他部分的发展时，不仅会影响其他部分的发展，而且会“拖累”整个社会的发展，导致社会整体发展的徘徊甚至倒退。现在，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得到了确立和完善，虽然还有“缺憾”，但基本的制度框架已经建成，未来的发展思路和趋向也比较清晰。然而，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较，我国社会建设却严重滞后，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不仅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而且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进而影响了政治的稳定乃至文化的认同，最终导致社会整体运行出现恶化迹象。因此，我们认为，从追求社会整体最优的目标出发，在当前这个阶段应确立以社会建设为主体改革的地位，同时强调经济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以及政治和文化建设的保障性作用。

〔1〕刘祖云.社会转型解读〔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5.

〔2〕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1994-1995——从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期过程中的中国社会〔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3.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9中国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211.

〔4〕郑杭生.中国和西方社会转型显著的不同点〔J〕.人民论坛,2009（5）.

〔5〕郑杭生.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16.

〔6〕郑杭生.减缩代价与增促进步：社会学及其深层理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

〔7〕张立国.社会转型期如何实现国家能力建设〔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8（4）.（The PLA Artillery Command Academy,Xuanhua 075100,China）

A Study of the Stages of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in China

CHENG Yuan-heng,YAN Zhen-shu

Since launch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Judging from social operation,social transition in China is a process from vicious and neutral operation periods to a benign operation period.Judging from the major content of social transition,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in China falls into three stages,in each of which the major task of transformation consists in economic reform,social reform and political reform separately.At present,China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social reform,which is indispensable,and serves as the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the following.

social transition;transition period;stage

D08

A

1009-1203（2011）05-0017-04

2011-08-05

程元恒（1954-）男，河北宣化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指挥学院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党的基本理论研究。 严振书（1975-）男，河北石家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指挥学院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转型期中国社会建设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