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脱秩序——从《跳出我天地》看现代文化的矛盾
2011-11-16王颖梓
电影评介 2011年17期
影片《跳出我天地》(Billy Elliot)讲述的是一个男孩比利•艾略特追逐芭蕾梦想的励志故事,“跳舞”与“罢工”两线并行,错落有致,相当引人入胜。推动影片高潮迭起的因素在于多重矛盾的动态罗列——从爆发、僵持到缓解,以及彼此穿插。这些矛盾多是以二元对立的姿态展现的,例如比利•艾略特与父亲的对立、防暴警察与罢工工人的对立、舞蹈老师与其酒鬼丈夫的对立、工人内部“投降派”与“罢工派”的对立等,它们集中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面临的改革困境。
“罢工”作为影片的情节线索之一从开始便交代了时代的不同寻常:影片开场四分钟,在比利和奶奶的后景,出现了一群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驻扎在道路两旁的情景。此后,警察代表的官方力量与工会集结的民间势力的冲突场面作为一种辅助叙事,不时出来打断比利的舞步,甚至重构他的梦想。那么,“罢工”这个背景究竟意味着什么?
故事发生在1984年的英格兰东北部某矿区,时值全国性的罢工风潮引爆。罢工针对的是撒切尔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就业改革,新的法案大大削减了工会权力,工人权益受到波及。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说,政府的经济改革旨在国家资本主义进入瓶颈阶段后实现制度再造。每一个新秩序的诞生均脱胎自混沌,虽然不可避免地触及一部分故有势力,但对于统一秩序的渴求恰是现代社会所必需的。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一书中说,“典型的现代性实践(即现代政策、现代智力、现代生活之实体)乃是为根除矛盾性而作的努力,是一种为精确界定——并为压制和消灭不能或不会被精确定义的一切而作的努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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