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溪 蔡尚伟

2011年1月3日，重庆卫视宣布全面改版，从栏目设置到节目内容，再到时段安排都做出了大调整。晚间将不再播放市民熟悉的电视栏目，且黄金时段将不再播出电视剧，取而代之的将是频道自办的红色文化节目，如《品读》《信念》等，以倾力打造“中国红”的频道特色。3月1日，重庆卫视再次宣布停播一切商业广告，以新闻类、专题类节目为主，公益广告、城市宣传片等节目类型为辅，将《天天红歌会》《经典电影赏析》《百家故事台》等众多新办的红色文化节目与原有的《记忆》《纵横天下》《拍案警世》等精品栏目整合，主动扛起重庆卫视主流栏目的大旗。重庆卫视调节目、拒广告这一连环举动，像几颗重磅炸弹震撼了中国电视界，关于中国电视的公益性和中国公共电视的未来发展，也被迅速提至公共话语层面。学界与业界普遍认为，重庆卫视红色频道已具有中国公共电视台的发展雏形，而重庆市政府积极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公共财政的鼎力支持也为重庆卫视转型公共电视提供了坚实保障。因此，重庆卫视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电视台是一剂强心针，红色频道也宛如一缕清风吹开了中国公共电视的新篇章，有望重塑中国公共电视新格局。

国内外公共电视概念界定

公共电视源于西方话语系统，中国起初只有公益频道、公共频道一说，并没有公共电视这样的概念。西方的公共电视隶属于公共广播系统，通常以议会通过的《广播电视法》或专门的《公共电视法》为法律依据成立，是社会的公共财产，不以赢利为目的。其日常的运作经费以观众的电视机执照费、社会团体与个人的捐助为主，国家财政补贴为辅。①公共电视多半以制作和播放公共政策的讨论、文教艺术或知识性节目为主，目的在于提升国民知识水平，促进民众参与政治决策，是典型的服务公众的电视媒体，不受政府和任何政党、利益团体的控制。因其非营利性，公共电视不播商业广告，即使有少量的商业广告，也明确规定不能影响节目内容。目前最著名的公共电视有英国广播公司BBC、日本放送协会NHK，在商业电视遮天蔽日的美国，也有公共广播公司CPB、公共电视网PBS、全国公共广播网NPR等公共广播机构作为支撑。

由于国情、体制的差异，中国并没有生成真正意义上的 “公共电视”，但却有着与之相关的概念，如 “公益电视”“公共频道”等。公益电视跟西方公共电视内涵基本一致，都是以公益性、文化性为电视节目制作的首选要素，但西方的公共电视，节目制作经费主要来源于电视视听费与社会捐赠，政府财政只作为辅助性要素。重庆卫视打造的红色频道，制作经费主要源于财政拨款，就目前来看，社会捐赠还未激活，收视费用也不是其主要经费来源，因此，它又跟西方的公共电视有所不同。公益电视实为中国语境下生成的带有公共电视性质的概念，因与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广为人知。

公共频道是中国特有社会语境下的产物，它是指省、市、县级电视播出机构公用共有的频道，也是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所说的 “充分利用省市县三级人、财、物资源的一个载体，是三级共同发展的一条强有利的纽带”。国内业界认为公共频道其实就是为解决电视台过多而由省级台成立的一个整合地县级电视台的节目平台，它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广告收费，传输的节目主要是经过挑选的县级电视台制作的节目。这也是一个政府、企业等各方利益博弈后的结果，与西方公共电视独立于政府以及各种利益集团之外是大相径庭的。②

国外发展公共电视的先进经验

日、英、法、德等国的广播电视体制是典型的公营和私营并立的二元结构，美国也是公共电视极其发达的国家。他们的节目形式、运营机制、管理体制对于我国建立公共电视台独具参考价值。

节目制作。国外公共电视台主要播出新闻、时事节目和高品位的文化节目。他们在充分尊重观众收视习惯的基础上，创新内容、丰富形式，节目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科教等多个领域，为观众提供了高质量、高品位、有价值，更富含文化含量和知识含量的电视作品，不仅让观众喜闻乐见，也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以美国为例，美国公共电视特别重视节目策划，喜欢在节目的细化和精致上做文章，节目种类繁多，适合儿童到老人各个年龄段，并在播放时段上下足工夫。可见，内容丰富、可视性强是国外公共电视节目的一大特点。

经费来源。国外公共电视台的经费一般以视听费为主，例如NHK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家庭收视费和小部分的财政补贴。据统计，2001年NHK全年收入仅收视费一项就达到6414亿日元，占总收入96.8%，剩余的3.2%则出自国际广播以及政党选举宣传时的政府拨款。③这种收视费每年收入相差无几，由此保证了NHK节目可以不受商业电视广告来源的左右。同时收视费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在无形中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使公共电视制作机构重视节目质量。BBC除依靠收视费之外，还通过经营控股公司、接受政府拨款、出售节目版权等方式获取资金。另外，通过立法激发社会捐赠也从另一方面拓宽了公共电视的收入渠道。在欧洲，政府通过制定减税等政策鼓励企业为文化发展提供各类帮助，有关企业可享受3%左右的税收优惠。例如意大利在2000年颁布了《资助文化产业优惠法》，规定企业投入文化资源产业的资金一律不计入企业应缴税款的收入基数，也就是说企业可以不为那部分资金纳税，从而有效地激励了私人企业投资文化产业。

管理体制。根据所有制结构、经费来源渠道及其构成比例，国外公共电视管理体制多以单一组织单一经费模式为主。以日本广播公司NHK为例，公司由经营委员会、董事会两级机构管理，他们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要听取专门的广播节目咨询机构的意见。经营委员会由日本首相任命的12名成员组成，他们决定日本广播公司的重大事项，如管理机构、公司政策、预算及其它的财政计划、广播站点布局计划、职业道德准则，选举任命董事会会长，批准副会长、监事会成员、董事会成员的任命等。董事会由会长、副会长、董事等组成，负责处理日本广播公司重要的日常事务。成员由经营委员会会长提名，独立的广播节目咨询机构（包括全国广播节目咨询机构、地方广播节目咨询机构、对外广播节目咨询机构等）负责对节目质量和服务实施监督。④英国广播公司BBC与NHK相同，尽管它们的演变历史迥异，但仍属同一模式。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职责明确，管理能够一步到位，监督与约束机制明显，可对中国公共电视台的管理体制建设提供有益借鉴。⑤

中国建立公共电视台的必要性

在以自由化、市场化与全球化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浪潮的裹挟下，电视媒体面临着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在权衡与博弈中，能否回归电视公共服务的本位，俨然已成为传播政策制定者与传播媒体本身的一大难题。纵观英、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广播电视发展，公共利益始终被广播电视所倡导，公共服务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已形成成熟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公共时代的召唤下，中国也应该开始谋求公共利益，积极探索广播电视体制转型，从而与国家利益、媒介利益形成三方制衡。

建立面向全社会的公共电视台，本身就是一种公益事业。它可以有效淡化金钱至上的观念，更好地为严肃、积极的教育和科学文化起到推广普及作用，这是“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也是满足观众需求的媒体职责。未来公共电视台的景象，应该是没有商业广告，只有公益广告；节目内容不受收视率支配，只从社会需要出发；节目内容完全摆脱低级趣味，以知识性、教育性为主，兼顾社会各个层次；电视台的经济支撑，靠政府拨款和社会捐赠，享受政府免税政策，以保证所有工作人员有较为稳定的平均收入。另外，电视台的节目覆盖，也应该利用各种方式，最大限度到达全国各个角落。这每一点都无不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是电视媒体人文化、受众化的路径体现。

公共电视在诞生之初的理想设计就是“非政府”“非商业”。就具体实际而言，中国走“非政府”路线是不现实的，“非商业”虽然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已逐渐式微，但中国有条件将这条路线贯彻到底。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体制，决定了中国电视媒体作为人民的喉舌，担负着为人民谋利益的历史使命，就应当具有天生的公共电视服务传统。中国的公共电视应该是中国式的，应该具有中国特色，除了具有西方公共电视媒体“告知、教育和娱乐”的职责，和为公众恪尽职守、维护公共利益、保持“公信力”的核心制度，也可以在维持电视现行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创新本国公共电视发展特色，走一条中国化的公共电视之路。⑥

中国建立公共电视台的可行性

1978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只有一千多亿元，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39.8万亿元，“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11.2%，财政收入更是从3.16万亿元增加到8.31万亿元。⑦居安思危，面对如此庞大的公共财政收入，国家在下一个五年规划中开始筹划 “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经济转型”，这无疑是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契机。电视居于文化产业的核心层，电视媒体更承担着喉舌功能，将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持以谋求自身发展，特别是公共电视台的建立。

近年来，党和政府加大了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扶持力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各级财政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方面向基层、农村、中西部地区倾斜；国家拨付专项资金，逐步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送书下乡工程、中国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广播电视 “村村通”工程等重大文化项目。另外，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如文化馆、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等也取得重大进展。随着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中国电视的公民服务意识逐步增强，电视已成为老百姓了解外界、获取信息、享受文化的重要渠道，是老百姓最离不开的文化民生。电视节目就应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更好地满足观众求知、求乐、求美的需要，这是服务意识的彰显，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需要。因此，搭建公共电视平台，既能够使政府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又能完善广播电视新体制，同时，也体现了电视人对电视服务性、公益性、文化性的深刻解读。

2010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电视节目中泛滥的 “三俗”困扰观众已久。公共电视的出现，有助于构建绿色的荧屏生态，为人民群众提供健康有益的荧屏文化大餐。中央有导向，民间有呼声，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中国公共电视台的建立将会有更大的可能性空间。重庆市不是我国政治、经济的核心城市，不是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地区，重庆电视台也不是收入最高、最具有品牌价值的电视台，却有勇气启动中国第一个红色频道、公共频道。这种精神，值得更多政治地位比它高、经济实力比它强、文化积淀比它厚的省级卫视敬仰。诚然，公共电视要想实现真正的“公共利益”表达，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公共电视的先驱可能也会在初期遭遇或大或小的阻力和损失，但正是历经阵痛的实践摸索，才有可能完成中国电视频道的真正蜕变，实现由公共频道向公共电视的华丽转型。

注释：

①冯广超，冯应谦：《世界公共电视的生存及其争议》，载于香港 《中国传媒报告》，2005（1）。

②刘新荣：《立足农村，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频道》，《新闻实践》，2007（6）。

③《日本NHK现阶段本土发展状况浅析》，新浪博客。

④陈中原：《世界公共服务传媒管理体制浅析——以外国广播电视系统为例》，人民网。

⑤袁 侃，周 怡：《西方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变迁研究——以BBC为例》，《青年记者》，2005（11）。

⑥郭镇之：《公共广播电视：变与不变之间》，《新闻大学》，2006（3）。

⑦出自2011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