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文学院 刘 晶

从“床头捉刀人”看魏晋风度

暨南大学文学院 刘 晶

从“床头捉刀人”典故可以看出魏晋风度是以个人为基础的基于形超于形的人格审美。魏晋风度人格美直接影响、决定、培养了当时文学和绘画、雕塑、书法等其它所有艺术的审美走向；人格之美正式开始成为当时的审美核心。魏晋风度的人格之美，并非仅仅是美的一种，并非是与艺术美、自然美等等并列的美的一种。与其是说是“人格之美”，不如说是“唯有人格才有美”。魏晋时期的审美中心，就在人格，而其它审美不过是人格审美的推演。

魏晋风度 形神 人格审美

“风度”这个词，是从人格意义上说的。对人格之美的向往、追求和评定，在历史上数魏晋最突出。“魏晋风度”，几乎成为人格之美的代名词。后人曰“宋人之道学人品，晋人之风流才情”[1]，魏晋风度是与宋明理学相提并论的。后人讲人格之美，无不以魏晋风度为宗；后人之人格之美，也没有再超出魏晋风度。本文试从“床头捉刀人”典故说起，分析魏晋风度，以及魏晋风度和当时其他艺术的关系。

《世说新语•容止》14（以下凡书用《世说新语》，只标品目，不标书名）：“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2]

此即“床头捉刀人”典故。曹操要见匈奴使者，想在政治上达到震慑匈奴人的目的，但自以为外形鄙陋，便请仪容清雅的崔琰冒充自己，自己则假扮侍卫，捉刀立于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