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侯孝贤成为第一个拿到威尼斯金狮的中国人，2年后，张艺谋紧随他的步伐同样摘夺下金狮大奖。除了这命运的相似和偶然，为张艺谋赢得大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恰恰是由侯孝贤监制。而那时候，台湾解除戒严仅仅四年，这样的一次合作，堪称跨越海峡两岸的空前合作，一时成为话题。

由是，有人便在影片十分讲究的光影、构图和色彩中寻找侯孝贤的影子。然而，关于这部电影的监制过程，其中却有不为外人知的故事。

张艺谋与侯孝贤的相识很早。因为彼此都是戛纳、柏林、威尼斯这类A级电影节的常客，又同为中国人，两个人很快就变得熟络了起来。彼时，在台湾有个被称作“媒体大亨”的邱复生，非常想跟张艺谋合作，侯孝贤便做了线人介绍两个人相识。邱复生何许人？从上个世纪80年代便已是影响台湾媒体发展的先驱人物，素来以“善于观察趋势”著称，当台湾的同行都只关心两个月后发生的事情时，他已看到了两年后将发生的，故常有领先潮流的创新之举。1990年1月，邱复生发起成立“中国两岸影艺协会”，并担任首届理事长。这是台湾电影界成立的第一个两岸交流团体。他还在香港成立年代国际电影公司，眼疾手快地以“香港年代”的名义跟张艺谋签下了两部片约（因当时台湾政府禁止两岸直接合作拍片），这其中一部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

邱复生对侯孝贤说他不懂电影，力邀他为此片担任监制，并邀约在北京王府饭店谈剧本，却被拒绝了。因为侯孝贤自己做导演的时候，假如监制要来和他说剧本，那对不起，他直接就说没得说。以己推人，想必，张艺谋也会如此。况且，与邱复生合作《悲情城市》（由邱复生制片并得到威尼斯金狮奖）的时候，已然领教了他派来的“监制”的厉害，这样的“恶人”他是断断不肯做的。然而，他又是个认真的人，他曾表示监制一定要办实事，强烈鄙视挂名行为，所以，最终他还是去了。

剧本是张艺谋邀请倪震写的。侯孝贤直言，因为台湾和大陆经验上的落差，他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的，除非他可以完全用张艺谋的方式思考。但要是由他来拍一个类似的故事，肯定会把重点放在那个大家庭上，就像《红楼梦》中描写的那样。他所喜欢的是发挥各房之间微妙的关系，还有那些大宴会台面下的冲突。这种角度下的电影要更复杂，那些细节更要吸引人。但张艺谋选择拍故事，而且采取彻底风格化的诠释方式。这种方法与侯孝贤的风格完全不同。侯孝贤一直很坚持用直觉的方式去拍电影。最后，从服装、美学观点甚至电影的表现形式乃至拍摄方式，侯孝贤都尊重了张艺谋的风格。可以这样说，侯孝贤虽然挂名监制，但在影片中的主要角色是协助邱复生。侯孝贤三个字的出现完全是出于营销方面的考虑，从一开始，他就很清楚张艺谋有绝对的创作自主权。

就算现在，对于这部电影，侯孝贤也一直说：“我单纯是挂名监制，这部片子完全是张艺谋的电影。”说起来这真应该是张艺谋的幸运，他既借了侯孝贤的东风，又完全没有受到艺术上的干扰，才成就了这样一部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