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善敏 林 斌

(1.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006;2.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一、引 言

建立经理人业绩型薪酬被认为是降低股东与经理人之间代理成本、实现经理人目标和股东目标激励相容的主要机制之一(Jensen等,1976;Jensen等,1990)。英美国家企业早在20世纪初就已建立基于会计盈余为业绩基础的经理人薪酬激励体系。从2002年开始,我国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建立经理人绩效评价标准和激励约束机制,经理人的绩效评价应成为确定经理人薪酬及其他激励方式的依据。①之后,大部分上市公司针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建立了形式不一的绩效评价标准和与业绩挂钩的薪酬激励体系(罗玫等,2010)。随着市场化的推进,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越来越强(方军雄,2009;辛清泉等,2009)。

同时,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大股东会利用自身优势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Shleifer等,1997;La Porta等,1999),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上市公司经营环境恶化、经营绩效下降,甚至亏损破产等(Johnson等,2000;Jiang等,2010)。那么,因大股东掏空而造成公司业绩下降的上市公司,是否建立了以业绩为基础的经理人薪酬激励体系?若建立了,经理人薪酬与企业业绩的相关程度如何?

本文将运用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大股东掏空是否降低了经理人业绩薪酬的敏感度。结果显示,大股东掏空行为降低了经理人业绩薪酬的敏感度,削弱了对经理人的薪酬激励强度,并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权性质也降低了经理人的薪酬激励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