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刘学洙

睁眼看世界与“山骨”精神

■ 文/刘学洙

中华文明历史昭示我们：开放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唯开放方能繁荣强盛。

明末清初，戏剧家孔尚任为贵州诗人吴中蕃《敝帚集》作序，称贵州人才“尚不乏人，安能一搜而传之。”

他分析贵州人才“往往无闻”，总结了三个原因：一是贵州交通阻隔，外人来此，“轮蹄之徙来，疲于险阻，怵于猛暴，唯恐过此不速”；二是“官其地者，视为鬼方，蛮触之域，恨不旦夕去之”；三是贵州人“朴略无华，不乐与荐绅游”。

孔尚任所举第一条，是指贵州自然环境与地理区位的先天弱势。贵州自古以来，远离黄河长江文化的发源地，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才之崛起，较之得风气之先的中心地区实在百倍艰难。

第二条原因，则涉及经济文化落后的政治因素。历代中央朝廷放在贵州的力量从来无法与中原、江南以及贵州周边省区相比。派来的封疆大吏更迭频繁，往往无长远打算，“恨不旦夕去之”，这对贵州的发展当然不利。

第三条是指贵州的封闭性。所谓“与荐绅游”，用现代话语，应理解为走出边远小环境，投身中心主流文化的大环境，参与国内国际文化平等对话与竞争，这样才能开阔视野，吸取外来文化养料。所以“朴略无华，不乐与荐绅游”，老实巴交的，恐怕也不算什么值得称道的风格吧。

孔尚任这三条理由可谓切中了贵州的脉络。身居偏远，自己人封闭，外人不愿进来，诸多因素困住了贵州人打开山门走出大山的脚步。

事实上，说起贵州打开封闭山门，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一桩历史事件。

黎庶昌，贵州遵义人，是晚清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家形成的“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事功主要在外交方面。

1877-1881年，黎庶昌随郭嵩焘出使欧洲，历任驻英、法、德、西班牙四国使馆参赞；1881-1884年，出任驻日公使；1887-1891年，再次出使日本……他对西方认识的深度与广度，超过林则徐，更超越洋务派。他甚至试图触动“中体西用”框框，堪称近代中国维新思想的先驱。

确切地说，一百多年前，黎庶昌可谓近代贵州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他的《西洋杂志》于20世纪80年代列入“走向世界丛书”并畅销全国。

至于一桩事，则是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冲击下，贵州封闭山门才破天荒第一次打开。

这是千载未曾有过的变局，是贵州开放史进程中的一个转折。

一个颇有代表性的现象是农村土特产商品性生产的发展，以及它带来农业生产结构初始化的变化。油桐、艾粉、五倍子、茶叶、生漆、猪鬃、牛皮、药材、木材……从自给自足的生产转变成商品生产，而且远销国际市场。

随着农业、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贵州农村集镇也有相应的发展，形成了不少农副产品集散地，使贵州原来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逐渐与国内外市场不同程度地连接起来。山门一旦打开，便促使贵州农村经济结构有所变化。这一切无疑都使贵州农村经济获得历史性的进步转折。

开放何艰难，贵州惟山多。

贵州为山国，地处西南奥区，长久与中心地区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开发贵州较之那些条件优越的发达地区，百倍艰难——这铸造了贵州人特别坚毅顽强的精神。

我接触过许多黔史黔人，似乎从他们身上触到了大山之子的鲜活精魂。从戊戌变法中十八天下台的礼部尚书李端棻之铮铮铁骨，到现代当代诸多大山骄子，他们都是贵州大山人文精神的象征。

黎庶昌是近代贵州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他的《西洋杂志》于20世纪80年代列入“走向世界丛书”并畅销全国。

他们居高望远，目光远大，胸怀宽广，敢于走出大山，积极进取，善于吸纳多元文化以营养自己，这是贵州历来发展之大关键。在他们身上，我看到山之脊梁，山之坚挺，山之浩大，山之气魄。

有人以“山骨”来形容贵州文化以及贵州人的文化性格。山之骨亦黔之骨。从弥远的历史回响，到跳跃的时代气息，我发现正是贵州刺破青天的如海苍山，铸造了贵州人特别坚韧的秉性。

（作者系贵州日报社原社长 编辑/张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