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小莹

2007年1月15日，爸爸永远离开了我们。整理遗物时我看到那些成捆成捆的来信，其中197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来信大都是当年抗战时期“牺盟会”和“山西新军”老战士写来的，有200余封。

“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是抗战时期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武装，而对这一组织、这一军队的评价有着曲折的过程。尤其在“文革”中，被污蔑为“阎匪”，甚至“伪军”。可想而知，当年这些与“薄政委”共赴国难的牺盟会员、新军战士在“文革”中承受了怎样的磨难。

不少信没有提什么个人要求，甚至是匿名的，只是鉴于“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的教训，希望尊重历史，要求爸爸将山西抗战这段历史说清楚。

抗战初期，山西人口也就1300万。到1939年夏，牺盟会的会员竟发展到300万之众!山西新军主力50个团加地方武装达10万人，参加这一由共产党实际领导的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组织、军队的人及涉及的家属该是怎样一个庞大的群体!

邓小平批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1979年9月12日，爸爸就牺盟会、新军问题写了一份报告呈送“小平同志并报党中央”，其中提到：“到1939年，决死队已扩编为4个纵队，并以工卫旅、敢卫队、游击团、保安团和暂编一师等各种名称组成了一支拥有正式番号的9个旅(辖50个团)7万余人、枪的抗日武装。这支武装形式上是戴着‘山西帽子，归阎锡山指挥，实际上则是由我党领导的。……因此，似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予以重新说明：牺盟会、决死队和其他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发动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所以决死队成员的这段历史，都应当从他们参加决死队之日起计算军龄；所有参加了牺盟会以及由我党动员组建的其他各种干部训练班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抗日救亡活动的，都是参加革命活动，应计算参加革命工作年限。……”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批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应予澄清。可由总政发一通知，重申五二年二月的规定。”华国锋(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批示：“同意由总政发一通知，重申一九五二年的规定，并将通知抄送各省委。”(邓小平是一二九师政委，1937年9月与师长刘伯承率部到晋东南，与决死一纵比邻，1943年10月代理北方局书记。华国锋是1937年牺盟会交城县特派员，1940年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

1979年12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关于确定山西“牺盟会”人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决死队”的军龄计算问题的通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此问题的第三次定性通告。

即便如此，问题似乎仍然存在。1985年夏，陈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给爸爸建议：“许多同志对你们山西牺盟会和新军不了解，你们可以在报上写篇文章介绍一下。”1985年9月16日和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新军史料征集办公室撰写、爸爸审定的《抗日战争中的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事后国家领导人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王震等都电话表示，文章写得好，把牺盟会、山西新军的历史写清楚了。

秘密的“公开工作委员会”

1936年秋，华北危机，大敌当前。阎锡山派人到北平营救在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阎“希望一波兄回晋，共策保晋大业”。此时，阎锡山对爸爸可以说知之甚少，但有两点是他心知肚明并很看重的：一、薄一波背后是共产党。二、薄一波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当时阎锡山身边已有不少大革命失败后脱党的原共产党员)，他的心思是“要在三个鸡蛋(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上跳舞”。

爸爸经过40天对山西的考察回到北平，向中共北方局汇报。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总结历史经验，纠正“左”倾路线，提出新的策略：“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与公开的群众工作完全分开，完全采取不同的方法，并完全由不同的干部来做。”正是基于此新思路，北方局根据爸爸的汇报，决定成立“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专做抗日救亡工作，做阎锡山及其军政上层的统战工作，工作是公开的、“合法”的，并做了具体指示。

“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是党内对其的称呼，区别于做秘密工作的“省工作委员会”。而实际上，做秘密工作的“省工委”在党内是公开的，做公开工作的“公开工委”却是秘密的：一、这个组织对外是“秘密”的，即：不是以中共党组织面貌出现，爸爸是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回到山西“帮阎先生做事”。阎锡山对外，尤其对蒋介石国民政府也不点破薄一波是共产党员，这样就规避了他与共产党合作之嫌。二、这个组织在我们党内也只有极少数核心人物明确知道。公开工委直属北方局领导，与同时成立的中共山西临时工委，既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不能发生横向关系。

1936年11月4日，爸爸只身赴会去见阎锡山，这是二人的第一次见面。初次谈判爸爸就丑话在前，约法三章：一、参加共产党多年定型了，说话办事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二、只做抗日救亡工作；三、所用之人会有不少共产党员，要保障安全。而阎锡山全部接受!这一年，爸爸28岁，阎锡山54岁。

阎锡山交给爸爸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办“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组织山西政界各派系都有代表在其中，人员复杂。阎锡山给爸爸的名分叫“负责人”，会长是阎锡山，总干事是梁化之。梁化之是阎锡山的表侄，又是最亲信的人之一，也是阎锡山与爸爸唯一的联系人，监督之意不言而喻。

但正是因为有了“合法”身份，做的是公开工作，局面迅速打开。从1936年12月开始培训“临时村政协助员”，然后分派下乡发动群众、宣传抗战，3个月后，牺盟会员就发展到60万!这是苦于发动不了民众“守土抗战”的阎锡山始料未及的!

牺盟会为后来创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八年游击战争，以及为八路军总部、三大主力师进驻山西打下了基础。1940年，爸爸在《牺盟救国》刊物上撰文回顾：“牺盟会不仅从炮火的灰烬中挽救了山西，而且使旧的、落后的山西，以新的、坚强的姿态出现，迄今屹然立于敌后，咬住了敌人的心脏，屏障了大西北。”

阎锡山当年之于爸爸，我感觉很像历史上曹操之于关云长，可谓是“上马金，下马银”。曾任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是这样评价当时爸爸的“权势”：“薄一波的地位很特殊，在山西除了晋察冀以外的另外3个专署有什么事情都要问他，他这个专员成了维系各专员公署和领导决死队的中心，成了实际上的大区总管。”“一二九师到了太行山，那个时候，阎锡山不给粮食吃，经过薄一波——阎锡山的‘专员以合法名义搞粮食。粮食搞出来了，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提供给养。”

相比阎锡山给予的高官重位，当时爸爸在党内没有什么职务。尽管公开工委的作用早就被中央肯定，被毛主席所赞许。1945年，毛主席在七大口头报告中称：“关于我们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山西新军……”爸爸也因此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44名中央委员之一(当时爸爸37岁)。但不知为什么，总有人想拿这段历史做文章，甚至到本世纪居然还有人质疑公开工作委员会，质疑薄一波这个书记的职务!为什么当年爸爸面对阎司令长官的“知遇”能义无反顾?为什么此后在党内，爸爸为这一段艰苦辉煌的历史备经坎坷，却矢志不渝?

牺盟会、山西新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据不完全统计有万余名干部战士。给爸爸的来信中就有不少烈士遗属。爸爸晚年提到这些人时，仍很激动，比如凌则之烈士。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