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支出与公务员的激励机制相关

□郭巍青

简单来说，就是把经济发展状况与地方财政和个人命运紧紧挂钩。沿用这种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三公支出是对公务员的激励，特别是对中下层公务员的激励。这是因为，地区或者单位获得的财政激励是整体性的，如何分解成为对于个人的激励?这需要通道或平台。由于名义工资不算高，加薪机制不完善，并有很多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掣肘，于是，与级别相联系的公务消费就成为最好的选择。

在三公当中，公车与公费出国是有价值的物品和相对稀缺的机会，因此是实实在在的公务员激励与福利。

由此可以明白，向社会公开三公支出并接受监督，是有积极意义的制度进步。但仅仅公开是远远不够的。倘若没有替代的激励模式，三公支出便不会取消，甚至都不会压缩。高层决策者也许在这些激励上已经能够比较超脱，但与此同时，仍然必须动员底下的人积极去做事，手中便不能没有激励措施。

那么寻求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在哪里?我们知道，无数公务员在各种培训和出国机会中学习了先进的“新公共管理”。什么叫“新公共管理”?就是大幅压缩政府职能，将这些职能外包给市场部门、半市场部门以及社会组织。通过后者的作用，寻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效率。这就需要有一个广泛发展的市场和社会。而一个相对精简的政府和公务员队伍，应更容易建立正规化的激励机制，即相对丰裕的工资与福利；也更容易以专业性表现赢得社会地位。这样的改革当然并不容易，但是参考理论和参考经验都是有的，主要看我们搞不搞。

三公支出无关对公务员的激励

□郑渝川

郭教授所说的在中层及以下的绝大多数公务员得到三公消费的激励，只存在于珠三角、长三角及内地少数富裕城市，不是常态，不具广泛性。

况且，既然要解读支撑中国经济飞速发展30多年的公务员高效率，肯定不能以今天一个时段、一些地区的公务员个例为全部的理由来源。公务员与三公消费的密切关系，是经济发展、政府财力和可支配资源提高、行政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几点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在政府很穷、无从报销三公消费的时代和地区，还是有官员(公务员)体现出郭教授所说的高效率。这是因为，公务员得到的财政激励和晋升激励尽管不足，但与同时期本地多数社会人群相比，是至少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的。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郭教授无意间忽略了三公消费的一般规律。无论是公务员本人享受的公车、公款吃喝还是公费出国待遇，还是其亲属、朋友、利益人士间接的“沾光”的，都呈现出级别、所在地区和部门财力水平等分野。级别越高、权力越重、本地区本部门越有钱的公务员，得到的三公消费待遇越丰厚。

而基层科员、“清水衙门”的工作人员、贫困地区公务员，日子就没这么好过了，不仅很难得到三公消费待遇，而且还成为近年来各种改革、不断强化的监督制约规则进一步限制的唯一对象。即便在同一单位，人们常常看到的是，普通工作人员只能沾点几百元节庆福利、工作日通勤车的“三公”待遇，豪车、酒宴、出国等，只有班子成员才能屡屡以各种理由享用。

换句话说，三公开支改不改、如何改，本质上与多数公务员是关系不大的，谈不上刺激或减弱其履职积极性。这项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于，只有较高层的决策者、领导才可能决定启动的时间、方式、具体操作办法，但他们又是三公开支的最大受益者，自然很难有动力下决心动真格。

（摘自《南方都市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