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明

(许昌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许昌，461000)

住宅承受能力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管明

(许昌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许昌，461000)

主流的房地产文献很少研究住宅购买力对家庭结构的影响。而且，这些研究大多忽视了家庭的特性，片面地将家庭当做经济主体。本质上讲，家庭是一个情感、情绪和智力交织的系统。事实上，我国城市中的高房价已经超出了普通居民的承受力，对家庭结构的影响较大。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分析《蜗居》描述的家庭场景中住宅购买力对家庭结构的影响，表明高房价带来的经济压力改变了情感力，经济压力和情感力在家庭中和家庭之间传导，自我分化和三角关系在家庭结构转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住宅购买力；家庭结构；家庭系统理论；购房；自我分化；情感力；《蜗居》

一、导言

近一时期，房价和与购房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成为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蜗居》《房奴》等影视作品反映了住宅承受能力对家庭结构的影响。家庭是构成社会的细胞，是消费市场上的主要购买者。住房的购买能力已成为中国紧迫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被住宅市场边缘化的人口的购买能力约束受到限制、无法参与和评估住宅市场。[1]实际上，早在1992年至2002年间，北京商品房价就超出了普通居民的可承受能力。[2]目前，学界对居民的住宅可承受能力的测量存在多种方法。有学者采用剩余收入的方法测量住宅可承受性。[3]住宅承受能力(housing affordability)可以划分为住房的购买能力(purchase affordability)和偿还能力(repayment affordability)两个指标。[4]使用住宅贫困的概念测量非都市区老年妇女领导的家庭的住宅可承受能力会发现，他们大多是身体不健康的少数弱势群体。[5]也有学者在需求与供给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住宅可承受能力模型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帮助。[6]凡此种种，都是使用经典的经济学假设将家庭当做“经济人”进行研究的，这显然背离了家庭的本质。

加拿大的经验告诉我们，住宅可承受能力的变化与家庭形成的步伐和特征有关。[7]家庭成员在不同的购房决策阶段会对服务、促销和估值影响很大。[8]家庭结构对家庭决策过程具有影响，靠母亲养家的家庭影响大于靠父亲养家的家庭，青少年对家庭决策过程的影响取决于家庭的性别—角色导向和他们母亲的职业地位。[9]家庭的组成影响家庭购买决策，使家庭呈现出不同的消费行为方式。反过来，消费方式的变化也会影响家庭结构的变化。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抵押贷款率下降时，房价升值会影响购买者重新募集资金以增加购买能力。当房价贬值时，他们就会压缩募集资金。[10]这些研究成果也多是从将家庭当做经济组织的视角做的调查性研究。实际上，从法学的角度、社会学的角度和医学的角度，家庭是被看作情感的系统。家庭的本质也在于此。经济力对家庭的影响应该使用家庭理论研究。

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s theory)是最为全面、系统和科学地界定家庭的理论，是普遍系统理论(General systems theory)的一个分支。近些年，有些学者批评家庭系统论的缺乏科学性[11−14]我们认为，正如所有的科学理论建构一样，家庭系统论也是建立在现有的人类认知水平上的，其中的精髓理论要点和分析方法可以用来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

二、家庭系统理论

Jenny Brown比较全面的总结了家庭系统理论创建者Bowen的思想。[15]该理论认为，家庭系统中的成员在情感上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家庭可以看作一个由若干子系统组成的系统，每一个子系统间既存在联系，又相互制约，从而形成家庭有序的运转，以此来实现家庭的功能。按照系统运行机制划分，家庭系统由“情绪系统”(emotional system)、情感系统(feeling system)和智力系统(intellectual system)构成。按照成员构成划分，家庭系统包含4个次系统：夫妻次系统、亲子次系统、手足次系统和个人次系统。孩子依其在家中的排行而会发展出某些固定的人格特征。家庭环境中的个体行为和心理是家庭成员间相互关系的产物。家庭系统总是力图保持自身的“平衡”。当感受到不平衡的状态时，它会潜意识的采取某种方式以维持平衡，家庭成员的行为构成了一个相互制约的自动化的平衡体系。

原生家庭(Family-of-Origin)是个人出生后被抚养的家庭，是个体情感经验学习的最初场所。原生家庭主要通过两个动力结构来影响个体的自我分化水平：三角关系(triangling)和家庭投射过程(family projection process)。三角关系的形成是人类面对焦虑时的自然倾向。一旦两人(特别是分化度不高的两人)关系面对压力时，便会把第三个人扯进来，两人间关系可能会“溢向”第三者，或者是第三者可能在情感上被计划地牵扯进去。虽然三角关系可以缓解压力，使焦虑度减轻，但是它也会把冲突冻结在原点。家庭投射过程(family projection process)，是指父母将自己的不成熟与缺乏分化的状态投射到子女身上的过程，从而影响孩子的自我分化过程。这种投射过程取决于下列两个因素：父母的分化水平以及家庭所承受的压力。原生家庭是通过夫妻双方自我分化的中介作用对婚姻关系产生影响的。个体的成长过程，就是自我情感从其情感所依附和寄托的家庭系统中分化出来的过程，即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自我分化说明了个体与家庭成员间情绪黏附或独立自主的程度。自我分化意指自我在心智上、情感上能够脱离原生家庭并独立为成熟的个体。自我分化水平高的个体可以依靠理性的判断，弹性运用自己的情绪和理智功能，在体验情绪的同时能够避免情绪驾驭他们的理性。自我分化水平低的人，其行为更多地基于自动化的情绪反应，而缺乏理智判断。他们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在人际交往中出现“融合”(fusion)的状态，即在情感上与他人黏附与纠缠。

核心家庭的情感历程是家庭中一再出现的情感融合对个人一生的影响。原生家庭中缺乏自我分化会导致与父母的情感截断，而在婚姻中又得到融合。情感截断所描述的是多代间人们处理未分化的方式。配偶间偶尔的情感融合所产生的张力会导致婚姻冲突、情感上的距离，或是功能过盛或过低的交互性作用。家庭内部关系会受到外部社会环境对家庭的影响。社会中的情感历程会影响在家庭中的情感历程，从而影响所有家庭成员。社会性的情感历程是日渐增长的社会焦虑。

三、研究设计

我们的研究问题是：住房压力对家庭传导机制、扩散方式以及家庭结构物理上的变化。为了使研究更加具有科学性，我们定义：不具备住房的购买能力的家庭是 “蜗居”家庭。具备购买能力但是不具备偿还能力的家庭是“房奴家庭”。考虑到要研究的问题处于多学科的交叉点上，我们使用“共识”体系代替“假设体系”。在此基础上，我们使用家庭系统论进行分析。

(一) 基本共识

家庭是通过血缘、姻缘或收养关系组合成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家庭结构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关系组合组合关系和纵向的代际之间的关系组合组合方式。

共识1：血缘、婚姻、供养关系是结成一个牢固的家庭共同体的基础。

共识2：家庭结构实质上是家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家庭结构不是家庭人口数或家庭代次的简单相加，而是它们的有机结合；家庭的内在结构表明家庭自身的整体性及各要素之间的联系。

共识3：家庭结构的变化标志住房承受力的传导和大小。

共识4：家庭传袭方式为父系家庭，即子女的姓名及继承依父方。家庭成员的居住规则主要为单居家庭，即男女婚后脱离各自的家庭另行单独居住。

共识5： 存在三种家庭决策制定体制：父亲为家庭的权威中心，统治整个家庭，家庭内的其他人都听命于父亲；母权家庭，即母亲为家庭的中心或统治者，由母亲掌握家庭的一切；平权家庭，即家庭成员的权力平等。

共识6：婚姻制度确立了双系抚养的模式，即一男一女合法地生育子女，并以约定永久共处的方式将子女抚养长大。在一夫一妻的社会背景下，双系抚养和保障性关系和生育的合法性是稳定家庭内部感情，防止不良情感涌入社会系统的方法。

(二) 研究方法

我们将家庭整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把家庭中的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孩子放到一起考察他们的互动关系，从根源上找出个人行为和心理的原因。我们选取《蜗居》中描述的家庭。《蜗居》中有三类家庭：“蜗居”家庭、房奴家庭和官员腐败家庭。这样的家庭案例比较温和。现实生活中，“蚁族”(租住集体宿舍的人)和“柜族” (租住集装箱的人)的居住条件远低于“蜗居”家庭。其中的官员腐败程度也不及当前部分被查处的官员腐败程度恶劣。从案例的可接受性讲，《蜗居》是广电部批准拍摄和播放的影视作品，其内容经过审核。而且，其内容大家都熟知，这便于研讨。选取《蜗居》还可以避免伤害“蚁族”和“柜族”的个人情感，保护已经因家人的违法行为受到社会鄙视的原官员家属不走向极端，尤其是一些未成年人士。Bowen理论提出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在自我分化中的作用。我们将其引申，提出“情感力”的概念，并认为情感力可以引导家庭成员的行为。情绪是情感的外在表现，理性是情感的对立物。我们采用Bowen的判断标准：在家庭中解决情感融合的问题，以达到高度的自我分化。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做以下几号：□表示男性，○表示女性。我们使用家谱图软件geno pro 2007软件中的符号。情绪关系使用下面符号的表示：乱情；忽视；和谐；相亲相爱；不和谐、冲突；截断、疏远的；恨；友好、亲近；敌对；最好的朋友，非常亲近；关系疏远；手足情。

(三) 案例分析

《蜗居》中，郭海萍的最大心愿是筹集够买房的首付款，成为“房奴”。妹妹郭海藻为了姐姐的心愿向男朋友借款未果后，甘愿放弃纯美的爱情而被公务员宋思明包养。老 “蜗居”户李家阿婆一家为了在拆迁时换个大房子，在断水断电断煤气的情况下艰难生存。他们的心愿只有一个：为孙子的将来考虑。开发商的违章拆迁造成李家阿婆被埋在废墟下而死，老李家才换来了一套装修好了的房子和2万元的封口费。我们下面从自我分化、三角关系和角度进行分析。

1. 自我分化

(1) 蜗居家庭：经济力大于情感力，系统脆弱

个人过去在原生家庭中与父母的关系模式将持续影响其未来的重要人际关系，且人们倾向于在亲密关系中复制早期在原生家庭中建立的关系模式。[16](289)家庭是一个互动的系统，家庭成员之间是互相发生影响的。一个成员的行为会影响其他成员的行为、认知和情感的变化，同时也会导致他们对情感、认知和行为的反思。

第一阶段：没有购房首付压力的家庭

当郭海藻结束与姐姐、姐夫的“蜗居”生活后，便与小贝恋爱，成为同居情侣。见图1。郭海藻得知姐姐需要钱购房时，便向小贝借钱。显然，小贝的认识和情感变化不同于郭海藻和郭海萍的，小贝理性地预见到与郭海藻结婚要以房子为基础。事实上，郭海藻一直属于郭海萍的家庭系统。尽管小贝多次希望郭海藻能与其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系统，但是被郭海藻拒绝了。小贝的原生家庭与郭海藻的不同，是独生子女家庭。家庭交往方式与郭家的不同。小贝与郭海藻皆有自己特定的分化水平。Bowen 认为人们通常选择和他们分化水平相似的配偶。在恋爱关系的早期，情侣情感过程通常不会产生问题。过一段时间，来自内部和外界对关系的压力可能会强化这一情感过程，使得关系系统中的一个或多个成员出现问题。[15]如果没有受到外来情感系统干预，小贝与郭海藻也许可以形成核心家庭。一旦成功地构建家庭，产生于内部或者外部的经济压力和情感压力都可能强化两人的情感。但是，事与愿违，新家庭构建之前就被手足情冲击。郭海藻的自我分化进程出现停滞，一个刚刚离开姐姐的青年女性还没有准备成为妻子之前就停滞了。

图1 没有购房首付压力的家庭结构

第二阶段：有了房贷压力的家庭

从郭海藻向宋思明借钱开始，郭家姐妹与宋家之间就发生了严重的“温和冲突”。郭海藻的“一女恋二夫”除了自身的分化水平在郭家是最弱的原因之外，还是来自姐姐的情感力、小贝的情感力和宋思明的情感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她晚上与小贝同床，白天可以与宋共欢，闲暇时还可以得到姐姐的关爱。见图2。家庭中最容易出现症状的人是那个为了保护关系和谐而对自身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做出最多调整的人。做出最大调整的人可能是一个功能过强的人，他或她对家庭具有过度的责任感，试图去做太多的事情。另外也可能是功能低下的人，感到没有信心做出决定，而过度依赖他人。这两种类型的人都可能产生和吸收太多的焦虑，而产生症状。[15]显然，郭海藻是这样的人；小贝是这样的人；宋思明是这样的人。郭海藻用理性控制情感和情绪，进行的是“姐姐保卫战”。小贝情感和情绪用支配理性，进行的是“爱情保卫战”。宋思明用理性换来情感。宋思明进行的是“社会财富抢掠战争”，却误入“情感战场”。

图2 购房首付压力造成的家庭成员行为越轨

在这个阶段，各个家庭中的男性都出现了自我分化倒退状态。苏淳和郭海萍的家庭是母权家庭。苏淳的自我分化程度低于郭海萍。他在睡觉之前还要穿虎鞋、戴虎帽、扭扭屁股、照照镜子。小贝与郭海藻组成的情侣也是母权式的。小贝为搏郭海藻一笑，可以扮成各种花的模样。宋思明也一下子像回到了二十多岁时一样疯狂追求郭海藻。

第三阶段：购房首付压力造成的家庭成员行为失常

成年男女双方分化水平越高，情感的融合就越低，信任、诚实以及相互尊重的关系就越可能被强化。而分化水平越低，成年男女对彼此情感需求就越多，结果由于双方的需求和恐惧过于强烈，而使得信任、诚实以及相互尊重被抹杀掉的机会就越大。[15]小贝的自我分化能力是低于郭海藻的。在处理郭海藻多次背叛时，小贝理性地宽容了郭海藻。小贝的情感远比郭海藻强烈，小贝情绪失控时痛不欲生。郭海藻只是在为郭海萍向宋思明借钱时才失声痛哭。这也说明，在郭海藻身上存在情感不对等性。而且，人们之间存在分化差距。宋思明在郭海藻面前显得自我分化水平极低。他模糊了现实与过去、现实与未来。最重要的是，他模糊了家庭边界。将时空倒转，将无法联系的家庭系

统重叠。他很快“融合”，对郭海藻失去理性，无法控制情绪，爱屋及乌。相比而言，宋思明的分化水平低于小贝的分化水平。宋思明的短信可以成为小贝恢复理性的“救命稻草”。但是，宋妻的哭泣却无法挽回宋思明的家庭情感。同样与郭海藻同居过的男人年龄和职位差距悬殊，分化水平却也反差极大。所以，才会出现图3所示的“包养”关系。

图3 购房首付压力造成的家庭成员行为失常

在这个阶段，宋思明几乎不能对感情与思考作任何区分，其生活完全被情感驾驭，无法做客观的思考，只能表现出对人们的盲目依附或愤然拒绝某种状态。其他人，包括苏淳，则能够在两者间取得平衡，既有有强烈的感情自发性，又具克制性与客观性，能抑制情绪的冲动。

第四阶段：家破人亡

宋思明被审查是宋家外部受到法制压力的结果，也是宋思明混淆家庭边界的结果。宋妻本欲挽狂澜于既倒，却失手丧两命。关键原因在于，她闯入了一个陌生的、她无法控制的情感系统。见图4。

图4 购房首付压力造成的有房族家庭家破人亡

针对郭海藻的最终结局，我们可以推测：郭海藻为了摆脱与宋共同犯罪的控诉揭露了宋的罪行，作为受害者控告了宋妻。这充分说明，郭海藻与宋的情感不对等，并始终没有融入宋的情感系统。不但如此，郭海藻还将宋的核心家庭情感系统击碎，使得宋的女儿失去情感依靠和经济来源。购房行为对家庭结构的打击过程和打击在家庭系统之间的传导过程。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多数孩子从家庭中传承了与父母相同的分化程度。分化程度的传承在数代之间也遵循着“类基因模式”，病人的问题是几个世代间的累积成果，其间的所有家庭成员既是行动者，又是给予反应的人。宋的女儿会继承宋和宋妻在情绪失控时失去理性的症状。宋的女儿如果在正常的家庭关系中，自我分化能力会逐渐增强，遇到问题和压力后恢复较快，与他人的关系也更有弹性且更为持久。相反，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宋的女儿缺乏自我分化就会产生情感上的融合。情感融合包括焦虑性依附，即退缩到一安全的依赖关系；和反射性拒绝，即通过与他人保持距离来逃避亲密关系，以伪装出自己独立的一面。由于父母均是因为不光彩的事情离自己而去，她除了失去帮助自己完成自我分化的最佳人选，还成为成为“无助的儿童”。对宋的女儿进行家庭治疗，难度极大。因为，难以找到合适的“两人平衡关系”，一旦平衡关系失衡，又难以找到第三个人构建三角关系。

(2) 蜗居家庭：情感力大于经济力，系统稳固

与宋的均权家庭系统相比，李家阿婆领导母权家庭系统在理性程度、情感强度和情绪控制能力等都远远超越宋的家庭系统。面对多次催促搬迁，李家阿婆情绪稳定，不温不火，理性力争。李家阿婆火眼金睛，看穿宋的身份，致宋于无地自容的尴尬境地。面对官商勾结，李家的情感系统没有出现情感截断，而是正常运转。与Bowen理论不同，生活在原生家庭的老李和徐丽没有与其分化，而且受其左右，却使得致婚姻关系融洽。他们将过往的原生家庭经验作为婚姻生活事件的决定或处理的准则，获得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见图5(a)和(b)。

图5 老李家得房前后的家庭结构

根据Bowen的观点，一般人往往会选择与自己分化程度相似的人作为亲密伴侣，他们结合并形成新的家庭情绪系统。从老李与徐丽的关系看，这条原理是可以被验证的。

2. 情感力存在等级性

情感力与经济力一样可以作用于商务行为，并且在整合冲突利益时，必须将二者同时考虑。[17]从郭海萍的萌发购房动机到郭海萍成功地成为房奴的过程看，人际交往中的情感力战胜了经济压力。见图6。女儿冉冉对郭海萍的冷漠刺痛她的母爱。郭海萍为了购房首付款催促妹妹郭海藻小贝借款。郭海藻遭到小贝的拒绝后，用身体换来了宋思明的6万元借款。从此，宋思明疏远妻子、女儿，深爱郭海藻。因此，伴随着四次情感大PK，这五个人形成的三种情感等级是：母女情>手足情>爱情>夫妻情。而且，每个人的情感也有其自有的等级性：冉冉爱姥姥胜过爱妈妈；郭海萍爱女儿胜过爱妹妹；郭海藻爱姐姐胜过爱小贝，爱宋思明胜过爱小贝；宋思明爱郭海藻胜过妻子和女儿。而且，即使是同一个人的同一类型的情感针对不同受力对象也存在等级性。其次，爱情在男女双方存在极端的不对等性。小贝深爱着海藻，即使海藻多次背叛，他依然可以为海藻离“家”出走。在小贝因看到宋思明给海藻的短信而最后一次离“家”出走，一向外表可人的海藻头脑中想的却是：“即使他出门让车撞死，也不管自己的事。”姜淼淼与宋思明夫妻感情的不对等性。姜明知宋的多次背叛，却忍辱负重。在丈夫即将被审查之际，她铤而走险，强行向海藻“讨回”宋的赃款。宋却因海藻流产而故意制造车祸死亡。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情感力的流动由冉冉开始，最终流到宋思明。见图6(a)。这个情感力是由经济力驱动的。经济力的流动见图6(b)。

图6 情感力和经济力流动方向：自左向右

老李家也存在情感的不对等性。当断水、断电、断煤气无法生活时，老李的儿子要去同学家住。李家阿婆喝斥了孙子。归咎原因，除了老李的儿子不谙世事之外，就是他不能与长辈同甘共苦，对长辈的感情弱于长辈对他的感情。李家阿婆的情感是孙子是第一位的，儿子是第二位的，儿媳是第三位的。李家阿婆坚持不给大房子不搬家，至死也要大房子的精神就是为了孙子的将来着想。在儿子被打后，她训斥儿媳那医疗费是给儿子治病用的。

3. 三角关系

《蜗居》中出现了六种典型的三角关系：

① 一个平衡的两人关系会因为增加第三人而失去平衡。见图7(a)～(d)。在图7(a)中，郭海萍在妹妹大学刚毕业，没找工作时将妹妹郭海藻接到十几平米的家中同住。这使得苏淳有些时候觉得很尴尬。在图7(b)中，郭海萍为了凑够买房子的首付款让妹妹向小贝借钱。小贝为了明年五一和郭海藻结婚也在攒钱买房子。小贝断然的拒绝恶化了与郭海藻的关系。在图7(c)中，宋思明对郭海藻的一再追求扰乱了郭海藻与小贝的恋爱关系，最终造成了郭海藻的“一女恋二夫”尴尬境地。在图7(d)中，小贝弃郭海藻而去，郭海藻便开始了“二女争一夫”的争夺战。这使得宋家夫妻多年的感情遭到了激烈的挑战。上述这些情感系统中“三角形”关系都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

图6(a) 三人蜗居

图6(b) 海萍向妹妹求助

图6(c) 一女恋二夫

图6(d) 二女争一夫

② 一个不平衡的两人关系会因为第三人的离开而达到平衡。见图8。姜淼淼的父亲辞世前将姜淼淼的手放到了宋思明的手中，老人再一次将女儿的幸福托付给了宋思明。这换来宋思明与姜淼淼两人组成的家庭短暂的和谐关系。在老人辞世后的一段时间，宋思明安慰了姜淼淼，拂去了她丧父后的悲伤。

图8 姜父挽救即将破裂的家庭

③ 一个平衡的两人关系会因为第三人的离去而依然平衡。见图9。在老李家的情感系统中，李家阿婆掌握家庭决策大权。作为家庭的领导者，李家阿婆组建的情感系统战胜了外部经济压力。老李家建构的三角形关系是最为稳定的，成员之间互相关爱。三个人的共同目标是为老李的儿子赚取个大房子。即使是在李家阿婆不幸被压死的时候，三角关系被打破却没有减弱老李和徐丽的自我分化进程。在老李、徐丽和儿子组建的新型三角关系中，老李夫妇没有将不良情绪投射给儿子。李家模式说明，李家家庭成员在各自原生家庭中的分化水平较高，不会出现：婚姻冲突、配偶功能失调和对子女的投射。

图9 相亲相爱的老李家

④ 一个不平衡的两人关系会因为增加第三人而达到平衡。见图10。在郭海萍四处借钱凑购房首付时，丈夫苏淳因出卖商业机密而被拘留。自己也因兼职家教推辞加班而得罪领导。在宋思明的极力斡旋之下，个家庭推向万丈深渊。他们的困难一个个被化解。用郭海萍的话讲，宋秘书是咱家的恩人。宋思明确实也挽救了他们的夫妻感情。

图10 宋挽救“房奴家庭”

⑤一个不平衡的两人关系会因为第三人的离去而失去平衡。见图11。宋思明与妻子姜淼淼发生夫妻冲突时，女儿随即也有些疏远了他们两人。宋背叛婚姻家庭后，姜淼淼也变得轻视这个家庭了，喜欢上了与女伴逛街。宋死后，姜入狱，这个家庭的情感系统彻底失去平衡。对宋的女儿而言，原生家庭破碎了。宋的女儿情感被客观外界切断，会产生沟通障碍，这使得她无法看见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图11 宋身亡后的家庭

⑥一个平衡的两人关系会因为第三人的离去而失去平衡。见图12。郭海萍的女儿冉冉因无法在蜗居的环境中健康成长，被送回了老家。十一的时候，郭海萍回老家看望女儿冉冉。女儿冉冉已经与她十分疏远了，她将被妈妈抱抱当做是自己犯错误的惩罚方式。这种由亲人的物理空间分离造成的情感截断使郭海萍的情绪十分低落，她多次迁怒于丈夫苏淳。夫妻关系因此变得不协调，苏淳背着郭海萍借高利贷几近将这

图12 女儿与父母分离

四、结论

综上分析，家庭的情感系统是构建社会情感系统的基本单位。家庭的情感系统之间的传导和相互作用会影响社会生活。蜗居家庭成为有房家庭是一次家庭系统内部情感与外部情感在理智层面转变，家庭内部情绪转变为社会情绪的过程。蜗居家庭“升华”为有房族，要求其家庭情感系统质量更高，家庭内部情绪控制能力更强。对于住房，蜗居家庭表现出了强烈的家庭凝聚力，有房族的家庭情感系统却是漏洞百出。而且，两类家庭的“情绪系统”和智力系统运行模式也不一致。蜗居家庭的“情绪系统”更易爆发，智力系统却非常高效、稳定。有房族家庭的情况恰好相反。按照家庭系统论的观点，蜗居家庭夫妻双方与原生家庭的分化程度较高；有房族家庭的分化程度较低。在郭家与宋家交锋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宋家的情感流动是无序的，虽然宋家的家庭网络可以操控社会资源，但是原本美满的婚姻却抵御不了微小情感的诱惑。这说明，家庭成员的心智和广泛的家庭网络不能强化家庭结构的组合方式和家庭成员组成关系。

上面的分析说明，开展与扩大家庭中每一成员间的互动关系有利于家庭治疗。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从个人情感分析治疗家庭成员。个人情感的等级性是人际交往中情感不对等性的缘由，也是个人产生不良三角关系的动因。个人情感的投向、强度和持续性是个人情感的核心指标。情感投向除了受到道德约束和法律的限制，最重要的是，它要受到人际交往中他人的情感需求影响。强度和持续性可以由个人的理性加以支配，也会被他人的情绪左右。人际之间频繁交往会增加个人的重要关系数，能使其散发情感能量。从而，一些不良三角关系会因为当事人增强其自我意识和识别思考与情感的能力，而发生转化。

当前，部分身受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商品市场挤压的低收入家庭是难以应用家庭系统理论进行家庭治疗的。家庭系统理论不能将他们解救出来。家庭系统理论只能保护他们的家庭结构，纠正他们的家庭交往方式和识别家庭成员的心理行为问题或某种不良的心理症状。债务压力导致的婚姻冲突，如果解决不当，就会引发家庭结构瓦解。从根本上帮助他们的办法还应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有些自我分化低的青年人面对高房价被迫退出婚姻市场，身受劳动力市场的挤压更无还手之力。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纯的政府努力、租金控制和介入住宅市场都不足以提高提高住宅可承受能力。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要刺激住宅供给。[18]这些的社会问题也需要政府集中社会资源加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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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lisabeth Arnold, Andrejs Skaburskis. Measuring Ontario’s increasing housing affordability problem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89, 21(5): 501−515.

Abstract:China has experienced a crazy increase in house prices with rapid growth of economy these years. Families make up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There is, however, little information in mainstream real estate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 of housing affordability on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studies neglect nature of family considering family as economic agent partially. In essence, family is a system consisting of feeling, emotion and intellegence. In fact, high housing prices in the Chinese city are considered beyond the purchasing capability of the ordinary residents. Effect of housing affordability on family structure has been little studied. Based on family 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mpact of housing affordability on family structure in the scenario depicted by “Woju”.“Woju” reflects the way modern home ownership has become such a burden on urban people. The show was so realistic that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social case to study.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housing affordability exerts influence on family structure. Economic pressure created by high house prices changes feeling force. Economic pressure and feeling force transmit in and between families. Dfferentiation of self and triangling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conformation of family structure.

Key Words:housing affordability; family structure; family system theory; house purchase; dfferentiation of self;feeling force; “Woju” (small flats)

Study on effect of housing affordability on family structure

GUAN M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461000, China)

C913.11

A

1672-3104(2011)01−0125−08

2010−09−17

河南省政府招标课题 “高房价的福利损失与相应政策研究(B637；E387)

管明(1976−)，男，黑龙江大庆人，许昌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家庭治疗与家庭心理学.

[编辑：颜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