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 赵中华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韩礼德语境思想与文学批评

徐杰, 赵中华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从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到形式主义文论，从文化研究到“后理论”时代的“新审美主义”，文学研究始终处于一种内部和外部研究的“钟摆”状态下。它们都为文学的阐释提供了各自的可能性，却长期处于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究其根源在于以索绪尔形式语言思想作为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的不适恰性——抽象的语言体系与文学诗性语言之间的“溶血”现象。韩礼德的语境思想能为解决文学内外的裂隙提供一种语言上的思路，因为他的语言思想既重视语言外部语境对语言形式的影响，又强调研究语言形式内部自身的规律，让人们能清晰地洞悉外部经验世界作用于文本内部世界的机制，从而为文学寻求更合理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思想。

社会历史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文化研究；“后理论时代”；韩礼德；语境

统观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对文学研究存在着一种“钟摆现象”：即从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到形式主义文论，从文化研究到“后理论”时代的“新审美主义”。我们会发现文学研究始终处于一种内部和外部研究的“钟摆”状态下。它们都为文学的阐释提供了各自的可能性，但从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它们长期处于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面对文学内部和外部研究之间长期的裂隙，我们不禁要问：二者各自存在着怎样的症结？文学研究的道路在何方？

一

以文学整体为起点，在文学外部和内部研究上，经历了四次理论转移——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形式主义文论、文化研究和文学的“后理论”研究。

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认为文学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学本质上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再现。社会历史批评特别强调文艺的社会性质，关注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它力图溯源社会和历史演变的文化形态是怎样影响着每个时期的文艺现象。同时社会历史批评还将作品对社会生活真实程度、深度和广度以及对作家世界观的反应情况作为评判文艺作品价值的标准。社会历史批评源远流长，对文学研究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从18世纪的维柯开始之后的许多学者，如赫尔德、法国的斯达尔夫人、丹纳等都在积极自觉地寻找和建构比较完整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到了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比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杜勃罗留波夫那里，社会历史的文学观念成为鲜明突出的理论主张。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历经梅林、普列汉诺夫、卢卡奇等的推进，继续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结构、阶级、意识形态等角度考察文学的方法。

20世纪以来，受索绪尔语言学转向影响，文艺研究进入了形式论文论的阶段。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强调对文本内部的研究，排斥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认为文本系统是自足的系统。他们认为社会历史批评将文学研究变成了历史学、政治学、哲学或社会学的附庸，强调不能将文学研究视为政治、宗教、哲学、历史等的大熔炉，也不能将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随意的扩大和缩小。在形式论者眼中，文学不应该是模仿或再现作者所处的时代的文本，也不是被作为历史供人研究的文献。他们认为文学就是文学，强调文学的自主性，认为文学的研究应转向文学的内部研究，即对文学语言和形式本身的研究。俄国形式主义将文学看做自我指涉体，认为文学本质在于形式，而形式的关键在于语言。无论是对“文学性”的关注还是“陌生化”的提出，都是在语言形式层面进行的。形式主义者提出了文学中形式决定内容，而非传统文艺观中的内容决定研究。布拉格学派虽然承认文学外部因素的影响，却又坚持文学艺术的自主性。新批评主张的作品本体论、有机整体论、退特的张力说、燕卜逊的含混说和细读法、艾略特的反讽说等都是建立在文学文本形式之上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将文学作品看做一个独立自足的抽象的关系系统，文学语言的意义不是词语的“物质性质”和“历史内容”，而是由它在上下文中的位置决定的，与其它词语的联系和对立中获得的。文学研究便是要从无数的文学作品中抽象出这一套“语法系统”。

文学的内部研究关注文本的语言技巧、文学修辞，挖掘文学作品的审美内涵，提炼文学的形式意义，探讨文学的“特殊性和文学性”，[1](27)文学研究便在探讨文学性和文学审美的声浪中将自己关闭在“纯文学理论”这座象牙塔之中。将文学视为与外界隔绝的自足的系统的观点，使得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分离开来。但是文学是主体心灵的创造，是言语个体独具风格的创造，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与人类社会历史相联系的语言。形式文论者向文学的海洋撒下了一张巨大的理论之网，没曾想费力拖起来的只是没有血肉的鱼骨架。

在意识到文学内部研究的自足性和封闭性之后，逐渐兴起的文化研究又将文学的研究道路导向了文学的外部文化现象——如属性、身份、社会阶层、族裔、文化冲突和大众传媒等。如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指出：“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2](121−122)文化研究从它的起源就蕴含着一种强烈的权力意识形态的政治旨趣，它研究的重心不是文学性，也不是文学的审美特性，而是文本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文化价值和文本背后隐藏的各种权力关系。如《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3](94)也就是说从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开始，文学就被看作受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制约的领域。后来文学的文化研究也秉承这种文化——权力意识，女权主义挖掘文本中所隐藏的男权中心的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研究文本与文本之外的语境之间的关系。后殖民主义批评西方种族中心主义，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行置入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之中。文学的文化研究从文化的各个方面入手，大有将整个社会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的趋势。

对于文学的社会文化研究的过分追逐，使得对文艺学的反思逐渐自我调整出另一个钟摆方向。“后理论”便在这种理论的调整中应运而生，它又重新将研究视点转回到文学性和文学审美性上来。“后理论”的代表，一位是英国文论家塞尔登，他认为以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为标志的“理论”时期正在告退，“‘后理论’其实意味着回归对文学文本形式主义传统的解读，或者回归到那些实质上对理论厌烦或淡漠的文学研究中去。”[4](333)卡宁汉认为“理论”之后我们应该回归文学，“回到被理论‘抛入外圈黑暗之中’的文本细读的传统。”[4](330)另一位“后理论”的倡导者威德森也认为文学在“理论”的压制下已经处于“被抹去状态”，文学被打上了叉，但是正因为被打上叉，反而证明文学的存在，否则为何还要煞费苦心为将文学叉去呢？“这似乎表明文学依然是人类活动与经验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就表明，需要将‘文学’拯救出来，使之再度获得资格，这总比不尴不尬地混迹在近来盛行的诸如‘写作’、‘修辞’、‘话语’或‘文化产品’泛泛的称谓之中好一点。”[5](2)

从上面对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形式论批评、文化批评和“后理论”的简要回顾，我们发现对于文学的研究始终在两极之间摇摆。从社会历史批评将文学仅仅作为证明外部因素的媒介，到形式论研究将文学从社会文化中独立出来，再到文化批评认为文本隐藏着文化——权力关系，最后是对文学形式研究的回归，可以看出文学研究的重心始终在内部和外部、形式和语境、审美和政治的维度之间漂移。

二

文学研究的内外摆动根本原因在于：文学形式论研究在关注文本的时候，将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而社会文化研究在关注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时候，背离了文学本身(要么将文学视为认识社会历史的手段，要么以文化研究代替文学研究)。

文学内部研究注重的是文学文本存在的内部动因，也就是文学形式本身的区别性特征使文学呈现出现在的形式。但是文本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这般的形式，而不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这就需要追溯到文学创作的社会历史因素。韩礼德语言思想给了我们最大的启示：我们不是研究文学语言“是什么”或“怎么样”；而是探讨“为什么”，作家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文学形式而不是那样的形式，这必然追溯到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他的语境思想将语言的文化情境语境与语言内部形式结合起来，为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提供了语言学理论上的支撑。

师从于英国伦敦学派的韩礼德，汲取了马林诺夫斯基、弗斯、罗常培等著名语言学家的理论，创立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最有影响的两派语言学理论，其一是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另一派就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韩礼德的语言学不同于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学，他强调语言的意义和功能，语言和社会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他的语言思想和洪堡特的人文语言观更为接近，洪堡特认为语言与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不能在一种抽空的环境中来研究语言的形式和规则，“即使在纯语法研究的领域里，我们也决不能把语言与人、把人与大地隔绝开来。大地、人和语言，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6]这是因为“语言绝不是产品(Ergon)，而是一种创造活动(Energeia)。”[6](56)洪堡特的人文语言观恢复了语言与生活世界，语言与人的精神之间的关系。

韩礼德也认为语言不是一种理想的、抽象的形式或结构，而是一种“语言行为潜势”，这种潜能为人类使用语言提供了无数的可能性，意义就是在对可能性的选择之中产生的。而选择并不是任意的，要受到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因素的制约。因此韩礼德重视语言的社会文化语境与语义表达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文化语境对语言的支配和影响，“语言结构最终是由它所要实现的语境功能决定的”。[7](50)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韩礼德的语境思想之中。韩礼德语境理论揭示了社会文化语境与语言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条分缕析地揭示了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完整机制和过程。那么韩礼德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社会文化语境(外部因素)与语言文本(内部因素)结合起来呢？

他选择了社会文化语境、情景语境与语言符号之间的意义层面作为两者之间的融通渠道。在韩礼德看来，语义是“把语言和非语言联系起来的编码层面”。[8](252)韩礼德认为语义网络需要“向上联系”，“即和一些普遍的社会理论或行为理论联系起来”，[8](256)即韩礼德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层面——语域；同时还需要“向下联系”，“即和在语法层的语言形式的范畴联系起来。”[8](25)即韩礼德的词汇语法层。具体的决定机制如图1。

即语境决定着语义：话语范围决定语言的概念意义，话语基调决定语言的人际意义，话语方式决定语篇意义。语义决定词汇−语法：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又分别制约着及物性系统、语气系统和主位系统。

图1 社会文化语境与语言互相作用的机制

从韩礼德语境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将语言外部的世界与语言内部的因素连接起来，这恰好可以解决以索绪尔语言理论为理论基础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批评的问题。文学内部研究的理论根源来自于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非强制性和约定俗成性。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组成的符号是任意的，因为：一、能指作为语音形象与它所指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二、作为整体的符号与符号所指的现实之间也不是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是分离的。在这样的语言思想基础之上，他们就认为文学的形式之间的差异性是文学的本质，文学并不需要指涉语言形式之外的世界。

文学内部研究总的来说都将文学研究建立在对文本的分析上，即对文学语言的探讨上。它只重视文学文本的研究——结构、语言、艺术技巧、体裁、主题、题材、情节等，而忽略了文本和世界的联系。文学内部研究者们试图从文本内部来寻求文学的意义，即从文学的语言形式层面来寻求文学的意义，认为正是文学语言的组织、程序、形式与技术产生了意义，这种意义并不外指，从而形成自我观照的意义范畴。

文学文化批评将文学研究从固有的纯粹文学、文学性研究中走出来，认为文学的意义在于从文本中能挖掘出其中的男权主义、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等，只重视文学的文化、社会语境——阶级、种族、性别、日常生活机制、大众文化等。由于文化研究已经将研究阵地转移到文化这个宽泛的概念上，他们甚至认为文化研究应该代替文学研究。

韩礼德的语境思想不像社会历史批评只重视文本外部的文化、历史、社会因素对作品的影响，也不像形式主义那样只重视文本语言形式层面的因素。他强调社会历史语境对文本内部语言的形式的影响，以及这些形式对外部语境的反作用，从语言形式层面可以看出作品所处的语境和语域。

三

总之，韩礼德将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清楚地展示出来，使得我们能够在分析文化语境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一种有效的理论。这使我们认识到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是不能脱离现实世界和社会文化的，因此文学研究不能偏执于外部或内部，从而对文学形成肢解之势。文学并非像纯粹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那样所宣称的存在着某种理想的近乎完美的文本结构，这种结构是稳定静止的，并且广泛地存在于所有文学文本之中。相反，文学从创作到文本存在都受到外部文化的影响，文本的结构与社会文化是有着紧密联系的。从文面布局到节奏韵律，从情节叙事到母体框架等都是在向读者和世界传达或暗示着某种意义，这种意义不是来自于语言形式本身，而是来自于文学文本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之中。但是韩礼德的语境思想并不能完全解决文学语境的问题以及文学语境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学语境不同于社会文化语境，具有独特的属性；同时文学语境与话语之间也并非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话语呈现出对语境的突围之势。

[1] 马克·昂热诺等. 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M].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2] 拉尔夫·科恩. 文学理论的未来[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3] E. Baldwin, B.Longhurst et al. 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 [M].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拉曼·塞尔登等著. 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5] Peter Widdowson. Literature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6] 威廉·冯·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姚小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7] 罗杰·福勒. 语言学与小说[M]. 於宁等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1.

[8] 唐纳德·韩礼德. 韩礼德语言学文集[C].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

Abstract: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formal criticism has existed for a long time.Can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research of literature be combined?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iterary study, with limitations. From Halliday’s theory about language, we find that Halliday did a systematic exposition about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nks of the text. He proposes the correspondence in context level, semantic level and formal level, discover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xternal world and the internal world in text clearly, and bringing forward a new social language of criticis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riticism.

Key Words:Social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Formalism; Cultural studies; "Post-theoretic Era"; Halliday; Contextual Paradigm

Halliday’s Context Theory and The “Pendulum”of Literary Criticism

XU Ji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I02

A

1672-3104(2011)01−0139−04

2010−09−15；

2010−12−25

徐杰(1983−)，男，四川简阳人，浙江大学文艺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语言哲学与文艺理论；赵中华(1975−)，女，河南灵宝人，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讲师，浙江大学文艺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

[编辑：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