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养珍

(菏泽学院，山东菏泽274015)

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能否实现政府制定的发展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因此，财政对农业的支持不仅取决于其支农数量，更关乎其支农效率。

一、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状况分析

1.农林水事务支出资金总量分析

1978—2010年，我国财政累计向农业投入资金达30941多亿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8.63%．从绝对量上看，我国农林水事务支出在过去的30多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由1978年的150.66亿元，增加到2010年3879.86亿，增长了25.75倍，这为我国农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农林水事务支出结构分析

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主要包括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经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支出等。我国财政资金支农金额从1978年的150.66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172.97亿元，平均每年的支出额为722.13亿元。在整个财政资金的农业支出中，用于支援农业生产、农业基本建设、农业科技三项和农村救助的各项费用基本上都在逐年上升。统计数据同时显示，财政用于支援农业生产的资金不仅数量多，而且增幅很大;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除个别年份有所减少外，其余年份都呈增加态势;用于农村科技三项费用和农村救济费两块历年呈低水平徘徊之势，农村救济费略高于农村科技三项费用。计算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可以发现，支农比重波动幅度较大，支农比重最大的年份是1978年，比重为13.43%;支农比重最小的年份是2003年，比重为7.12%，相差6.31个百分点，1978年至2006年，年支出的平均比重仅为6.24%，国家农林水事务支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负。

3.财政支农资金绩效分析

本文分析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分析使用的软件为Eviews3.1.选取财政用于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支出的费用作为解释变量，分别用X1、X2、X3、X4表示;选取农民人均纯收入为被解释变量Y，对财政支农资金结构与农民收入作回归分析，建立的回归方程为:

因变量X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系数，拟合度较好。对因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t检验，对各回归方程进行显著性F检验，均有相伴概率p＜0.05.表明被解释变量Y与解释变量X间线性关系非常显著，建立的模型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反映了财政资金对农民收入的作用。回归系数1.519，表明财政支农资金每增加1亿元，农民纯收入将增加1.519元。

回归方程中因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概率大于0.05，表明该回归方程不具有解释和说明力，通过反复进行变量之间的回归检验，发现拟合优度最好的回归方程为:

此为回归系数的t统计值

可以看出，各因变量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系数，拟合度较好。对因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t检验，对各回归方程进行显著性F检验，均有相伴概率p＜0.05.表明被解释变量与各解释变量间线性关系非常显著，建立的模型具有很好的代表性。X1、X2、X3的系数均为正，表明支援农业生产、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村救济费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另外，农村科技三项变量未能进入回归方程，其可能解释是在现有的分税制下，中央和地方财权有了明确的划分，地方政府在非常有限的财力下，形成了对中央财政支农的非有效利用。

以上的回归计量模型表明，财政支农资金总量对农民纯收入有显著的影响，但财政支农各项资金中，支援农业生产及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经费、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村救济费支出对各自的被解释变量发生正效用。

二、现阶段我国财政支农存在的问题

1.财政支农资金虽然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总量仍显不足。投资总量可以用投资比较率作为衡量标准来判断。所谓投资比较率是指农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比重与农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之比。根据世界农业的发展规律，在工业化中期，农业投资比较率的值应接近或者超过1。在我国，1985—2006年，我国投资比较率均在0.2左右。说明我国农业的投资极端不足，在我国农业总投资中，财政投资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可以说我国的财政支农总量严重不足。

2.农林水事务支出力度减弱，从总体上看稳定性差。我国地方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78—1984年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都在10%以上;1999—2006年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平均比重为6.24%，下降了4个多百分点，这反映出我国地方财政支持农业的力度减弱。在我国地方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下降的同时，也表现出较强的周期性波动。1978年该比例为13.43%，此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一水平。财政支农的波动性不利于农业的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农民收入的稳定提高。

3.农林水事务支出结构不合理。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国家财政支农的各项支出中，农民直接受益或农民获益较多的财政支出主要是支援农业生产、农业科技三项费以及农村救济费。而我国财政这三项支农资金分配的比重由1990年的47.88%下降到2001年的30.80%，农民得益较少的支出是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其比重由1990年的52.12%上升到2001年的69.20%．与此同时，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及农村救济费这三项与农民收入增加直接相关的资金，在国家财政支农的比重上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同时，农村行政事业单位运转费用在不断的提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我国政府农业财政支出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用于政府农业行政事业的运转费用，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气部门的事业费是财政农业支出的主体，所占比重近年大体维持在70%左右。

财政在科技三项费用和农村救济费两方面分配不尽合理。两者在促进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区别在:(1)就农民增收的问题，促进科技发展可以提高农业产量，进而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而农村救济费只是缓解农民生活困难的应急措施。(2)从两种资金的受益范围来说，只要农业科技进步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所有的农民都可以受益;而救济只是针对农村贫困和失去劳动能力的居民的一种补贴，受益范围很有限。(3)从作用的结果来看，科技的进步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还可以促进整个农业产业的发展;而救济就不具备这一作用。在促进农村发展过程中，科技的作用远远大于农村救济的作用。但自2000—2006年，财政用于农村救济费平均为86.51亿元，科技三项费用的平均水平为14.19亿元。可见支农资金在分配上的不合理性。

三、提高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效果的对策

1.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和相对规模，形成国家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我国的农村经济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农民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远远少于城镇居民。随着经济的发展，不仅要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总量，要建立稳步的增加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机制，严格按照《农业法》的要求实现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促进稳定可靠的财政支农投入保障机制的形成。并吸引社会资金，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2.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农资金支出结构。首先，要大幅度增加农民可以直接受益的资金投入比重，即增加财政用于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救济资金的投入比重，直接受益于农民，增加农民收入。其次，增加农村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重，大力支持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加强以农业实用科学成果推广、转化;应用为主要内容的科技农业建设。同时进行农业行政事业机构调整，控制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的事业费开支。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惯例将我国众多的农业机构精简，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行政管理效率，而且也有利于减少农村行政事业单位管理费。

3.完善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益。首先，应对现有农业项目、资金进行整合，相对集中。对于目前由不同渠道管理的农业投入，尤其是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资金投入，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统一安排，防止项目重复投资或投资过于分散，使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其次，建立规范的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制度，包括项目的立项、选择、实施、竣工、后续管理等整个资金运行全过程管理的规范化。第三，健全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的监督检查机制。建立并完善财政内部监督、审计监督与社会舆论监督相结合的财政支农资金监管体系，同时，国家必须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监管的立法监督，使其早日进入法制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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