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培顺

(滨州学院中文系 山东 滨州 256603)

早在《周易》中，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已被确定为“女主内”、“在中馈”，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则把妇女的地位和作用界定为“相夫教子”，但直到此时，人们仍然十分重视妇女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所谓“礼教”在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上对妇女的束缚还比较少。刘向的《列女传》虽然已经提出一些约束妇女的教条，如“三从”、“七出”等，但这些教条那时尚处在思想家的理论著作中，并没有真正成为妇女的行为规范。刘向对妇女提出的行为规范，基本上还是儒家传统道德的大框子。如《列女传》用大量的篇幅赞扬妇女用她们的美德和智慧帮助她们的夫君励精图治，使国家兴盛强大，这在后世则被认为是妇女干政。时至东汉，由于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加强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控制，更由于此时随着儒学的极度兴盛，儒家思想观念和礼仪道德进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儒家礼教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日常行为的约束大为加强，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的束缚则尤为严重。以班昭的《女诫》为标志，“卑弱”、“顺从”成为妇女最受颂扬的美德，《后汉书·列女传》所载录的妇女，便充斥着对“妇道”、“柔顺”和“节烈”的称美和宣扬。

东汉末期，随着经学的衰微，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体系趋向解体，老庄道家思想流行开来。受其影响，出现了一个个体觉醒、人的主体精神大张扬的社会思潮。特别是玄学形成以后，人的主体意识更加自觉，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