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黄埔军校的总教官，国民党一级上将，担任过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司令部总参谋长、军政部长等要职，是黄埔系里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本文作者熊宗仁，著名历史学家。本刊从2010年一期起，连载熊氏所著长篇《一级上将何应钦》，以飨读者。

二十一 “华北自治”声中进退维谷

一二九运动时狼狈不堪

（一）

1935年6月，何应钦因“河北事件”与日本侵略者正进行何梅交涉时，日本侵略者又制造了“张北事件”。

6月5日，日军驻多伦特务机关士兵4人，身着便服，乘汽车赴张家口。是日下午5时许，途经张北县城门时，被驻当地的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的赵登禹师稽查队盘查。这4个特务士兵态度蛮横，形迹可疑，被哨兵带往该师军法处。军法处处长亲自询问这4个特务士兵的来历去向。他们有恃无恐，仅出示日本驻多伦特务机关身份证，拒绝搜查和回答问题。为弄清事实真相，军法处将他们暂时拘留，次日上午1时即予以释放。事后，日方认为有辱日军尊严，便由联络官松井向察哈尔省主席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抗议，并无理要求：要宋哲元、赵登禹亲自赔礼道歉；军法处处长免职；惩办肇事官兵。宋、赵以中国驻军在自己驻地上执行正当勤务，有权盘查形迹可疑之人，对松井的抗议不予理会。日方以此为借口，企图向察、绥扩大侵略。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一面与中国军事当局交涉，日伪军则不断向中国驻军射击挑衅。

当时，何应钦为回避高桥坦的纠缠，已返回南京。不待土肥原正面提出要求，汪精卫主持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于6月18日决定，将宋哲元免职他调，由察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暂代省长。何应钦则以北平军分会名义，令宋哲元将赵登禹的第一三二师调往察南，另派部队接替张北防务。

然而，土肥原得寸进尺，又提出二十九军由原防悉数撤至察南；解散察哈尔省一切国民政府的党、政、宪、特机关，并限于两周内办完；察省地方当局道歉并处罚有关人员等无理要求。土肥原还要求一定要给予书面答复。

秦德纯哪敢擅作主张，忙不迭函电请示。于是，北平与南京、秦德纯与何应钦之间，“函电往还，日无暇晷”。

6月23日夜，土肥原径自闯入秦德纯在北平的私邸，声言以私人名义“拜访”，除重提以前的五点要求外，还另外加上一“特别”条件，要秦德纯“援助日本特务机关在察哈尔之活动”。并威胁说：“秦将军，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大有秦不作答，日军即“自由行动”之意。秦德纯早有何应钦的指令，“何者可以让步，何者应予拒绝，何者不妨见诸文字，何者止于口头承诺”。日方的条件如此苛刻，土肥原出言如此不逊，秦德纯气得当场吐血，卧倒在沙发上。

6月27日，汉奸白坚武在日军的唆使下，纠集叛军、土匪和日本浪人约300余人，在丰台暴动，冲向永定门，企图攻打北平，制造混乱。就在这一天，秦德纯也终于按日方的要求，签订了《秦土协定》，进一步向侵略者奉送了察哈尔省的主权。

（二）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有名的《八一宣言》，指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同年10月，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突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

1935年8月以后，华北的局势，连对造成这种状况负有历史责任的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比“九一八事变”时屈辱更甚。接替梅津美治郎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新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与升为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共同形成了所谓“支那通”三人小组，以武力威胁为后盾，推行“华北自治”，企图不流血而轻易制造第二个“满洲国”。

就当时的情况看，何梅交涉造成国民党中央军已调离，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和山西五省完全由国民党的地方军和杂牌军所割据。黄郛虽为“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的长官，名义上是华北最高行政首脑，但他没有军权，不能调动任何一支军队。8月29日，国民政府只得撤销这名存实亡的华北政整会。何应钦主持的北平军分会便成了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唯一代表机关。日本侵略者认为，“华北自治”的第一步，是挤走北平军分会；“最理想的是由既不倾向满洲，也不倾向（国民党）中央的人掌握华北政权”。宋哲元是日本心目中理想的人选之一。然后，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成立“华北国”。于是，在日本的策动下，汉奸、流氓、地痞、白面客之类的一伙人，公开发动了一场群魔乱舞的“华北自治”运动。

北平军分会在日军的压力下撤销了，何应钦兼代的北平军分会的委员长也随之卸职。将近三年的对日妥协，似乎未获饕餮般的日本侵略者的谅解，颇使何应钦烦忧。对日军来说，妥协远不够，他们所要的是降日当汉奸，但何应钦“忠君报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中，是耻于当汉奸的。

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期间，何应钦并非一无所获，蒋介石和日本似乎都同时发现他所独具的经办妥协外交的才干。蒋介石进一步考验了何应钦对自己的忠诚；日本侵略者也以为何应钦是他们可以任意摆布的。国民政府方面对何应钦主持北平军分会的评价是：

……以最大之耐心及容忍，与强敌折冲谈判；计由达成冀东停战，到阻止华北自治，前后为时逾三年，中经察东、河北、张北等无数次棘手事件，俱能化险为夷，使华北五省主权，保持完整，江西五次“围剿”，顺利结束；此皆何上将执行对日持久任务之绩效。

（三）

华北危急，神州板荡。11月1日，平津10校学生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向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要求爱国的自由。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领导下，一场空前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发动。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惟一出路”。11月18日，北平市各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即北平学联成立。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公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北平酝酿中的“一二·九”运动指明了方向。

此时此刻，在南京城里，“为谋打开局面”，蒋介石正与何应钦作推心置腹的长谈。蒋介石对何应钦说：华北“已经很少挽救的希望”，不过，因为“大家认定必得竭其所能”，只好辛苦你北上。至于结果如何，均由你到北平后，“再斟酌情势，负责办理”。何应钦明白，此时北上，也只能表示确已“竭其所能”而已。蒋介石不厌其烦地为何应钦解说他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所说的“和平”与“牺牲”的玄学，且认为“现在还不是最后关头”，当为最大之忍耐，而为和平尽最大之努力。何应钦不愿代人受过，但却不能不屡屡代人受过。因为他所代者，便是能给予他权位，也能削夺他权位的蒋介石。何应钦还与蒋介石具体商量了处理“华北自治”问题的狡兔三窟似的原则、范围。当然，对待在北平要求抗日的共产党和学生，无外三字诀：打、抓、杀。11月30日夜，何应钦从南京即将启程北上，蒋介石既是为自己祈祷，似乎也是为基督教教友的何应钦祝福：“凡事皆主于上帝，由我信心而生耐心，耐心而获成全也!”他还再三叮嘱何应钦：“无论有效无效，必须不顾一切，直到北平。”尽管南京和华北都有人阻挡或劝说何应钦不要北上，但何应钦受命于蒋介石，怎敢不“直到北平”呢?蒋介石的多疑，他是领教过的。

12月3日，何应钦以总绾兵符的军政部部长身份到达北平。宋哲元以为来了“救星”，虽不似蒋介石想象中的“勇气倍增”，但至少可以松了一口气。也许，日军不再将纠缠的目标集中他个人，而且对付共产党和学生们的抗日救国要求，也有了挡箭牌。日军知道何应钦抵达北平，便派遣15架飞机在北平上空低飞盘旋，有时简直就在何应钦的行馆居仁堂上悠来窜往，并撒下汉奸殷汝耕具名的传单，要求“响应自治”。何应钦当然不会“响应”，只遵照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和蒋介石已经定下的妥协“范围”，提出处理华北问题的四项原则：

一、如情势许可，何部长即就行政院驻平办事处长官职；否则，参酌西南政务委员会现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二、冀察政务委员会组织，以适合北方情势为标准，其委员由中央委任，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

三、冀察一切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必须保持正常状态，不得越出中央法令范围以外。

四、绝对避免自治名义与独立状态。

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原则”，无须千呼万唤，也会导致又一次讲究“形式”与“面子”的丧权辱国局面的出现。

12月6日，平、津15所学校联合发出通电，针对何应钦的“四项原则”，明确提出反对“防共自治”，呼吁政府动员抵抗日本侵略。

12月9日，北平学生蓄久必发的抗日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涌向街头，冒着刺骨的寒风，从四面八方，汇聚天安门，涌到曾是北平军分会驻地的新华门外，向何应钦请愿。新华门紧闭，门前排列着荷枪实弹的军警，杀气腾腾。愤怒的学生们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立即停止内战!”这些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心声的口号，划破了笼罩在北平古城上空的浓云密雾。请愿学生公推中国大学的董毓华、东北大学的宋黎、师范大学的陈泽云等人为代表，要求面见何应钦，提出六项要求：

一、反对华北自治及其类似组织；

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这六项要求，犹如六根绞索，根根都对准何应钦，他敢将头伸进去吗？他是深谙“莫大之祸，起于斯臾之不忍”的谦谦君子，又懂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自然不会坐困在这如火药桶般的北平城内。他带上随侍人员，到北平郊外的小汤山泡温泉去了。

何应钦原来准备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10日，北平学生一致罢课。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领导下，原先尚处于秘密状态中的北平学联遂扩大成为数十余校学生联合之策动机关，划时代之“一二·一六”示威运动终于一周内酝酿成熟。

12月16日，学生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和镇压，先后齐聚天桥、前门举行市民大会，通过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誓死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卖国外交；不得任意逮捕和屠杀学生等九项议案。反动军警挥舞皮鞭、棍棒，对爱国学生大打出手，逮捕30余人，打伤学生400余人。原定于这天出笼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难产了。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示威游行，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揭露了何应钦及国民政府一味妥协不抵抗行径，由此而掀起了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伟大风暴。

但何应钦并不悬崖勒马，他不敢就任行政院驻平办事处处长官职，就得尽快找替身。他唯恐再生变故，于12月18日草草地将“冀察政务委员会”拼凑成立起来，以了却北上的使命。这个表示“特殊化”的委员会，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两市，虽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但何应钦却满足了日方的要求，由日本推荐了王揖唐、王克敏、齐燮元、曹汝霖等人充当委员。

何应钦北上以后，因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后合影遇刺的汪精卫辞职养伤，蒋介石兼了行政院院长，重新组阁。12月12日，继续任命何应钦为军政部部长，同时任命亲日的蒋作宾为内政部部长、张群为外交部部长。

在北平期间，何应钦对国民政府已下达通缉令的汉奸殷汝耕，既不通缉，更不讨伐。一本蒋介石的主张，何应钦宣称：对殷汝耕这种卖国的汉奸，政府当然是要讨伐的；不过，要讨伐他，就一定会直接和日本冲突；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容忍。这并不是政府怕他，实在是实力问题，时间问题。其实，殷汝耕虽公开成了汉奸，但他宣称反共，而且可以与“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尚未公开投敌的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人里应外合，完成何应钦、蒋介石想做但不便做的事情。因而，何应钦在镇压共产党和爱国学生的同时，对殷汝耕却听之任之。怕同日本侵略者冲突，怕同汉奸冲突，却不怕同爱国学生冲突、同生养他的整个民族冲突，因为这在何应钦正反颠倒了的心目中，前者是强者，后者是弱者。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科院

责任编辑：翁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