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明

世纪末的焦虑与渴望
——回望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

王光明

结束，还是开始?

是否由于“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缘故，近代人类史每个百年的结束与开始都是那样让人充满焦虑与渴望？

在19世纪末，那蔓延于整个欧洲的“世纪末”氛围，是那样地让罗曼·罗兰不堪忍受，认为整个“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而死，人类喘不过气来。”以至于决定写作贝多芬、弥盖朗琪罗、托尔斯泰等人的“名人传”，让世界“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重新鼓起对生命对人类的信仰。”[1]

而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个人静月黑之夜，“少年悬弧四方志”的中国青年梁启超，则夜不能寐，在横渡太平洋的船上写下了壮怀激烈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

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

………………

海云极目何茫茫，涛声彻耳逾激昂。

一百年后20世纪的世纪末，人类的焦虑与渴望不是降低了，而是变得更加强烈。虽然苏联的解体意味着近半个世纪冷战时代的终结，保守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理想主义的社会实验热情逐渐降温，利益主义和技术主义成了行动的主宰。然而世界似乎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安宁与和谐，相反，它面临着更为错综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晚期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变得更为尖锐复杂，另一方面，积弱贫穷的第三世界既盼望着发展变革，同时也对大国霸权和经济、文化侵略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