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_ 陶短房

都说清末是新旧混杂的时代，这个“新旧混杂”不仅体现在政治、文化、军事和学术上，也同样体现在金融上。股票和金融投机这个新生事物就在辛亥前夕骤然进入中国大地，并让大清王朝这个庞大的奄奄病体，着实体会了一把“雪上加霜”的惨淡。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清朝直到亡国，也没有一家证券交易所，连证交所都没有就敢炒股，自然只能炒外国股票了。

事情要从1888年说起。那一年，英国人邓禄普开创了橡胶轮胎产业，英国也因此成了“汽车轮子王国”，橡胶需求量大增。而橡胶树是热带作物，英国本土无法出产，于是英国人就开始在东南亚殖民地大

量开垦橡胶园，投入之巨可想而知。为了融资，精明的英国人不仅吸引南洋华商入股，还直接打起了“冒险家乐园”—上海的主意。那时候上海正是远东金融中心，不但有发达的本土银票业，许多大型跨国银行也在那里驻点。

于是，橡胶冒险家和金融掮客手拉手走进了上海的十里洋场。他们轻车熟路地找到上海的外资银行，说服他们为自己的股票担保，然后在报纸上大肆宣传“未来最有前途的投资行当”—橡胶业，声称“买橡胶股票就是买明天”。报纸广告上也煞有介事地表示，橡胶股票可以在外国银行直接抵押，置换银两或外钞贷款，这简直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上海当时的民族工商业已经比较发达，拥有一批资金雄厚却缺乏投资目标的民族商人；这里同时又是官僚、买办产业最集中的地方，“红顶商人”和买办官僚可以调动大量官银进行无本万利的投机；这里还有为数众多发了财的外国人，他们手中同样握有大量闲钱。橡胶冒险家和金融掮客们可不耐烦去搞什么“异地上市”，他们仅仅是把在伦敦上市的公司股票改为用中国通行的银本位制“两”而已。当然，也有不少橡胶公司为操作方便，索性把总部设到上海。据统计，至1910年，在上海可以买到股票的橡胶公司多达122家，其中40家总部设在上海，最早开业的英资兰格志公司在1903年便开始挖他们的“第一桶金”了。

成都“保路运动”纪念碑

汇丰银行前的铜狮子

要说这些股票也真给他们长脸，从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年底起，橡胶股票便如脱缰野马般疯涨，兰格志、地磅等老牌橡胶公司的股票在短短一两个月内便翻番，而一些后起的小公司则更疯狂，股价竟涨到原先价格的18倍。巨大的财富效应，让上海滩的富人们趋之若鹜，几近疯癫，浑然不顾这些“橡胶股”的风险—橡胶园在几千里外的南洋，而股票则在万里之遥的伦敦所发行，两样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如此汹涌的资金，很快就让上海滩的橡胶股票供不应求，神通广大的上海投资者索性利用关系，直接去伦敦买，到了1910年上半年，仅在上海售出的橡胶股票，市值就高达白银2600万两至3000万两，投入英国本土的华商银本位资金也达1400万两，4000多万两白银被套入橡胶交易，一下绷紧了上海金融市场的融资链条，除了橡胶投机，大上海已几乎无银可融、可贷了。

正做着发财梦的投机者们并不知道，橡胶投机的风险早已在火热行情中注定了。

1910年夏，伦敦股市突然崩盘，原本的大热门橡胶股一泻千里，最高冲到1675两每股的兰格志不到一个月就跌到只剩105两每股，个中原因，是许多橡胶园的虚假经营被戳穿：一些所谓橡胶园公司根本就没有橡胶园，只是圈一笔钱走人，而汽车产业也遭遇瓶颈。这样一来，橡胶股票的重仓户—上海投资者自然成了最大的输家。

这次“橡胶股灾”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素有“八大钱庄”之称的正元、兆康、谦余、森元、元丰、会大、协丰、晋大无一幸免，相继完蛋。这还不算完，由于清廷的颟顸、官员的贪婪和政治斗争的黑暗，原本可以控制的股灾，最终被放大成颠覆性的财政危机，给刚刚兴起的上海和江浙工商业带来灭顶之灾，也让原本对清廷抱有希望的江浙工商界产生强烈不满。

7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江苏工商界几乎一边倒地站到了反清阵营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