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_ 陆离

再没有一个地方比夜晚的芽笼更容易使人晕眩。一家连一家的水果摊上，热带榴莲散发出成熟过头的浓烈气息，对吃不惯的人来说，那是一场灾难，对好这一口的人而言，却是混杂着一丝诡异味道的甜蜜。这就像芽笼本身，一个比榴莲市场更勾魂摄魄的世界—亚洲唯一合法的红灯区。

即使以地窄人稠的新加坡标准来看，芽笼也是一个非常狭小的街区，但与此同时，地理的逼仄完全被文化上的多元性冲淡了。在只有一公里的街道上，餐馆、水果摊、庙宇、风月场所齐聚一堂，三教九流鱼龙混杂，而又相安无事。在某些旅馆一样的房子—姑且称之为房子—的门前，张贴着各式撩人女郎的照片，以及国籍、三围、年纪甚至价码一类的信息。

对于这个特殊的行业，新加坡是用法律来管理的。在这里工作的人必须拿到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据说是不允许她们出门拉客的，然而这一条形同虚设。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过芽笼，却压根儿不知道这里是红灯区，可见管理的严密确实可圈可点。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站街的女人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客人，不是很守规矩，这样一旦被政府抓到是要重罚的，如果她不是新加坡人，一定会被遣送回原籍。

由展示栏往前推进到马路牙子上，就是与照片对应的实实在在的本人了。亚洲的女孩大多低调一些，垂着头在路边缓缓踱步，有单身男子经过，她们只是谨小慎微地望一望，等客人邀请，不见有谁往人前倒贴的。谈价钱时，很多女子掏出手机，噼里啪啦按一阵，拿给男人看—原来身价和照片上不一定相符，所以搞出点神秘氛围，让人想起旧社会掌柜和买办们袖子里的还价游戏。谈成了，握了客人的手，温顺地由他牵走，依然低着头；豪迈一点的，挎住男人的小臂，脸上带着职业化的妩媚笑容，眼神大多还是冷的。耐人寻味的是，芽笼街头的女子鲜有穿纯色白衣的。或许不仅是职业原因，更多的是天性中对自身的敏感认知，让她们有了这跨越种族、文化背景的审美忌讳，谁知道呢？

遥想当年，国画大师徐悲鸿也与芽茏有一段不解之缘。彼时他借住在收藏家黄曼士夫妇的江夏堂中，且工且学，时常为达观政要画肖像，以接济身在法国的妻子。过去的芽笼河交通便利，周边气候风貌、建筑样式，无不与徐悲鸿家乡太湖之滨相似，抚慰了他夫妻分离、客居异乡的孤寂心灵。

我们为了寻江夏堂去芽笼，但白天有工作，待到夜色暧昧时才动身，便看到了前面说到的风尘种种。都是长在红旗下的孩子，从小到大只在小说和电视剧里见过这阵势，面对眼前的情形，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兴高采烈。平时对着镜头铁嘴钢牙的主持人和记者，现在一概激动恍惚、词不达意，只是傻小子一样嘿嘿地笑，没礼貌地对车窗外的女人指指点点。

我扫了一眼的士司机，担心他笑话中国媒体人的教养。想不到他反而开心起来，对一行人说：“你们现在下去找站那边街角的小女孩，红头发的那个，我叫过一次。她看见年轻帅气的，就不要钱了，大家欢欢喜喜一场，好聚好散。”

几个毛头小伙子当然不敢，只是仍然抑制不住，不时拿出专业摄影设备一阵猛拍，说节目和版面有了好素材。而司机口中的她，无所谓地对着镜头，眼神依然没有暖意，只有一种无法去除的厌倦和疲惫。忽然之间，应该是认出开车的人是曾经的客，她熟练地换上笑脸。

我问司机：“她们出来是因为家里穷？”

“穷的少。有的人来之前穷，假期才来这里。有的人来之前就不穷，平时在自己国家做文员、做有钱小姐，只和家里人说她来新加坡‘打工’。”

“有钱了还在这里工作吗？”

“做，当然还做。坐飞机不到机场，你自己想跳下去，可以吗？”

坐在水果摊边和大家啃着西瓜聊天，我脑子里偶尔闪过那些女人冷冷的笑。受苦受难，放荡不羁，神女、茶花女、西鹤一代女……很多真的假的、远的近的，一时思绪翻涌，让我沉默。

我发呆的时候，不远处的桌子边，有位稍作休息的短发女郎，正用小勺挖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水果吃。她抬眼时，我来不及把目光收回，条件反射地咧嘴一笑，表示歉意。她也乐了，没有尴尬，心平气和地笑。不出所料，她起身向我们走了过来，在我们身后另一桌的小折叠椅上坐定。一回头，果不其然，她还看着我乐呢，然后她就用汉语发话了。

“你们哪里来的？”

“中国。你呢？”

她眨巴眨巴眼睛：“你猜？”

我不知该说什么。

她忽然又说：“你们不是来玩的。”

“能看出来啊？”

“能看出来，”她变得有点严肃，“乖孩子不要在这种地方混。”

“唔。”我一个劲儿地点头。

旁边的朋友不明就里地插话：“你今晚要有节目了啊。”

我瞪他一眼：“有意思吗？”

沟口健二是开创日本女性电影的泰斗。他在描写战后红灯区的影片《赤线地带》里，借一个打杂老妪之口，不无怀念地说：“过去的名妓啊，她们都好像高贵的公主一样骄傲。”如斯憧憬，如斯艳羡，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不仅难以触及，简直不可理喻。人的道德是一种有意思的东西，对于某些苦难，漠视与蔑视固然是残忍的；去讴歌、去赞美受难之人，同样无法让人心安理得。

骄傲地活着，卑微地活着，基本的重量，是每一个生命都要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