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众所周知，我们的社会近几十年来变动不居，变化之剧使得我们生存的坐标、边界都不再确定。我们曾以为发展进步是硬道理，现在多少明白发展要加上科学的前缀；我们曾坚定地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边，现在多少理解文明传统仍有永恒的魅力和不朽的价值；我们曾是现代化的追随者，现在则是现代性危机的当事者⋯⋯

在这样罕见的现代转型中，知识人有着不同于政治家、企业家等精英阶层的职业分工和责任伦理。政治家要维持秩序，企业家要创造财富，知识人则要提供解释。尤其是，知识人天然地处于社会事务旁观者的位置，他服务于社会即使及时也是跟文明史深远的背景相连，故他的工作有所沉淀，他提供的知识产品也是长久思考和细致观察分析的产物。

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人跟历史上的士相类，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中，“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就是说，其他阶层是本能的、参与的、应对的，知识人和士却是理性的、旁观的、反思的。因此，在中外历史上，越是转型剧烈的时代，越是乱世，知识人的身影越发突出。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魏晋风度、民国时的大师辈出⋯⋯最值得今人感念的，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派运动等等，知识人立言立法的努力奠定了我们当代文明的诸多原则。

但事情总有例外，五代十国之乱、宋元之乱，知识人都未能提供足够的思考，反而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在当代社会的转型中，如果诚实一些，必须承认，我们这些知识人的绩效也是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