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旭华

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结构的探索与验证*

● 杨旭华

本研究在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开放式调查和预试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前后两个样本的调查，运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构建了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六因子模型，并形成“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本文还分析了职业妥协对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影响。

职业成熟度 职业妥协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受到北京市教委科研水平提高经费资助—“大学生职业成熟度、职业选择行为与就业绩效的关系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1年教育与教学改革项目（00291154210143），劳动经济学院科研与学术资助项目（00200059001116）资助

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社会以及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根据近几年的就业分析报告，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仅是表现出来的“就业难”，且逐步体现出“择业难”。此外，大学毕业生的职业适应性和稳定性差的问题也日益凸显。2011年就业蓝皮书指出，2010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全国总体就业率为89.6%，较2009、2008届分别上升3%和4.1%。但近期报道的“被就业”问题，使得这一数字的准确性值得进一步考证。在2010届大学毕业生中，有60%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职业期待不吻合，且2010届全国大学毕业生有34%毕业半年内发生过离职，其中本科为24%。离职的这部分人群中，有98%发生过主动离职，主要原因是个人发展空间不够(30%)和薪资福利偏低(22%)。

大学生就业与择业、职业适应性和稳定性差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职业成熟度不高的现实。国内外的学者对职业成熟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在其概念及维度的确定，并未形成针对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统一定论。探讨适用于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结构对当前大学生的就业以及择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既往研究的回顾

1.职业成熟度概念的界定

职业成熟度最早是由Super于1955年提出的，其基本观点是：人的职业发展是个终生的过程，它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在不同的阶段，人有不同的职业发展任务或目标，只有很好地完成了该目标才是成熟的表现。Crites（1974）继承并发展了Super的界定职业成熟度，被视为个人在生涯发展上的速率与程度，并进一步指出它可用来代表个体职业发展的程度及其做出职业选择的准备状态。我国大陆已有的研究中，多借鉴国外的观点。龙立荣(2000)等认为：职业成熟度是衡量职业发展水平的一种尺度；冯剑峰(2002)认为：“职业成熟”描绘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轨迹，其内容包括个体的知识技能水平、工作世界的认知和态度以及对各种职业选择进行决策的能力。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目前对于职业成熟度的解释总体上可归为两类：第一类是将职业成熟度归纳为一种对应于一定的职业发展阶段或职业发展任务的职业准备程度或状态，其代表人物 是 Super(1955)、Crites(1974)、Betz(1988)、King(1989)、Luzzo等(1995)；第二类是将职业成熟度界定为一种能力或意识，其代表人物是Westbrook(1973)、Ohler等(1996)和 Levinson 等(1998)。 本文所研究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主要沿用第一种解释，即认为如果大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心理特点以及职业要求进行合理而科学的匹配，做出职业选择，采用客观可行的措施最终获得职业，那么其职业成熟度就高，反之则低。

2.职业成熟度的结构维度

Super的职业成熟度理论分别针对中学生、大学生与成人阐述了相应的理论及测量。通过对学生职业选择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的分析，Super认为为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主要有四个维度构成，即职业规划、职业探索、职业信息和职业决策。

Crites是真正的职业成熟度研究的集大成者，Crites(1978)模拟智力的层次模型提出了一个多纬度、多层次的职业发展模型。该模型的最顶端是职业发展的总体程度，类似于一般智力G因素。第二个层次是概况，由四个主要因素群组成：职业选择的一致性、职业选择的现实性、职业选择能力、职业选择态度。

韩国学者Lee(2001)构建了韩国版的职业成熟度结构，包括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价值、职业自主、职业参照五个因子，其研究更加符合东方文化的特点。由此，北京大学的张智勇等学者(2006)，修订了Lee(2001)编制的职业成熟度量表。目的在于探索一个相对更适合中国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结构，获得一个标准化的职业成熟度量表，最终得到了包含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价值、职业自主、亲友依赖和职业参照六个因素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模型。

二、研究的设计与程序

1．研究的设计

文化因素对于职业成熟度有很大的影响。张智勇等人分析了目前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但其在量表修订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Lee(2001)的量表构建时的施测对象全部都是高中生，而张智勇等人用以考察对中国大学生群体的适应性，有失偏颇。第二，张智勇等人只对量表进行了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并没有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令其量表的结构效度受到质疑。第三，量表中的6个维度在理论上也有经不住推敲之处，职业自主因子和亲友依赖因子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矛盾。第四，仅以北京大学选修心理课程的学生作为被试，令其样本的代表性受到质疑。有鉴于此，本研究认为有必要采选更广泛的样本，运用更规范的研究方法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与分析。

2．研究的程序

(1)问卷的编制

本研究主要参考的问卷构思包括Crites的职业成熟度量表(Career Maturity Inventory，简称CMI)，韩国Lee(2001)编制的职业成熟度量表，张智勇等人所修订的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等。

本研究在Crites和Lee的研究基础上，吸收半结构化访谈的结论，提出了职业妥协和职业信息两个因子。文献分析显示，这两个因子也是有存在依据的。最终，在综合三位高校就业辅导中心的教师和两位心理学教授的意见的基础上，对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问卷项目进行了部分调整，编制了包含29个题项的预试问卷，并从理论上构建了我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结构的七维模型。

(2)预试与正式调查

研究前后选取了37所高校学生作为研究的预试和正式调查对象。问卷采用Liket五点量表，其中1表示 “非常不符合”，2表示 “不太符合”，3表示“难以确定”，4表示 “比较符合”，5表示 “非常符合”。

预试问卷发放312份，回收有效问卷301份，有效问卷率96.5%；其中男生183人，女生118人；年级分布于大学一年级至博士研究生，分别占百分比 为 5.3% 、12.6% 、45.2% 、32.9% 、1.7% 、0.7% 、1.0%、0.7%；专业涉及理科、工科、社会人文、经济类及其它，分别占百分比为21.3%、22.9%、15.9%、36.9%、3%。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终形成包含23个项目的正式调查问卷，形成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七因子模型。

正式调查发放问卷713份，回收有效问卷700份，有效问卷率98.2%；其中男生380人，女生320人；年级分布于大学一年级至研究生三年级，分别占百分比为 4.9%、11.8%、44.0%、35.4%、1.8%、1.6%、0.4%；专业涉及理科、工科、社会人文、经济类及其它，分别占百分比为16.7%、27.9%、15.4%、35.4%、4.6%。运用AMOS18.0统计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形成包含18个项目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测量量表，得到拟合效果更佳的职业成熟度的六因子模型。

三、研究的结果

1．项目分析

在预调查的项目分析中，主要根据被试的测试结果分别计算出每一题目的鉴别力与区分度。题目的鉴别力主要是求出每一个题目的“决断值”(简称 CR 值)，即通过高分组和低分组在每个题目上得分的独立样本检验结果来进行。区分度用被试在该项目的得分与其所在分量表总分的相关来表示。根据计算结果，从中选取决断值达到0.05显著水准且数值大于3，区分度在0.20以上的29道题目组成“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预测量表”。

2．探索性因子分析

首先进行关联性分析检验样本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利用取样适应性量数KMO和巴特利特(Bartlett)球状检验来确定项目间的相关程度。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预测量表”的 KMO=0.757，Bartlett的球状检验值为2259.589，Sig.=0.000<0.01。综合两个因素，说明样本充足度足够，并且显著，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因子分析。

其次，采用主成分法对职业成熟度抽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特征值越大，表示因素能解释总体的变异量越大，与此同时采用碎石图加以检验。应用最大方差法经主成分分析旋转得到旋转矩阵，根据Kaiser的建议，保留共同度(Communality)在0.5以上的项目并避免存在双重或多重载荷。对旋转成份矩阵进行观察，发现“我十分了解我将从事职业的工作环境”在两个因子上的载荷分别为0.510和0.494，从而删除，以此类推，最终得到包含23个题项的调查量表。再次进行因子分析，此时分析数据结果，量表的KMO=0.726，Bartlett球状检验值为1546.0009，Sig.=0.000<0.01。采用主成分法抽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并同时观察碎石图，发现在第7个因子处出现拐点，此后碎石图坡度趋于平缓，且提取第7个因子时特征值为1.096，可以解释总方差的59.218%。经主成分分析得到旋转成份矩阵，如表1所示。

根据表1所示，23个项目提取7个公共因子后，累计解释了数据总方差的59.218%，每个项目都在其中的一个公共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值，而对其他公共因子的载荷值较低。观察每个公共因子所包含的项目指标，可以发现该模型符合实际情况，每个因子的项目意义明确、可解释性强。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可由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妥协、职业参照、职业自主、职业价值和职业信息七个维度构成。这样的结构是否可靠、有效，需要通过新样本的调查，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检验。

3.验证性因子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是一种证实的技术。它是从构想模型出发，用观测数据与构想模型进行拟合，检验观测数据对构想模型的支持程度。另外，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合理性，还可以提出竞争模型进行比较以判断模型的优劣。

在实际运用协方差结构模型分析时，除了X2/df外， 一般常采用的指数是 CFI、NFI、NNFI(TLI)、GFI和RMSEA，其中前四个指标的值在0.90以上表示模型拟合很好，在0.80以上被认为拟合较好，可以接受；RMSEA的值在0.08以下表示模型拟合较好，RMSEA取值在0.05以下，表示模型拟合很好(孟庆茂，2006)。

表2 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七维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标比较

据表2所示，七维度模型拟合程度较好，但仍存在进一步的调整空间。

深入分析七维度模型，发现其中的职业妥协和职业自主在意义解释上存在一定的排斥性。Crites(1978)首次提出“职业成熟度”中“妥协性”这一维度。大致认为，妥协性是指个体愿意在自己的理想职业和现实之间做出妥协的程度。关于职业妥协的研究在之后进一步得到延伸，其中代表性的是Gottfredson的职业抱负发展理论。Gottfredson指出，职业抱负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缩小范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淘汰和放弃那些不能接受的选择，建立一个自己认为可以接受的社会空间。不仅如此，人们在面对内在或外在障碍时，为了得到那些虽然他们不太喜欢但更可能得到的机会，还会放弃那些他们最喜欢的选择。对比之下，Super(1974)认为：职业自主(vocational independence)性是指个体对工作选择独立的程度；Lee(2001)提出的“职业自主”是反映个体是否以自己的标准来选择职业。事实上，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个体有时无法完全维持原有标准或者完全依赖自身以达到职业目标，所以职业自主和职业妥协两个概念存在一定的排斥性。

当今大学生的就业状况也逐步验证了这一观点，各种原因的妥协已经充斥在大学生求职以及职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北京市团委、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联合发布了2010年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大学生求职心态更为现实，本科学历人群中愿意接受零月薪的比例达到20%。由此可见，职业妥协比职业自主在当今社会更能主宰大学生的职业选择思想。

另外，在数据中对因素相关性(Covariances)进行观察发现，职业自主因子与其他因子的相关性表现均不显著(在p=0.001和p=0.01水平下)。据此假设以“职业妥协”替代张智勇等学者所提出的“职业自主”会使模型的拟合程度进一步优化。

为证实理论假设，研究确定了两个比对模型，分别是存在职业自主而不存在职业妥协因子的六维模型1和存在职业妥协而非职业自主因子的六维模型2，结果发现六维模型2的拟合结果明显优于七维模型和六维模型1。在此基础上根据项目载荷，删除两项载荷小于0.5的项目，最终形成拟合指数最优化的六维模型3（如表3和图1所示）。

研究最终构建理论模型，将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妥协、职业参照、职业信息和职业价值6个变量定义为潜在变量，共包括18个可观测变量，如图1所示。

4．信度与效度分析

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本次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 0.719，大于 0.70，量表一致性信度较好；间隔4周之后，招募了80名被试进行重测，结果发现两次结果有十分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r=0.749(N=78,p=0.000<0.01)，证明量表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

结构效度的检验通常使用因素分析来考察整个量表的因素结构是否明晰合理，其含义是否符合理论构想。从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问卷的因素结构清晰，因素内所包括的项目在该因子上的负荷也较高，因子负荷大多数在0.6-0.8，共同度除一项外都在52%以上并且其不低于49%，对总体方差的解释量也很高，达到65.930%。同时，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从模型的各项拟合度指数来看，最终确定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六因子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协、职业参照、职业价值和职业信息六个维度构成，包含18个测量项目。与前人研究相比，职业妥协是本研究重点提出的一个反映当代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因子。在社会现实和家庭压力面前，越来越多

表3 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标比较

四、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构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六维模型，并形成 “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该量表由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妥的大学生选择了各种形式的妥协，或因为金钱，或因为地域，或因为情感，或因为能力。种种迹象表明，职业妥协在大学生的职业思考中占领了一席之地，成为衡量职业成熟度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龙立荣、方俐洛和凌文辁曾指出，“尽管职业成熟理论和测量方法还存在许多不足，但其研究价值却不容质疑，它直接关系到职业辅导标准及内容的制定，进而影响到职业辅导活动效果的科学评价。如何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开展职业成熟研究，将是我国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研究顺应了职业成熟度研究和发展的方向，为从理论研究扩展到实践干预研究，以及职业指导和职业咨询的发展均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研究对大学生个体、高等院校和用人单位三方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从大学生自身来看，当代大学生在从大学生向职场人转变的过程中，职业成熟度的高低影响着其职业生涯发展的方方面面。准确了解自我职业成熟度水平，并有针对性地弥补劣势提升优势，提高自身职业投资收益，做出准确的职业生涯规划十分重要。从高校角度来看，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在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提升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了解并提升学生的职业成熟度水平具有极大的可行性。运用科学的量表跟踪了解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变化，并对其不足之处提供有的放矢地辅导，会使得高校就业辅导工作的开展事半功倍。从用人单位角度来看，职业成熟度的判断可以助其了解所招聘人员是否符合雇佣要求和企业文化，同时也可以大大提升对员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可操作性。

1.麦可思研究院：《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马远，凌文铨：《国外青年职业成熟度研究》，载《当代青年研究》，2006年第5期。

3.龙立荣，方俐洛，凌文辁：《职业成熟度研究进展》，载《心理科学》，2000年第5期。

4.冯剑峰： 《职业成熟度理论及其对职校生的评价标准》，载《职业通讯》，2002年第1期。

5.Betz,N.E.,Klein,K.L.,&Taylor,K.M.,“Evaluation of a short form of the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scale”,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1996(4):47-57.

6.King,S.,“Sex differences in a causal model of career maturity”,Journal of Counseling&Development,1989,68,:208-215.

7.Luzzo,D.A.,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career maturity and perceived barriers in career development”,Journal of Counseling&Development,1995a,73,:319-322.

8.Ohler,D.L.,Levinson,E.M.,&Hays,G.M.,“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gruence,consistency,differentiation,and career maturity among individuals with and without learning disabilities”,Journal of Employment Counseling,1996,33(2):50-60.

9.Levinson,E.M.,Ohler,D.L.,Caswell,S.,&Kiewra,K., “Six approaches to the assessment of career maturity”,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1998,76:475-482.

10.Super,D.E.,“The dimensions and measurement of vocational maturity”,Teachers College Record,1955,57:151～163.

11.沈子菲:《生涯心理辅导》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2.Crites,J.O.,Career Maturity Inventory.Monterey,CA:McGrew-Hill.1973.

13.Lee Ki-Hak.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the career maturity of Korean and United States high school students[J].Journal of career development.2001,28(1):43-57.

14.张智勇，荣煜，管延军：《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载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 5期。

15.Crites,J.O.,Theory and research handbook for Career Maturity Inventory (2nd Ed.).Monterey,CA:McGrew-Hill,1978.

16.Gottfredson L S.Circumscription and compromise: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occupational aspirations[Monograph].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1981,28:545～579.

17.Super,D.E., “Vocational maturity in mid-career”,The Vocational Guidance Quarterly,1974:294～303.

18.龙立荣、方俐洛、凌文辁：《职业成熟度研究进展》，载《心理科学》，2000年第23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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