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微

1

我爷爷出身农民，他祖上是从山东过来的，本有些资产，可是赌光了。到我爷爷这一代，不得不造反闹革命。他组织了游击队，在江淮一带出没。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后来，他就在这个太平的世界里安定了下来，被封了一官半职。一个小小的官儿。最盛世的时候，他曾做过地委的组织部长，后来不知为什么，被发配到了微湖闸，一呆就是二十年，一直到他离休。

他自己回忆说，他这一生杀过三个人，有两个是日本人，还有一个是中国人——那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很多年后，他还能记得那个中国人的脸，他是个青年，个子很高，皮肤暗黄，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结果了他。

他说的时候很平静，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他是把它当作一件事情来回忆的。他的一双眼睛很定然地睁到空气里去了。偶尔，他也会咧一下嘴，拿舌头去舔腮边的一颗坏牙──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一九四九，他在上海照了一张半身像，是两寸黑白照，那一年他才三十六岁。那张照片一直保存得很完好，它让我看到了年轻时代的爷爷，他长着一张清癯的脸，五官端正，表情严肃。客观地说，我觉得他长得不错，很英俊。他穿着一件高领的套头线衫，头发短短的，很精神。那时候，他身上的农民气质已荡然无存。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气宇轩昂的革命者，而事实上，他也是。

他的晚年生活过得平静而单调，我甚至觉得，他很孤独，但他一直在克制着这一点。他是个平白而坦荡的人，正直，无私，犯过一些小错误，不是原则性的，也得罪过一些无辜的人──然而人的一生中，谁没有犯过错误呢？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日常生活里的他。下班以后，他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擦擦自行车，修修藤椅；在我们的门前，还有一块空地，他把它整了，锄了草，施了肥，种上辣椒，西红柿，南瓜。他又围上了篱笆，用小树枝一根根地插上了，很有田园的感觉。

我爷爷也会砌鸡舍，红砖红瓦，一间精致的小房子。他是个出色的泥瓦匠，他把一切都做到了细处，从刀功到弥缝，一招一式，他的动作是那样的地道，流畅，得心应手。他做得非常有乐趣。他还砌得一手好灶台，用石灰弥得白白的台面，既清爽，又干净。

总之，这是日常生活里的爷爷，他是那样的朴素，本色。偶尔他也会发脾气，冲着我奶奶，大声地说着什么。他摔过筷子，就像孩子一样，他把碗一推，转身朝屋里走去了。有时候呢，他心情很好，唱着小曲儿，逗我奶奶说些俏皮话。

我奶奶看着我，笑道：“这个老爷爷，真是不害臊呢！”

我听了，觉得很快乐，便大声地笑出来。

政治生活方面呢，我爷爷一生也算风平浪静。各种政治风潮从他身边经过了，都拐了个弯，丝毫没有伤害到他。在“文革”中，他每天开会，学“毛选”。在春夏、夏秋季节，他开始布署防洪、抗旱工作。这时候，微湖闸处于一级战备状态。甚至在夜里，也有人员在值勤。

我爷爷也被“下放”过，在外地的一个小闸口，当看门人。半年以后又官复原职，重新回到了微湖闸。

他主持的惟一一次批判大会，是在他即将离休之际，那时“文革”已经结束了。我记得是1977年，批判对象是一个青工，理由似乎很不相干，是“作风问题”。

总而言之，在那个年代里，他和他的职工们都活得较为尊严，他们善良，平凡，清白。我爷爷很安稳地坐在他的位子上。他是个严肃的老人，常常背着手走在微湖闸的林荫道上，人们和他打着招呼，很谦恭的。他呢，也点点头，就走过了。

他夏天常穿着一件白府绸衬衫，是短袖的。下班回家了，就换上一件老头衫，也叫套头衫，是棉布的，很旧了，后背上甚至有些破损。我爷爷说，家常穿穿，不碍事。又说，旧衣服穿在身上，舒坦。

他会做一些简单的木匠活儿，家里的小凳子，小竹椅，晾衣服用的衣架子，都是他亲手打制的。他有一个工具箱，木制的，里面盛有很多器具，有钳子，扳子，斧头，刨子……总之，那里头的世界是完整的，它代表着一个很遥远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人们习惯于手工制作，从吃的，穿的，到用的，凡是身边可触摸的，都可以用一双手打造出来。就像我奶奶手里的针线匾子，那里头的丝线，剪刀，鞋样子，绣花手帕，哪一样不是齐全的？

我爷爷还喜欢读报，都是很庄重的报纸，比如《人民日报》、《新华日报》，也许还有《群众》和《党员生活》之类的杂志。那都是单位订阅的，我爷爷喜欢把报刊带回家，晚饭后慢慢地阅读，借以打发时光。

说是打发时光，也许不够准确，应该说是学习。这是真的。每天晚上，我爷爷必泡上一杯茶，端坐在饭桌边；那时候，饭桌已经收拾干净了，桌子上有一些小碟子，盛着一些诸如水煮花生米、水煮蚕豆、椒盐黄豆之类的小菜，很下饭，平时也当零食吃。

我爷爷把报纸铺在桌子上，很认真地研读着，有时他会大声地念出声来，很旁若无人的──反正家里除了我和奶奶，再也没有别的人了。偶尔，他会在一些重要的章节上做记号，用铅笔细细地勾勒出来，以备第二天开会学习。他还有一个小本本，皮面子的，上面有金光闪闪的雷锋头像。那是一个记事本，里面密密麻麻写了很多蝇头小字，大约是工作计划之类的东西。

我爷爷也喜欢听收音机，听“新闻报纸摘要”，从早上六点半听到七点。极偶尔地，他听一听京戏。他自己也会哼一哼，但不太入迷。有一段时间，他沉迷于听“说书”，说的是隋唐演义，里头的一个名字我还记得，好像叫薛仁贵。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开说，也是半个小时，时间一到便戛然而止。这样一天天地听下去，直到后来他去外地出差，才耽搁了下来。

相对来说，报纸更为严正一点，那上面极少有琐屑的东西，没有娱乐，也难以看到生活。都是关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和报道，中央又下达了什么新指示、新精神，各级党委机关要密切注视新动向，诸如此类。

有时候，爷爷也会把一些重要的时事告诉给奶奶。

他说：“奶奶，上面的风声又紧了。”

或者说：“奶奶，上面又有新指示了，明天传达会议精神。”

我奶奶照例不懂。她坐在小竹椅上，照着一个硬纸壳剪鞋样子。今年秋天，她要做三双新棉鞋，鞋底已经纳好了，是现成的；鞋帮呢，她要用灯草绒做面子，大人用黑色的，小孩子用红的。棉花也要用新的。

她认真地听我爷爷说话，虽然不懂，她也会搭讪两句，问两声。我爷爷解释着，她“哦”了一声，便又低头剪鞋样了。

我爷爷自言自语着，看了一会儿报纸，大约八、九点钟光景，他就回自己的房里睡觉了。

那些旧报纸，搁在家里有十天半月了，我奶奶知道它已经是废报纸了，没有用处了，她就拿它包咸鱼干，包油酥饼。拿它剪鞋样子。再过了一些时日，我们就会在门口的废纸篓里看到它，一些纸片儿，碎屑，几个纸团……上面浸得油汪汪的，上面还是那些字儿，关于革命队伍的建设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一句一句地，句与句之间失去了连接──但是一句一句地，每一句都是那么的铿锵，饱满，斗志昂扬。

有时候，我爷爷走到门边，下意识地，他停了下来──他看见了废纸篓里的那些油汪汪的碎纸屑。他背着手，饶有趣味地读那上面的字，读了两句，他背着手又走开了。

2

我爷爷奶奶是包办婚姻。我爷爷长到十六岁那年，做媒的就说，张家姑娘做得一手好针线，脚又小，人又贤惠。身子骨大，能生孩子。

我爷爷曾有过一个相好，那还是早年，他的革命同志。那女人是短发，穿着灰布衣衫，腰间扎着皮带，皮带上挂着驳壳枪。总之，她和我奶奶是不同类型的人。她果断，略通文墨，也能言善道。多年以后，我奶奶说起她的情敌时，仍带有胜利者宽容的微笑。

有一天夜里，我爷爷借口有行动，挎枪出去了。他来到村口，他的女人正在等他。我奶奶悄悄跟着，她抱着孩子，完全凭借女人的直觉，她知道丈夫这一走，再不会回来了。她在村口看见了他们，她大声地哭着，扑倒在他们的脚底下。孩子也哭了。

我爷爷犹豫了一下，后来，他跟着我奶奶回家了。他们有了更多的孩子，也死了很多，只留下三个：我父亲，姑姑，叔叔。他们过得不错，一生平静幸福，死了也葬在一起。

我爷爷奶奶是旧式婚姻的典型，那里头有老实和平安，结实的日子， 一天又一天，不会担心破碎。那里头的世界是完整的，男女，饮食，孩子，七姑八姨……什么都有了，一样也不缺。在这样的婚姻面前，爱情没有它的位置。爱情就像天方夜谭，像人生中的一个多余的小摆设，看上去挺漂亮，其实也没多大用处。

它让我相信，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是完美的。两个不相干的男女，只因为偶然的因素，他们走到一起，生儿育女，和和睦睦地过一辈子。他们并非一定要结合，谁离了谁都能过。他们彼此没有那么强的向心力。是男女，生育，更强大的日常生活……是时间安慰了他们。

时间给与他们很多，它让他们不再敏感，奢求，它让他们麻钝，安之若素。他们坦然接受了一切。接受了，也觉得很好。

每天清晨，我奶奶起床，洗漱，她搽百雀灵和“友谊牌”雪花膏。她向厨房走去了，手掸着衣衫，又滑过头上的发丝，看乱了没有。

在清晨第一缕阳光里，她听见了鸟雀的啁啾声。空气是清寒的，刺得人鼻子有点发酸。也有一些早起的人，他们打着招呼。他们说：“奶奶早！”

奶奶也说：“早啊！出去溜达溜达？”

奶奶开始做早餐，也没什么新花样，稀饭咸菜，馒头油条。有时候，她也会换换口味，蒸小笼包子，做糯米汤团，做清蒸饺子。可是换来换去，总不出那几个花样。每日三餐，简直要了我奶奶的命。

我爷爷也起得早，闲来无聊，他便去闸上走走，回来的时候，还来得及听“新闻报纸摘要”。他也听天气预报，他跟我奶奶说：“奶奶，最近有寒潮。”

或者说：“奶奶，明天的气温有37度呢。”

我奶奶应了一声，心里有数了。

他常去菜园里看看，拿锄头松松土，锄锄草。我们家的蔬菜长得特别好，绿油油的，那全是粪便浇出来的。我爷爷用自家的粪便上田。爷爷说，粪便是宝，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总之，他有着朴素的生活观，他代表着农业社会“人人动手，丰衣足食”的理想。那是七十年代早期的日常中国，一切都是混杂的，热闹的。青年人“上山下乡”了。他们打起背包，到远方去。他们离开熟悉的一切：城市，街道，年迈的父母，阁楼里的日常生活，电影院……他们在凌晨的火车站话别，一片激昂的哭泣声。

在民间，日常生活仍在进行着。老农们蹲在草垛旁，说起农事和吃的；因为饿，说吃的显得尤其重要。说就是一切。妇女们叽叽喳喳的，袖着双手在家门口晒太阳，笑得“嘎嘎”的。

我爷爷忙于开会，学习上级文件。下班了，他就打开工具箱，或者到菜园里走走。他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另一面，安稳的，踏实的，那个时代有很多面，都是不相干的。

他遇到什么事，打不定主意，就跟我奶奶说：“奶奶，跟你商量件事儿……”我奶奶听着，有时参与一点意见，他也未必接纳，可是说说总是好的。

他不太管家庭琐事。每个月的工资，全数交给奶奶，用了，再去要。他心情好的时候，就跟我奶奶开玩笑；他伸出手来说：“奶奶，给我一点钱。”仿佛他是她的孙子。

我尤其喜欢晚上，一家人坐在桌子边，爷爷听收音机，奶奶做针线活。昏黄的灯光和收音机的嘈杂声，滚进屋子的每个角落里。空间里塞得满满的，空间里有老人的气息，很温暖，很安全，像太平的岁月，漫长的，没有尽头。

这就是我爷爷奶奶的婚姻。我从不追问，是什么维系了这样的婚姻；因为我知道，是庞大的日常生活。家具和物件，衣食住行，人情世故……再也没有比这更结实的东西，一天一天地，把他们带向远方。他们朝时间深处滑落了。

3

我爷爷死于1990年，卒年78岁。他患了癌症，在医院里熬了两年，隔几天灌肠洗胃，他是个坚强的老人，只是忍受着。他盼望能活下来。

我不知道洗肠的痛苦……据说，那比死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每次洗肠后，我爷爷总是拒绝吃饭，他呕吐，他一天天地枯竭了。他是星期三洗肠，星期一就念叨着说：又要洗肠了！

有一次他对我父亲说，他不想洗肠，他想平静地死去。

我父亲说，你要合作，这是医生的决定。

他听从了。他晚年很听话。他听任一切人的摆布，他的肉体不属于他自己。孩子们体面，孝道，他要让他们赚足面子。他相信医生，可是医生不给他生命，只给他痛苦，他至死都蒙在鼓里。

他被人摆布和折磨，他身体的油灯快要耗尽了，医生说，还是带回家吧，还有三四个月时间，做点好吃的，陪他说说话。

我爷爷回家了。强打精神坐在门口晒太阳，有一段时间，他似乎强壮了，也能拄着拐杖四处走走了。倍感孤独。

他的孤独感，是从离休以后开始的。离休是男人的分界线，他一生从此被划为两截，前截是漫长的，挥手之间气盖山河；后截也是漫长的，因为孤独。

也许男人的一生都是孤独的，并不分前后。只是老了，气力从他的体内消失了，他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他成为一个无用的人，被别人同情，照顾，他不能适应。

他的身份感也消失了，许多待遇自然而然地取缔了。他时常一个人走在微湖闸的林荫道上——那时候，他还没有离开微湖闸。他背着手，许多陌生的面孔从他面前走过了，他也叫不上名字。总之，他的时代过去了，在新时代面前，他是个外人。他有点拘谨。

牙齿松动了，只能吃稀软的食品；耳朵也聋了，配耳机也听不清楚，声音嗡嗡的。他和人谈话时，不得不把耳朵侧近点，再侧近点，人们大声着，他也大声着，彼此都很吃力。他是个有自尊心的人，索性很少说话了。

他只看报，一字一字地读，很认真的。他研究国事，这是他们那代人的传统，对于政治很敏感。他怀念毛泽东时代，对毛很敬仰。他无比忠诚于那个时代。

他也理解新政策，每次开老干部会，他都去学习，也常议论着。他说，还是要发展经济，现在人民生活好了，国力也强盛了。中国离了共产党就是不行，还是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什么自由主义，全是扯淡，在中国行不通的。

他只是看不惯世风，越来越败坏了。人简直下流，只向钱看，也没有志向。他说，这样看来，毛时代的优点又显出来了。

他喜欢和我妹妹玩，我妹妹也是个闲人，正在念幼儿园。吃完了饭，他就说：“小敏，来打牌吧。”

我妹妹喜欢打牌。祖孙俩就你一张、我一张地抢着出牌，也不顾牌理的。有时他故意偷牌，我妹妹就闹了，缠在他怀里，他说：“你喊爷爷！”

我妹妹说：“爷爷好，爷爷坏，爷爷是个大坏蛋。”

他把我妹妹一把抱起来，笑得那个开怀！

他关心我和弟弟。我弟弟成绩不好，我叔叔家的孩子也贪玩，他忧虑极了。他说：“那是我们家的两条根呵。”他叹息着。

他过问我的成绩，也不知能否考上大学。他希望我前程似锦。我觉得无味极了，倚在书桌旁，待笑不笑地看书，也不理他。

我奶奶私下对我说：“你应该对爷爷好一点，他老了，时日不多了。”

她说着说着就哭了，我也跟着一块哭。

他的最后两个月，总在门口等人，直等到最后一个人回家了，他才放心。我弟弟骑着自行车向他冲过来，他往后退了一步，说道：“毛里毛躁的！”我弟弟也不理他，径自骑过去了。

他年轻时身体健壮，一个人能骑几百里的路，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看父母。想起来，那一幕就在眼前，他常常说起。

我父亲说：“他过不到这个冬天……”我奶奶抱怨地看着儿子，沉默了。

他确实死在那年冬天。他跟我奶奶说，他想再活两年，到八十岁了，还想过个整寿……

他受病体的煎熬，只是捂着胸，疼，也喘不过气来。他很少起床了，也吃不下饭。他说：“奶奶，我这病……”只是摇头。

他开始立遗嘱，并把奶奶郑重地托咐给两个儿子，说：“我走了，你们要照顾她。”

我奶奶哭了。

有一天夜里，他起来小便，他爬下床，拒绝我奶奶的搀扶，后来摔倒在地上，我奶奶下来扶他，他摇了摇头，自己撑着爬了起来。上了床以后，就死了。

我奶奶过来砸门，哭喊我父亲的名字，我父母起来了。

我母亲不敢去他房里，只是敦促我父亲和弟弟，过去把爷爷的衣服脱了，换上寿衣。我去了，因为我爱爷爷，因为知道自己将来是要写小说的，要把这一幕看在眼里。

他的身体很沉了，两个男人都架不动。我弟弟闭着眼睛，吓得身体直哆嗦。他后来对我说：“爷爷的内裤上有尿。”

我说：“那是一口气接不上，憋出来的。”

葬礼是有级别的，我父亲请来上面的领导，开追悼会，举行告别仪式。哀乐和车队一起，走过整个小城。哀乐伴着爷爷升天了，我们看着烟囱里冒出青烟，一缕缕的，被风吹散了。阳光很灿烂。

我是看着爷爷被推进大火炉里的。炉门打开了，炉火烧得很旺。工人推起他的床就往火里送，被我姑姑拦住了，我们一家人都围上去，跪在爷爷面前痛哭。工人说：“你们这样子，我还怎么工作？”

骨灰不久取出来了，只是一部分。我叔叔蹲在地上，把它捧进骨灰盒里。也有几根骨头，没有烧尽的。我站在一旁看着，想起生死，只是落泪。

我叔叔喃喃地说：“爷爷走了。”

我点点头。

我婶婶说：“爷爷没给儿女造麻烦，他只是苦了自己。两年呵，他是怎么忍过来的。”

我不再说什么了，把眼睛眯缝进阳光里；我安然地席地而坐，看见阳光一片片的，有一瞬间似乎是暗下来了。我感觉到一阵彻骨的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