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健毓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8）

随着北京城市人口和面积的不断加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不断加剧。交通拥堵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机动车保有量激增，而且近年来增幅不断提高。截止到2010年2月底北京汽车保有量已达413.2万辆，其中私人小汽车329.1万辆。进入21世纪以来的10年间北京市机动车年均增长25.1万辆，2009年净增量更是高达51.5万辆[1]。

针对这一困扰北京交通和环境的长期难题，北京市交通部门于2008年奥运会期间下达了临时禁令，进行了汽车尾号的“单双号”限行规则，保证了奥运会期间城市交通的顺利运行。2008年9月28日，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2]，将“尾号限行”做进一步调整并延续下来。其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相关规定。该通告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牵涉多方利益，也引发了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反应，归纳起来，限行措施的支持者主要观点：机动车限行可以缓解交通拥堵，减少尾气排放从而城市环境。反对者的主要观点则集中于私家车主的私有财产权和道路通行权的行使受到限制，工作生活受到不利影响。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政府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首都交通科学发展加大力度缓解交通拥堵工作的意见》，发布了未来多种管制手段来治理北京交通。

本文正文的第一部分将利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界定“公共利益”，第二部分将从法经济学视角，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衡量机动车“尾号限行”这一行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