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泽喜

(黄石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湖北黄石435003)

建国初期中国现实主义外交战略选择＊

杨泽喜

(黄石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湖北黄石435003)

现实主义外交将国家利益置于核心地位,中国建国初期的外交就是现实主义外交。“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和抗美援朝等外交实践表明,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是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战略选择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国家安全,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实质上也维护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

中国;现实主义外交;战略选择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由于世界是由利益冲突的国家组成,所有国家都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全球政治制度中运作,在现行国际制度下没有中央权威来解决争端,分配稀缺资源,调解不同利益,因此每个国家只能依靠自己的实力来防止外来威胁,最好的避免冲突和保障安全的策略是不断维持各国之间的均势[1]。建国初期中国制定了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其目标是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一、现实主义外交战略的基础

建国前后,中国领导人在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采取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联苏反美”外交战略,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一)“联苏反美”外交战略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把握

二战后,世界形成了以美苏两国为首的冷战格局,中国面临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的战略选择。中国最终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不是应急反应,而是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正确判断。“中共自成立之初就不能不依靠共产国际(实际上主要是苏联)定期提供的经费援助开展活动。”[2]232即使后来中共没有听从苏联要求八路军东渡黄河阻击日军入侵苏联,以保卫苏联免受日、德法西斯东西夹击,但是,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继续存在。德国投降后,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的承诺进攻中国东北日军并很快消灭日本关东军。“苏军从东北撤出之前,允许中共部队接管了东北57个战略据点,构成了东北解放区的基础;又转交了大批关东军的武器,改善了出关部队的装备,使出关部队顶住了国民党最精锐部队的进攻。”[2]424毛泽东清楚地指出:“如果认为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也可以胜利,那是不正确的,违背马列主义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我们中国革命也能胜利。”[3]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对中国革命的成功起了巨大的帮助作用。

中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除了中苏两国之间的向心力以外,也与中美之间的离心力相关。抗战后期,美国大使赫尔利到延安调解国共矛盾,后又背信弃义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美国明知国民党腐朽不堪,大批美国援助被国民党上层瓜分,但还是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4]1491美国出于从东方遏制苏联的战略出发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妄图变中国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以遏制苏联。

南京解放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试图与中共接触,却又提出苛刻的承认中共政权的前提条件,即“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5],这实际上就是要新政权承认历史上中国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要中国政府继续接受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宣布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并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又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美两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两国间离心力越来越强,中美结盟失去了可能性。

(二)“联苏反美”外交战略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清醒认识

现实主义外交的一个最重要的准则,就是始终将外交战略建立在真正的实力之上。“自古弱国无外交”,但这并不是说小国弱国就一定或只能接受大国强国外交安排而无所作为,新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国际地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定位。建国初期,新政权从国民党政权手中接管经济已到崩溃边缘的烂摊子:从人口、国土面积看是个大国,从国力看是名副其实的弱国。在两极对峙的国际形势下,不加入某个阵营是不现实的。“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4]1493

新政权面临艰巨的建设任务,没有当时强大的美苏任何一个大国的支持,中国不可能快速完成经济恢复、国力增强的建设任务。毛泽东针对有人怀疑中苏结盟的正确性指出:“我们认为,站在中间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是不利的。”原因是“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6]298中国积贫积弱的国力注定要与强国结盟,在倒向美国已不可能的情况下,倒向苏联就是必然选择。因此,从维护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出发,新中国成立后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国内条件使之然的结果。

二、现实主义外交战略的出发点

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原则是国家利益原则。建国前后,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政治上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主权不受侵犯

安全利益是一国国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利益,国家安全不保,则其他利益一概不保。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从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中南半岛三条线上对中国进行封锁遏制,中国安全形势十分严峻。中国领导人敏锐地预计到美国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6]76。即将获得独立的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主权的独立,“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6]78。对待外国在中国的外交机关和人员,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治对外贸易”[6]80。中国人民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合法地位。”[4]1435

(二)经济上立足本国,争取外援

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但国家富强的任务却更为艰巨,这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建设的进展。毛泽东告诫全党:“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4]1428

七届二中全会完成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形势作了客观分析,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4]1430为了解除经济困境,新政权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内外政策。毛泽东一向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即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政策。在困难面前,中国领导人表现了治国安邦的自信,“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7]24。

但是,立足于自力更生绝非意味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就可以不要外授。革命胜利后,首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但中国的革命家们绝大多数是从农村到城市,有丰富的革命经验而无建设经验,这就要求向外国特别是社会主义苏联学习。建设需要和平的环境。但是,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伺机进行武装干涉。这些情况决定了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获得援助的必要性,没有这种援助,新生的人民政权就不可能巩固。

现实主义外交强调国家应尽一切可能维护和扩大本国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对外行为的首要因素就是国家利益。建国初期,中国从维护本国政治、经济等国家利益出发,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实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

三、现实主义外交战略的实践

建国前后,新政权开展一系列现实主义外交实践,体现了中国人民在外交上的强烈意志。

(一)“另起炉灶”

旧中国对外签订了大量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导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新政权必须彻底埋葬这种屈辱外交,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外交“炉灶”。早在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就提出:“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6]94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4]1434

为建立新的外交“炉灶”,新政权从制定外交方针政策入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其中,第54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第55条规定处理旧条约、协定的方法:“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第56条规定建交条件:“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7]1这些原则或规定反映了新中国的国格,新中国外交以全新的面貌登上世界外交舞台,也意味着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一去不复返。

(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横行100多年的帝国主义势力虽然已被打倒,但在中国土地上还遗留许多“污泥浊水”,急需打扫干净。也就是要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先把屋子打扫干净,然后再请客人进来。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保证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摆脱外来干扰。

这些“污泥浊水”包括帝国主义国家与旧中国签订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条约和协定,通过这些条约和协定,帝国主义国家逼迫旧中国割地赔款,中国丧失大量主权。它们还在中国开办所谓文化事业奴役中国人民。对这些“污泥浊水”必须彻底清除,以免后患。

(三)“一边倒”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旗帜鲜明地宣布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将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平民主阵营一边。新政权成立后,“一边倒”成为我国一项重大的外交战略。

1949年12月至次年2月,毛泽东到苏联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访问,主要任务是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其他协定。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车站发表的演说中谈到本次访问的目的:“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国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7]73这次访问和签约活动在中国外交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真正以平等地位签订条约和协定的外交活动,实际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谈判在友好谅解的气氛中进行,并确定了双方愿意巩固和发展中苏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周恩来总理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代表各自政府在条约和协定上签字。《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前言强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8]这项规定对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周恩来总理强调:“这些条约和协定,将使中国人民感到自己不是孤立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7]82毛泽东主席在离苏返国发表的演说中也指出:“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人民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到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7]83

(四)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发动对朝鲜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并进逼鸭绿江,同时陈兵台湾海峡阻止中国统一,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要求和基于本国安全利益考虑,决定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朝鲜是与中国山水相依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半岛也是两大阵营在亚洲对抗的前沿,因此,朝鲜半岛的安全对中国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7]97中国政府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经历长期灾难的中国国力相当贫弱,且新政权成立刚一年。在综合考虑敌我利弊条件后,中国政府还是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我们如果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7]103-104

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击退入侵者,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致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得不坐下来谈判解决停战问题。抗美援朝使中国外交取得主动,国内接管美国在华主办的文化教育机构,冻结美国在华财产,还结合抗美援朝战争形势开展政治运动,肃清社会上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国际上,抗美援朝的胜利,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特别是被压迫民族,扬眉吐气,增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信心,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四、现实主义外交战略的意义

建国初期中国现实主义外交的意义主要表现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

政治上,新政权维护了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犯。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后,中国背后有了强大的民主力量,特别是与苏联结盟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始终不敢进犯中国本土,国家安全得到维护。在帝国主义国家从三条线上对中国进行封锁遏制的不利条件下,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也使中国有了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

经济上,苏联在中苏结盟后给予新中国大量的经济援助。《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从1950年到1954年5年内,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购买苏联设备,年利1%,贷款利息在当时是相当低的,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无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1953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了156个大型工业项目,大批苏联专家来华援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还为中国提供了成套的工业设备,帮助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些资金、设备和人才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建国初期建成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和经济的基础。

综上所述,建国初期中国外交主要是现实主义外交。中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联合苏联抗衡美国,有效保障了中国国家安全与主权独立,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实现了中国国家利益,并且实质上也维护了东亚乃至世界和平。

[1] 周琪.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8.

[2] 栾景河.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M].郑州:河南出版社,2004.

[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62.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462.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7]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 华北大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M].1950:7.

(责任编辑 陈咏梅)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China’s Realistic D iplomatic Strategy i n the Early Foundation Period

YANG Zexi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Huangsh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uangshi Hubei 435003)

Realistic diplomacy places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central position,which is the diplomacy in the early foundation period of China."Make a fresh start","clean up the house before inviting guests","lean to one side",the KoreanWar and other diplomatic practice have showed that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was turned to the socialist camp.This strategic choice effectively safeguarded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promoted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and essentially preserved peace in the EastAsia and even the whole world.

China;realistic diplomacy;strategic choice

D802

A

1671-7422(2011)02-0023-05

10.3969/j.ISSN.1671-7422.2011.02.006

2011-02-18

2010年黄石理工学院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建国初期中国现实主义外交战略选择”,项目编号:10yjr32A。

杨泽喜(1969— ),男,湖北浠水人,讲师,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