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义聚合”研究的困境与超越

2011-08-15左广明

淮阴工学院学报 2011年2期

左广明

(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淮安223003)

“词义聚合”是一个单一的语言形式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密切相关意义的聚集(Taylor，1995)。自古至今，语言学家对“词义聚合”的研究从未间断过，但在客观主义语义研究的框架内，从经典范畴理论到语义三角理论，从语言经济理论到语言成分分析理论再到语义场理论，研究者通常从历时的角度对“词义聚合”进行分析，旨在理清词汇意义发展的脉络，关注词义演变的社会背景，但对“词义聚合”的理据却始终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因此“词义聚合”研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但自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认知语言学日益兴起，认知语言学家面对这一困境，试图从认知的角度寻找对“词义聚合”现象更加合理的解释。丹麦心理学家Rubin(1915)首先从“图形——背景理论”来研究词义拓展问题;Fillmore(1976)提出语义学研究者应结合人们的基本的认知能力来系统研究语义的拓展现象;Rosch(1978)提出的“典型理论”认为，一个词的各种意义构成一个范畴，各意义之间的地位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具有家族相似性特征;Lakoff＆Johnson(1980)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把隐喻和转喻作为理据来解释“词义聚合”现象;Johnson(1987)认为意象图式比隐喻及转喻更基础，它对“词义聚合”具有更深刻的解释力，因此，认知语言学家突破了传统客观主义语言学家的研究范式，找到了“词义聚合”的理据性，摆脱了客观主义语义学的研究困境，实现了“词义聚合”研究的全面超越。

1 “词义聚合”研究的困境

1.1 经典范畴理论与词义聚合

经典范畴理论的要义包含四个方面:一个范畴首先要建立在一系列的充要条件的基础之上;每一个范畴有明确的边界;范畴特征是二分的;范畴里所有的成员具备相同的范畴特征。语义研究中该理论常被用来解释“词义聚合”现象。如，“seal”既有“印章”又有“海豹”的意思，是两个不相关的义项，经典范畴理论把它简单地解释为同形异义;再如，句子“The wolf walks into the forest.”和“The lane walks into the forest.”中的“run”分别为“跑”和“延伸”之意，实际上，“run”在两个句中的意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经典范畴理论的解释是，所有这些相关的意义都有着某种抽象的东西，而这种抽象的东西似乎不可言说，无法识别。经典范畴理论尽管将“seal”和“run”的多义现象解释为同形异义，但Lakoff(1987)认为这显然有些武断，它抹杀了各语义之间的深层联系，使我们只看到表面现象。

1.2 语义三角理论与词义聚合

Ogden and Richards提出了“语义三角”理论，他们认为概念/思想(Concept/Thought)是和所指物/事物(Referent/Thing)相联系的，这是一种直接的联系。“概念”是在客观事物的基础上概括而成的。因此，二者之间用实线连接，表示概念反映客观事物。概念(Concept)与表意符号/词(Symbol/Word)之间也有直接联系。概念是抽象的，它要通过“表意符号/词”才能表达出来，也就是说，词是用来表达概念的。因此二者之间也是实线，用词表示概念。表意符号/词(Symbol/Word)与所指物/事物(Referent/Thing)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带有“任意性”，是“约定俗成”的关系。

这一理论虽然可以解释语言的符号与所指物之间的联系存在的任意性。可是，对某些“词义聚合”现象的解释则显得有些乏力，如“key”既可表示“钥匙”，也可表示“答案”、“键盘”或者“(音乐的)调”等不同的概念，那么这些不同概念之间的联系是否也具有任意性呢?我们无法找到明确的答案。如果所有词项的用法被认为是任意的话，一个词项的不同用法也必然被看成是任意的，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显得毫无意义了(Sweetser，1990)。

1.3 语言经济理论与词义聚合

语义学的创始人 Bréal.M.(1921)指出，“词义聚合”是由语言经济造成的。在语言产生初期，一个词通常只用来指一个事物或一种现象，但随着新事物、新现象的不断出现，一个词只表示一种意义就不能满足需求，必须有新词出现来填补空缺。当一个新的意义出现，其对应的新词就立即产生是不可能的。一个词只表示一种意义也是不可能的，否则就违背了经济原则。试想，如果每个意义都需要一个对应词去表达的话，那么该语言中的词汇就会无限地扩大，快速超过大脑所能容纳的范围，这将不利于人们的记忆和交流。因此，基于语言经济原因，就出现了一词多义的现象(陆国强，1999)。

Pustejovsky(1995)提出“词义聚合”的生成理论(Generative Theory of Polysemy)，对 M.Bréal的语言经济理论进行了佐证。他列举了名词的规则词义聚合常见的几种类型，例如:动物/肉(The lamb is running in the field.John ate lamb for breakfast.);植物/食物(Mary watered the fig in the garden.Mary ate the fig.);产品/生产者(John spilled coffee on the newspaper.The newspaper fired its editor.)等。规则多义词依据它们的语境能呈现许多不同的意义。说话人已经把这些产生相互联系意义的规则内在化了，因而没有必要用不同的词形去指称这些有区别但又相互联系的意义。规则多义词成为语言经济的一个主要手段。

语言经济理论只对“词义聚合”现象作了表面的描述性解释，尽管生成理论对“词义聚合”作了进一步分析，也只是说话人把产生相互联系的意义规则内化的结果。这种观点无法解决“词”与“物”的联系规律，因而在解释词义聚合时也显得力不从心。

1.4 语义成分分析法与词义聚合

基于组词间的类似性，Katz＆Fordor(1963)提出的语义成分分析法，试图解释大量潜在的意义对照。他们在分析词语的“语义”时，常常把这些词语的语义分解成“语义成分”进行比较。只要分析构成某个短语的各个单词的“语义成分”就可“推知”这个短语的意义。Katz＆Fodor用多义词“bachelor”作为一个典型例子，从语义特征和层次选择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语义成分分析，认为“单身汉”和“学士”这两个意义之间似乎是有联系的。

“语义成分分析法”孤立地研究单个词的语义变化，对“词义聚合”现象在共时上下文中的解释缺少有条理的论据，层次并不总是那么清楚。而且对多义词进行分类的证据就更少了(Hatch＆Brown，1995)。

1.5 语义场理论与词义聚合

语义场是由一组有共同义素的语言单位组成的结构系统，表示相同的范畴概念:“场”。该理论认为词只有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才有它自己的“词义”，也就是说，词只有在“语义场”中才有意义。语义场理论把“词义聚合”现象看成多义结构，认为多义场是历时演变为共时的语义网络。其扩充和结构受制于语言的普遍规律和个别规律，特别是词义的演变规则。这个多义结构是以一个核心义位(本义或基本义)为中心，含有一个或几个共同义素的带有整体性的语义聚合体。语义场理论伴随着对语义成分分析的批判而诞生，试图对“词义聚合”作出合理的解释。该理论认为语言词汇中的词在语义上是互相联系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词汇系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单个词的语义变化，应通过分析，比较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确定一个词的真正涵义。但由于各个语义场是以二元划分为基础的语义理论，某一词或属于或不属于某义场，绝没有第三种可能存在。语义场理论只涉及其内部结构之间的联系，并没有把握多义现象的全部和本质。对各个语义场之间的联系未能作出直接的解释，因而“词义聚合”在语义场理论中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理据。

在传统的语义学研究范式内，“词义聚合”理据性明显不足，因此无法从词义变化的角度很好地解释“词义聚合”现象。按照传统的语义学观点，我们无法快捷地从上下文中了解一个词的新的意义，词义聚合研究陷入客观主义研究范式的困境。这势必会引起语义研究范式的转向，从而实现“词义聚合”研究的跨越。

2 “词义聚合”研究的超越

2.1 图形——背景理论与词义聚合

“图形——背景”理论是由丹麦心理学家鲁宾(1915)提出的一种认知理论，文旭和刘先清(2004)指出，图形和背景可以理解成一种位置关系。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的方式和角度不同，决定了选用的语言形式不同，所以会出现一个事物有不同的名称。

根据该理论，将“move”作为状态的名词意义(地点或位置的变动;迁移，迁居，变动，棋的一步;步骤，行动)看作背景，在实际语境应用中来突显它的动态过程，“move”就可以获得与前三种意义对应的动词意义。如:改变位置，The branches of the tree were moving in the wind.那树枝在风中摆动。搬家，迁居;下/走(棋)，She is moving to China.她要搬到中国去，It’s my turn to move.该轮到我下了;做某事，采取行动 Unless the boss moves quickly，his men will go on a strike.这位老板若不尽快采取行动，他的员工就要罢工了。在这三种基本动态过程意义的基础上，动词意义的投射、延伸更为活跃，其意义就更丰富，甚至有些已上升成为“move”的主要意义、常用意义。在人们的认识中，事物总是会向好的方向变化发展，就可以用“move”来表示时间的流逝、价格上涨、使某人十分感动等。在此基础上，人们的认识进一步扩展，某物或是某种精神的东西也可以促使人的移动、改变;而人的移动改变，可以是做或不做什么事情;于是“move”又有了一层意义:驱使、激励或鼓励某人去或不去做某事，这里分析的“move”的这几个义项到目前决不是它的全部义项。而且随着主客观世界的发展，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move”的意义还会继续延伸。因此，词义与图形－背景理论关系和词义在转喻认知方式中用一个突显事物替代另一个事物的关系有相通之处。

2.2 典型范畴理论与词义聚合

Taylor(2001:1)范畴研究经历了从经典理论到典型理论的发展过程。根据经典范畴理论，“一个范畴是由一些通常聚集在一起的特征构成的‘完形’概念”(沈家煊，1999:4)。一个范畴内的成员之间总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成员之间的地位不是一样的，具有核心成员和边缘成员之分，核心成员和其他成员相比，享有更多的共性，他具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又被称为典型成员，即原型，成员为非典型成员或边缘成员。围绕原型这个认知参照点使范畴得以建构，其边界依照典型性程度向外扩展，形成了边界模糊的更大范畴。

因此，“词义聚合”现象可以看作是以一个最基本词义为典型，依据家族相似性衍变的各个义项的网络，由原型义项向边缘义项演变。于是，这些词就在原型义项的基础上产生其他义项，再转化出别的义项。如hand，作为名词，其中心意义为“手”(人体腕关节以下的部分)，hand的其他十几个义项都可以追溯到它的中心意义，即都与“手”的形象、动作、作用等有关。这表明人类认知与客观现实中具体形象相联系，hand的中心义项“手”即为原型义项，其他义项都是由原型义项决定的，是由原型义项演变而来的边缘义项。词义范畴没有明确的边界，随着范畴的扩展，其边缘变得越来越模糊，并且出现与其他词义范畴的交叉。如hand一词的诸多词义中，由“手”派生出“掌握”之义，又由“掌握”派生出“势力”这一义项，hand的词义演变表明。hand的词义范畴边缘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且已经涉及与其他词义范畴的交叉。

2.3 隐喻、转喻与词义聚合

隐喻能创造新意义并表达新思想，这主要表现在定义新事物或赋予旧事物以新观念(左广明，2009)。隐喻是通过我们熟悉的事物作为源域来表达我们不熟悉的事物，我们最先用来隐喻的往往是我们的身体部位。如“口”(mouth)的本义是人或动物进食的器官，也是发声器官的一部分，引申为容器通外面的地方，如:洞口(the mouth of a cave);“头”本义是人脖子上面的那个身体器官，包括眼睛、鼻子、嘴、耳朵等器官，引申为物体的顶端、末梢、事情的起点或终点，如:钉头(the head of a nail);脚的本义是人或动物腿的下端，接触地面、支撑身体的部分，引申为无生命某物的底部，如:山脚(the foot of the mountain)。人在最初认识世界的时候可能是以自身在空间环境中的位置和运动开始的，通过自己和外界的空间关系如上下、前后、左右、里外、远近、高低、中心边缘等表达对事物的认知，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空间概念，利用空间关系来描述时间、范围、状态、数量和社会地位等抽象的概念。当然，隐喻投射以其物质的经验为基础，在映射到情绪时，弯的姿势常与悲伤相关，直立的姿势往往与愉快相关，比方情绪高、情绪低映射到社会地位时，地位高为上，地位低为下。由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两种思维方式，词义的引申随着思维方式的变化而变化，比方“道”本义是道路，后来依次引申为水道、方法、规律等，由具体逐渐变得抽象，这是由人们认识事物难易先后所决定的。

转喻在词义引申中的作用也很重要，人的身体部位不仅用来做隐喻引申，也可用做转喻引申。如，古代的妇女常称为巾帼、粉黛、红颜等，就是以身体部位代替其人。除了身体部位，一些表示地点的名词也可转喻指处在这个地点中的人，比如说“五角大楼”指美国的国防部，“中南海”指中国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有的情况下，名词可引申为动词，动词也可引申为名词，引申的义项都带有转喻的认知特征，比方由具体的一个动作引申为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如，“他是个爬格子的”中的“爬格子”转喻为“作家”。此外，我们可以用人名转喻其作品，比方，“我喜欢鲁迅”，指的是“我喜欢鲁迅的作品”。相对于隐喻，转喻主要用于名词，对于词义引申的作用显然没有隐喻大，而且由于隐喻延伸词义是以相似性为基础，延伸的范围比较大，其本义与延伸义的差别较大，尽管如此，Lakoff＆Johnson强调隐喻映射过程是具有方向性和系统性的，也就是隐喻映射在与目标域的内在结构保持一致的前提下，保持源域的认知布局，即意象图式结构。而转喻以邻近性为基础，延伸的范围较小，其引申义与本义更为接近。当然，隐喻与转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隐喻通常是以转喻为基础的，转喻和隐喻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离散的，而是标量的，它们是连续体上的点，这意味着两个实体间概念关系的性质可能随观察角度的不同而更接近某一端(刘正光，2002)，由此可见，多义词不同义项的聚合通过隐喻和转喻思维扩展，是人类普遍认知能力的体现(朱建新，2010)。所以，隐喻都带有转喻的特点，而转喻也必然带有隐喻的特点。

2.4 意象图式与词义聚合

意象图式是基于我们的真实存在、活动过程中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切身体验而形成的。Johnson(1987)认为意象图式是在人们与外界互相感知和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反复出现的赋予我们经验一致性结构的动态性模式。Lakoff(1987)将其理解为相对简单的，在我们的日常身体经验中反复出现的如容器、路径等结构。意象图式有生理和物质基础。首先，人体本身就像一个三维容器，因为我们每天吃进食物，吸入空气，我们从一个空间进到另一个空间，如从车上下来进到教学楼或者教室。空间关系存在于人体与外界，而意象图式正是在这种交互作用中产生的抽象认知结构。

我们用路径图式来分析“jump”的“越过”和“抢占”两个词义的产生。这两个词义均是本义发生了变化而产生的。路径图式体现了我们对每天自身的运动以及周围物体的运动的感知。运动的历程无一例外地包括起点、终点、行进方向以及所路过的地方。如果将运动方式分为“上下”和“前后”，那么“jump”可以是两者兼有。将两者结合起来，从空间角度观察“jump”，它含有向上穿过的意义。这样作为一个过程词，“jump”无疑是超过了由无数个点组成的一条路径，由此产生了“超过”这个含义。例如我们常见的“jump the fence”或是“jump the hotel bill”都体现了这层意思。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同样的一个词是如何转变为“抢占”这一含义的。由于路径图式的组成部分中包括终点，当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终点上时，“jump”的概念意象转换成为“由空中下落到着地点”。这个落点就是土地占领的象征。在土地权出现之前，人对土地的占领就是以居住地、落脚点为根据。因此“jump”作为“抢占”的意思来讲，最常用于“jump a claim”(抢占土地权)。由此可见，意象图式本身即是从具体例子中抽象而来的，人类把从空间经验中获得的经验模式进一步与其他的经验域联系起来，投射到其他经验域，使其他抽象经验具有了上下结构，词的意义也通过投射发展了隐喻意义，于是词义发生了演变。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的语义学只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研究语言符号的客观意义，它们认为自然语言具有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意义，很少去考虑一个词可以有多种意义，它们指出语言结构和规则形成了一个自治的模块，强调人类的语感，而忽略了人类的认知过程。因此，“词义聚合”不仅是语言经济原则的结果，更是人类认知的产物。认知语言学正是利用图形——背景、原型范畴、隐喻、转喻以及意象图式等方法使得看似无联系的事物联系起来，从而为“词义聚合”现象提供了较为合理的理据，使词义聚合研究全面进入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实现了“词义聚合”研究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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