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秀权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淮安223300)

《周颂》是祭祀活动的派生物，用今人的世界观来看，无庸讳言，祭祀活动是一种思想上的宗教迷信，即马克思所称的“颠倒了的世界观”。但在当时，它却是一种渗透到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与战争具有同等地位的“国之大事”，是人们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思想和精神支柱。古今人们对宗教祭祀活动的认识上的差异也鲜明地体现在对待《周颂》的态度上。封建社会的经学家奉《诗经》为经典，视之为神圣不可亵渎的金科玉律，他们对颂诗的理解和评价大都跳不出它本身的神学思想的范畴，他们的研究、阐释甚至对颂诗的天命神灵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宣传作用。从《诗序》的“美盛德之形容”，到郑《笺》的“太平德洽”，到《正义》的“德流兆庶”，无不是忠实于《周颂》本身的功德意识。清代学者虽然认识到了《周颂》的功利性，但只是加以阐释，很少有否定、批判的态度。这也难怪他们，因为时代没有给他们提供产生批判思想的土壤。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世界观在人们的思想中生了根，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对一切封建思想加以批判成为新时期文化思想的主流。这时，人们对《诗经》中颂诗的认识也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特别是《周颂》，在《诗经》研究领域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例如，郭沫若认为，“一部文学史也就是人民文艺与庙堂文艺的斗争史”、“歌功颂德的庙堂文艺，它走的路必然是趋向死亡的路”、“所有为少数人享受的歌功颂德的所谓文艺，应该封进土瓶里把它埋进地窖里去。”周满江认为，“歌颂统治者的功德，赞美贵族的腐朽生活，表现没落贵族的思想意识。”金开诚认为，“内容充满着反动思想和迷信色彩，是应该坚决扬弃的糟粕。”就《周颂》的天命神灵思想在现代的意义和价值来看，它受到大多现代学者的批判和贬斥，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认为，对于《周颂》的评价，不必把自己的认识停留在古人的水平上，把《周颂》思想内容上的消极因素毫无分辨地加以肯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完全以今人的思想标准去衡量《周颂》，把它的思想内容一概视为糟粕，而应当看到它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曾经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周颂》的“迷信色彩”首先体现在它的天命意识上。无疑，天命是虚幻的，是古人给自己套上一种思想枷锁。对天帝的过分崇拜，易使人陷入宗教迷信的深渊，思想上常常是兴奋于一时而麻木于长久。殷末统治者在国家危难时还自信“有命在天”，便是其证。这是我们评价天命论时应该认识到的。不过我们应当看到，周初统治者对天帝的崇拜并未达到狂热的程度，他们虽相信天命，但同时又认为“天命靡常”、“天命不易”，并因此强调、重视人的品行。他们在告神的颂诗中不可能把这些思想表达得很细致，但在与《周颂》同时的《尚书》部分篇章中，我们可清晰地感受到周人对天命的认识是相当理性的。在《君奭》中，周公与召公就天命问题展开过讨论，召公说:“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不敢安享上帝之命，不去常念及天威与民众;要没有过失，只在人。)应当说，对天命的这种理性的认识，在那个时代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周颂·敬之》)正是用诗的形式表达了相似的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怎样认识天，也就怎样认识人;虚幻的意志之天不断被否定的过程，也就是现实的人不断自我肯定的过程。而在这一方面，周人可算是迈出了第一步。所以，周人的天命观比之于前人是相对进步的。

天命论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宗教理论，在阶级社会中，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欺骗性。顾颉刚说:“汤克夏，武王克商，那自然是真的事实。但他们这种行动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理由，他们只说自己是新受了天命来革去别人以前所受的天命的。”(《古史辨》第三册，《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当天命意识成为一种思想工具之后，它所欺骗的对象当然首先是人民群众，即郭沫若所说“以天道为愚民的政策”，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应当给予批判的。不过也应该看到，“汤克夏，武王克商，”那毕竟是历史的进步，新兴的、进步的阶级受了“天命”代替了腐朽的、落后的阶级，这“天命”对于维护新政权显然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那么，天命论就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起的特定作用来看也是不可抹杀的。

对于《周颂》的评价，无论是古代经学家的附和的态度，还是现代学者的批判的态度，其焦点大都集中于对它的歌功颂德的评价上，这确实是抓住了《周颂》思想内容的主导面。怎样看待歌功颂德的问题，也就是怎样看待《周颂》的问题。应当承认，对祖先功德的崇拜、歌颂，毕竟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情感，这种思想情感也只有从祖先功业中直接获益的后世子孙才会怀有，这样就决定了歌功颂德的的阶级属性。在这一点上，它确实是不含有“人民性”的。但是，我们要探讨的根本问题在于，不含有人民性的歌功颂德的统治者的文学是否一定就是反动的呢?答曰:未必。

西周初期以前是周民族处于上升、发展的历史时期。周人的始祖后稷既是周人的祖先，也可称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他的发明农业之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文明古国的见证之一。周之太王率周人开垦险阻之岐山，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其艰难的程度恐怕是今人难以想象的，这种筚路蓝缕之功足以彪炳史册。周文王更是一个勤于政事、励精图治的明君，“维此文王，小心翼翼”(《大雅·大明》)，“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有声》)，他在前代祖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周的实力，拓展疆土，为灭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王承文王之绪，经过精心准备，一举推翻了殷商王朝，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周颂》中所歌颂的祖先都是周民族历史上的英雄，也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他们的历史地位是确定不移的。二是，这些祖先在历史上确实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为中华民族造了福，他们的功业是不容忽视和抹杀的。

肯定了后稷、文、武等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我们就无法否定歌颂他们的功德的诗篇。无论就所颂之人还是就所颂之事来看，《周颂》都不是捕风捉影、矫揉造作，相反，它正是颂得其人、颂得其事的。《周颂》应当看作是英雄的颂歌，只不过这种英雄颂歌不是出自人民群众，而是出自统治者罢了。既然是英雄之颂，那么它肯定就不是反动的、腐朽的、倒退的。实际上，歌颂英雄的功德，这是迄今为止的文学从来也没有停止过的现象。“在任何时代，人们都不能从心中完全清除掉对伟人的某种特殊的崇敬，真正的尊敬、忠诚和崇拜，不管这崇拜多么模糊不清和违反常情。只要有人存在，英雄崇拜就会永远存在。”(蒋述卓《宗教艺术论》引卡莱尔语)对处于王朝初建期的西周统治者来说，缅怀、继承英雄祖先的功业，宏扬英雄祖先的美德，以之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指南，这无论在宗教意义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都是无可非议的。

所以，对于歌功颂德，对于统治者的文学，我们不可以狭隘的思想态度去理解、看待它。汉赋也有一定的歌功颂德的内容，但它仍不失为今人加以批判继承的文学遗产。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是历代传诵的佳作，并没有因为它的作者是亡国之君而被人唾弃。对待《周颂》也应该这样。《周颂》的艺术价值虽然比不上汉赋和李煜的词，但实在说来，它也是一代之文学，是在宗教祭祀的胚胎里孕育出来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文学，因而它显得粗糙、幼稚、不成熟，很不像文学。也正因为它“出身”于宗教家族，一身的宗教气味，所以才有点令人生厌，让今人难以接受。

还应当看到，《周颂》的内容并不仅仅是歌功颂德，周初统治者在颂祖的同时也表达了突出的敬业思想。杨树达《诗周颂天作篇解》:“天作岐山，太王垦辟其芜秽。彼为其始，文王赓续为之。是以虽彼险阻之岐山，亦有平易之道路也。夫先人创业之艰难如此，子孙其善保之哉!”可谓善得诗旨。他们对自身严格要求，对百官循循诱导，对历史深刻反省，对农事精心布置，他们所表达的敬业意识是足可与歌功颂德的思想相提并论的。这种敬业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值得吸取的有益因素，它与我们所提倡的民族精神传统是并不相悖的。

《周颂》形式简陋，缺乏文采和艺术魅力，没有多少艺术上的价值，但这是任何民族的文学都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把远古时期的原台歌谣与《周颂》相比较，它显然要比前者成熟得多。《周颂》固然是一种宗教文学，但上古时期的一切文学艺术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宗教色彩，艺术与宗教本来就具有某种同源性。后世纯文学意义上的诗歌正是在逐步脱去了宗教色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这些意义上说，《周颂》同整部《诗经》一样，在文学发展史上履行着它固有的历史使命，即担当着一种过渡性的桥梁作用。而《周颂》所起的桥梁作用的原始性，又几乎决定了它在后世诗歌中的地位──同风、雅相比，它不是高高在上的精制的瓦片，它是埋在墙脚的奠基的石头。

《周颂》的价值体现在它的实用性上，它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供玩赏的文学，我们也不必用文学的唯一标尺去衡量它。本来，“六经皆史”，人们对《诗经》的研究、阐释从来也没有局限于文学的角度。尽管以史释《诗》在《诗经》研究史上带来过一些弊端，但全面、彻底的《诗经》研究是无法离开对它的史料阐释的，挖掘《诗经》的历史认识价值至今仍是研究《诗经》的一项重要任务，将来也会是这样。《周颂》正是研究《诗经》认识价值的最基本的原材料之一，它直接地、真实可信地向我们展示了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特征──周初统治者在那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是如何认识过去、思考现实的，他们的思想行为有什么历史独特性等等。它向我们展示的西周社会的祭祀情况、农业生产状况以及统治者的思想情感特征，具有风、雅所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它的内容和形式都堪称《诗经》的源头，这正是对《诗经》进行追本溯源研究所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它在这些方面的独特认识价值是可以与风、雅相媲美的。《周颂》在《诗经》中的地位或许主要体现于此吧。

总之，对待《周颂》，应当以辩证的眼光和态度给予它恰当的评价，不可以全然否定的态度一概视之为糟粕，这是我们研究《诗经》所应有的思想态度。相对而言，《周颂》总体上的价值并不高，在三百篇中，它的价值和地位均在风、雅之下，它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局限性也多于风、雅，这是我们对《周颂》的定性评价。最后，我们以明代胡应麟《诗薮》中的一段话作为全篇的结束:雅、颂宏奥淳深，庄严典则，施诸明堂清庙，用既不伦，作自圣佐贤臣，体又迥别。三代而下，寥寥寡和，宜矣。

［1］阮元.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化书局，1980.

［2］郭沫若.青铜时代［M］.北京:新文艺出版社，1951.

［3］许倬云.西周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