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伟

(河南科技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对于胡风所编辑的刊物，邵荃麟曾评价说:“中国那时的刊物谁都比不过胡风，胡风的刊物编辑得最好，它好在什么地方?它有完整的对文学的观点、美学追求，而且政治上也不糊涂，是革命的，符合人类进步思想。”［1］87其成功之处就在于他所主编的刊物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在内容上，他坚持爱国主义、追求启蒙，在形式上，追求多样化、生动化，努力使刊物简约、协调与美观，在当时的编辑队伍中可谓别具一格。

1 形式多样与内容的统一性

从艺术学的角度来看，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是一种互为作用的关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内容决定形式，形式的价值在于表现内容。就胡风的编辑工作而言，其目的很明确，那就是通过编辑刊物继承并要发扬“五四”传统，促进作家的自我启蒙，发现并培养新的作家，为新文学造血。在此基础上，胡风要通过自己所办的期刊这一阵地，通过完成自我启蒙作家的作品对广大民众进行启蒙，通过刊物为大众打开一条通向“光明”的桥梁，以文学服务民族的解放事业。所以，在胡风所主办的刊物里，我们可以看到多种文学样式，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无所不包，而这些文学形式都是统一在其为新文学造血、对大众进行启蒙、为民族的解放事业服务一目的下的。凡是有利于此的文学作品，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小说，他都来者不拒。所以，我们在《七月》、《希望》等刊物里既能欣赏到艾青、阿垅、鲁藜、彭燕郊、绿原 的诗歌，也能欣赏到路翎、欧阳凡海、青苗等人的小说，还有东平、曹白、S·M的报告这一文学样式。总之，凡是能促进启蒙、促进民族解放事业的文学形式，胡风表现出了兼容并包的精神，一概来者不拒。

除了文学样式的多样性，胡风还颇具匠心设置了致读者、这一期、启事、文艺答问、简约、校完小记、七月社明信片、书刊广告、排印前小记等栏目。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栏目不仅使得刊物活泼生动，同时体现出胡风竭尽全力依靠广大读者和作者办刊物的编刊思路。这些小栏目有时是为了引导读者如何阅读，有时是为了加强与读者与作者的理解与沟通，有时则像一则现代意义上的软广告。比如较为有名的“七月社明信片”这一栏目便是“编者、作者和读者进行自由交流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既有主编胡风对读者的声明和对希望发表的作品的要求，也可以回复读者带有各色各样要求的来信”［2］。甚至还可以“充当广告栏，为朋友征求急需的书籍和资料，甚至又一次竟登出了一则类似于寻人启事的‘明信’”［2］。又如编校后记，同样让有限文字起到了多重效果。比如在他为路翎的《青春的祝福》写的编校后记是这样写的:“路翎先生底中篇短篇合集。作者抱着蓬勃的热情，向时代突进，向人生突进，在劳动世界的搏斗、残害、友爱、仇恨的合奏里，我们看到了时代的青春;在恋爱追求的痛苦、忏悔、牺牲、梦想的合奏里，我们看到了人生的青春。但作者一贯地用着祝福的心，不但使读者感到炽热的时代的呼吸，更使读者得到对于人生理想和人生战斗的勇气。”［3］这样，他不仅客观评价并向读者推介了路翎的作品，还起到了宣传路翎、扩大其知名度的广告宣传作用，可谓是一举两得。像类似的例子非常之多，总之，胡风正是通过这些五花八门的手段，一边向读者作些言简意赅的介绍，沟通作者同读者之间的联系，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读者对刊物的感情认同以及作者对刊物的归属感。这也是《七月》、《希望》能够团结一大批文学青年和青年作家，最后汇聚成了“七月派”的原因之一。

2 强调刊物的整体协调性

胡风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他的编辑艺术从某种程度上说首先是他积极向其他刊物学习的结果。例如他曾在《翻译工作与＜译文＞》一文中委婉地指出《译文》在“杂志体态上的完美”［4］220诉求方面还有不少可以改进的地方:“例如介绍了拉玛尔丁的《秋》，波得莱尔的散文诗，关于他们的评论却没有，因而读者也就不容易得到比较正确的理解了。”［4］219而这为他自己的编辑工作提供了改进的机会。正是在对其他刊物的学习，使得胡风养成了统筹安排的能力。胡风主编刊物时，极为强调刊物的完整性，他要求刊物从封面到编后记，都与刊物的内容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时候甚至连尾花和插图都要讲究与刊物内容的协调一致。期刊风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呈现出变化和流动，这一点胡风是认可的，但胡风认为，刊物整体性的首要表现就是刊物前后风格的一贯。风格的变化流动应体现出刊物前后风格之间的继承和联系。他曾指出《译文》由于编刊人数的增多和新译手的出现，“一方面各人依着他的爱好选择材料，免掉了由几个人义务似的凑集的毛病，但同时也就难免现出了略略芜杂的色彩，不论在译笔上或内容上，都不及先前那么齐整了”［4］227。所以胡风在编辑刊物时，曾多次向作者和读者表示，无论存在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扰，都不能破坏刊物的整体风格:“为了内容的调和，我们保留选择的自由。”［5］259只有编辑有了自己处置稿件的权利，刊物的整体性风格才有可能形成。

期刊的整体性要求编辑在编辑过程中，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哪怕十分微小的环节，一向严谨认真的胡风尤其如此。以每一本刊物都会碰到的补白问题为例，现实生活中很多编辑都很不重视补白，认为这对刊物的整体面貌没有太大的影响。但胡风却认为补白问题虽然很小，却同样影响着刊物形态上的完美。在上海编辑《希望》时，胡风阅读校样十分仔细，“并在空余地方加上短小的补白，不使它因空白而显得难看。这补白很难选，因要使它和整体协调一致”［6］654。同样的编辑思想在胡风编辑的任何一本书中也同样可以体现出来。以《七月诗丛》为例，这套丛书中每一本的作者、内容都不一样，但是又都统一于“七月诗丛”的名目之下，必然要体现出一定的联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胡风在每本诗丛的右边角和封面上都放了一个小木刻图案。这个小木刻既具有美化的作用，同时又成为丛书的标志。胡风后来回忆说，在请人设计这一图案时，因为“要和诗的内容多少有点联系，这很费了一番心思”［6］670。由此可见胡风对刊物整体性的内在要求之高。

3 追求刊物的尽善尽美

形式是艺术的生命线。好的形式才能被称为艺术。而胡风编辑刊物，就是将之作为一种艺术去实践的，他既追求刊物的社会效果，也决不愿为了政治上的正确性而牺牲文学的艺术性。胡风编辑刊物时，自己设立了一个非常自觉的努力方向，那就是注重刊物的艺术风格设计，力争做到图文兼美，二者相映生辉。这种编辑思想源于多种原因，一方面，胡风师承鲁迅，一向十分重视新兴木刻运动以及其他新美术形式，另一方面，胡风在多年编辑生涯中，一直积极地学习其他刊物的优点，其中当然包括它们在艺术设计上的长处。在《七月》、《希望》两本杂志出版期间，基本上每一期都要登载多幅非常有社会意义的美术作品。因为战时的物质条件十分有限，这些作品多是木刻、炭画、墨画以及漫画，尤其以木刻居多，并且大多数都用来做了封面。即便如此，胡风仍然竭尽全力搜集到许多来自马达、李桦、力群、江丰、李可染等知名艺术家的作品，并把它们合理安排在杂志中，进而推介给读者。

胡风认为报刊(尤其是文艺性刊物)，是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体，不但形式要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内容也要给人以美的启迪。应该说，对于文艺报刊的美学功能，胡风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胡风认为用图画来传播某种信息，可以大大地减少读者对杂志文字的生疏之感，因为图画等美术作品具有明显的直观形象性。胡风曾经指出:“和文字有关系的图画，不但可以大大地帮助读者对于被介绍的作者和作品的理解，还能够提高读者对于美术的素养。”［4］217胡风针对文艺刊物的美学设计提出了如下几个原则:一是要求美术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与刊物的文字内容有关。胡风认为，杂志中的美术图案主要是对刊物的内容起到服务配合作用，是为了增添刊物的美学色彩，因此绝对不可喧宾夺主。二是要求美术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对现实生活的社会内容起到配合的作用。如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经常蠢蠢欲动，用酷刑拷打爱国志士。胡风听说了国民党只知残害自己人的反动行为后，觉得有必要使广大读者知道，敌人无比凶残，甚至用“老虎凳”拷问我们的民族英雄。于是在《七月》六集一期和二期合刊的封面，胡风选用了王朝闻的墨画《被囚的民族战士》，暗暗揭发了国民党当局的残暴阴谋。三是美术作品的刊发应该有利于推动美术运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在艺术的园地上培养出美的花朵”［4］218。胡风非常热衷于搜集木刻作品，以便日后能够刊发在《七月》杂志中。

4 突出刊物的独特性

在办刊的过程中，胡风特别强调刊物的个性，他认为刊物编辑主体意识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追求刊物的独特个性。胡风十分推崇那些办出了个体风格的杂志。他曾经高度评价《译文》杂志，说它的内容虽然完全是翻译介绍，却并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它有自己的个性，它有自己的欲望”［4］217。那么，如何才能使刊物具备独特个性呢?胡风指出，给刊物定位是刊物个性和风格形成的首要条件。他说一个宗旨不明确的刊物，犹如没有航行方向的小舟，只能在浩瀚的大海中触礁沉没。胡风创办《七月》的目的就非常明确，是想要为新文学接一点儿元气，不因为战争的爆发而打断文学的正常生长过程。楼适夷曾评价:“我觉得《七月》的一贯的态度正表现了文学不肯让位。当东战场败退《烽火》停刊的时候，几乎没有一本文艺的刊物，表面上显出了文艺活动的极度的落退，而《七月》能在最艰苦的环境凛然屹立，这正是《七月》最大的功绩。”［5］338

正是在对自己的办刊宗旨努力实践的过程中，胡风主办的《七月》、《希望》等刊物凝聚并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1954年写作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胡风十分自豪地说:《七月》和《希望》，和同时其他刊物比较，在青年中的影响要大些的，“那是因为在内容上尽可能的刊登反映生活斗争的作品，而且尽可能地不让旧的美感态度混进来麻痹了歪曲了读者的斗争感觉;也尽可能不让公式主义的作品混进来弄虚浮了读者的历史感受，这就比较能够使读者的朴素的斗争要求得到一些引发，受到一些锻炼，向斗争走进了一步”［5］321。因此，胡风强调应把启蒙注入救亡之中，反对文学简单地服从救亡斗争，他在编辑刊物的过程中，始终坚守“五四”精神的启蒙传统。正是为了坚持这一原则，胡风非常重视来自生活底层的青年作家，非常重视文坛中出现的新生力量，认为他们的感觉力还没有被同化和麻木，所以有时他们的作品还能使读者感受到一种健康和积极的气息。于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胡风的支持下，《七月》杂志上相继刊出了彭柏山、路翎、丘东平、田间、曹白等一大批年轻作家的富有战斗精神和激情的作品。

虽然胡风认为期刊编辑主体的独特文化追求之一便是期刊个性，但他同时指出，期刊内容文化选择方面的特点并不都是值得肯定的，还要结合刊物个性所体现出的社会意义来判断。例如，当时《礼拜六》等通俗文艺刊物主张文艺的消遣性、趣味性、娱乐性，胡风认为刊物编者游戏人生的态度没有能够脱出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此外，三十年代林语堂主编的杂志《论语》及其姊妹刊《人间世》，借助小品文创作提倡以幽默闲适的心态缓和阶级矛盾，但胡风认为林语堂所谓“幽默闲适”的外表下，消解了人民中间存在的对现状不满的情绪，其玩世嫉俗的表面色彩里面，本质是一种极其庸俗的“犬儒主义”，实际上是替投降主义作了准备。应该说，胡风所提倡的刊物独特个性，是有崇高原则和深远社会意义的个性。

胡风主编的《七月》和《希望》在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七月”文学流派的产生及其在文学上的伟大成就都与这两本杂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巨大的影响力，除了其内容的启蒙性与革命性而外，胡风独具一格的编辑思想和编辑方法对扩大其所编刊物的影响力的提升功不可没。直到现在，胡风当年所使用的一些卓有成效的编辑方法，对我们目前的报刊编辑工作仍然有极大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1］牛汉·散生漫笔［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

［2］王丽丽.胡风编辑策略中的异端因素［J］.学术月刊.2004，(11).

［3］金得存.胡风对七月作者群的培育［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4］胡风.胡风全集(第2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5］胡风.胡风全集(第5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6］胡风.胡风全集(第7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