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超

（浙江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阶段划分的新视角
——以新中国建立为分野

杜维超

（浙江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我国理论界传统上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视野限定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将五四运动作为划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两个传播阶段的分界线。本文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当代传播也纳入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范畴，并以新中国建立作为划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阶段的分界线。新中国建立前后社会背景的差异决定了其主要任务、传播方式的本质性区别。

马克思主义；传播；阶段

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阶段划分标准的新思路

我国理论界传统上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而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作为阶段划分的分界线，以五四运动之前为“早期译介”阶段，以五四运动之后为“广泛传播”阶段。

五四运动是我国现代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是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数量到内容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这种阶段划分标准自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以五四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两个传播阶段的分界线，其理论前提是把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史限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理论界似乎有一种默契，认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时期是新中国建立前，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而新中国建立后革命任务已经完成，马克思主义取得指导思想地位，对它的传播也就成为次要任务，主要任务成为对它的遵从和实践。我国绝大多数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论著也是按照这种思路撰写的，其内容都是截止到解放战争，即新中国建立前为止，而对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阶段，则主要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和实践。

实际上，“永恒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也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必然状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马克思主义在特定时间和具体空间的延伸和展开，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不断结合、不断丰富发展自身的进程，对这些丰富和发展后的新内容，决不能局限于少数精英的理论研究，而应当主动向民众传播，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直接指导。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当代决不能停顿，党的十七大提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十七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指出，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指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过程。

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传播视为一个永恒发展的过程，将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时期也包含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过程中，那么以新中国建立为分界线，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是一个新的可行思路。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是我国当代史的开端。在我国现代史向当代史演进历程中，我国社会背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包括：社会制度由半殖民地半封建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由民间思想转变为国家指导思想，其主题也从革命转为建设，这深刻的影响了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任务及传播方式，使之在两个阶段上出现了明显区别的特征。

二、建国前后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背景及主要任务差异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局限于书面的形而上理论空谈，而是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在不同的社会现实条件下，承担了不同的社会任务。

（一）建国前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背景及主要任务

新中国建立前，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基本社会背景是中国社会内部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主权遭到践踏，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国社会性质的这一根本性变化，是人们认识中国国情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向西方学习的原动力。

毛泽东说道：“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但他们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既无法清楚的认识和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又无法提出科学和可行的方案，都不能真正帮助中国人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担负着启蒙和救亡的历史任务，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

一战之后，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进一步激化了中国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从而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引导作用。

抗日战争中，抗日救亡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主题。党中央在延安制定了《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坚持在国统区的学生群体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制定了《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指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是宣传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党的纲领与主张，党的策略与战略，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和全国人民为革命在一定阶段内的彻底胜利而奋斗”；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为指导我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取得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看出，解放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社会背景就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主要动力就是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的革命要求，这也决定了解放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任务就是救亡图存，为社会革命提供指导思想理论。

（二）建国后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背景及主要任务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独立自主的新中国随之成立，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我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其主要使命是领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这势必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主要任务。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了革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的转变，规定了我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基本任务，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服务对象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向的开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纠正了文革的错误政策，做出了实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要求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开始减少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革命话语，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正式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也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不再纠缠于“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问题，更加务实和理性，更加注重发展和建设。

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之后又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党的十七大上，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提出了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开始试图为我国的社会转型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并更加紧密地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

解放后，由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国家获得独立，共产党获得执政权，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被推翻，我国的主要任务由阶级斗争转为社会主义建设，这使得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背景的最具标志性的转变就是社会发展的主题由“革命”转向了“建设”，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任务，也从指导中国的革命事业转变为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三、建国前后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的差异

本文所说的“传播方式”采取的是它的广义内涵，它是由我国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思想环境所决定的。相对与传播学理论中繁多的“传播模式”，它更具现实性，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具体的历史环境结合起来；相对于传播学中的“传播要素”，它更具宏观性，强调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具体细节放在对传播的宏观效果要求中考察。笔者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的考察，应集中在传播途径和传播媒介这两个重点上。

（一）传播途径的差异

建国前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主要是一种横向传播，它即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向中国国内的横向传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内向青年的横向传播。这与具体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执政者作为帝国主义、封建地主或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不会支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十月革命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知识分子受其鼓舞，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但一直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猜忌和迫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企图扼杀中国共产党，扑灭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势头；即使抗日战争期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的背景下，虽然中共出版物获准在国统区出版发行，但国民政府仍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不断打压，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颁布了《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等法令，查禁了大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印发的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6月的《取缔一览表》表明，其间共取缔查禁书刊961种。在这种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只能在民间横向地传播。

而建国后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则主要是一种被动性地纵向的传播。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由国外向国内传播的过程基本完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成为主要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背景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国的执政党，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被确立为我国的法定的指导思想，党和政府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发起者和主导者，在我国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党的重要任务，提出“用共产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党员和干部，教育广大群众......使人们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我国也在全社会各层级上建立起了完善的党团组织、政府机构和官方传媒，它们都成为马克思主义纵向传播的稳定渠道。在这个背景下，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必然是由党和政府主导、纵向进行的。

（二）传播媒介的差异

在前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所处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大众传媒尚未获得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通过传统的媒介，包括书籍、报刊、广播等。例如十月革命后，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平台；生活、新知、读书等进步书店出版了大量的包含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学、艺术、哲学书籍，在国统区流传甚广；抗战时期，在国统区成立了扬子江出版社、中国出版社等一批出版机构，坚持出版进步书籍，国民党中宣部曾对1936年7月到1938年6月之间武汉地区所有公开发行的书刊进行过逐一审查，宣称“无论书籍刊物，皆共党及左倾色彩占极大多数，尤以书籍为最。有关共党若将左倾及人民阵线者加在一起，已超过总出版量的二分之一以上，影响亦殊骇人。”充分说明了书籍是对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主要媒介；1940年中共在延安成立了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音，坚持对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

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环境变化剧烈，手段空前多样化、快速化、全面化。随着电视和卫星信号的出现，由于电视相对广播的更强烈的真实感、现场感、参与感，大众传媒空前发达；而随着上世纪末因特网的出现，信息传播的手段更是突破了时间、空间、语言的限制，有了革命性的突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媒介也日益丰富。在电视媒体上，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各级电视台成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前沿阵地，发挥了电视受众数量多、直观易接受的特点，在《新闻联播》等核心栏目及时播发权威理论杂志重要文章、主要报刊社论，并适时配发评论，有效的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在网络上，充分发挥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在理论宣传普及中的作用，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新媒体平台，掌握网上思想理论的话语权、主导权，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宣传普及，使其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坚强阵地。

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视为一个跨越革命和建设阶段、连续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考察，以新中国的建立作为前后对比的时间节点，由于社会背景的根本差异，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两个阶段的主要任务、传播方式也产生了本质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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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祖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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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2004／ES（2011）01－0006－04

2010-12-06

杜维超，男，浙江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道德教育，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