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林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

从诗意到失意的突围
——由《沧浪之水》与《风雅颂》中洞窥当今知识分子的存在困境

李二林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

《沧浪之水》与《风雅颂》都是当代基于知识分子命题的小说，同时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境遇日渐成为一个深刻的话题。通过对这两部小说的分析，可见知识分子在当今的尴尬角色和矛盾的精神性。他们都处在理想的人格建构和失意的生存际遇之间的生存突围和作为失根的灵魂漂泊者的精神突围中，而这种突围却始终存在着相悖的立场，即本质上它是严正和荒诞同时存在的意义伪循环。由此生发开去对知识分子的探讨，也最终成为对人性探讨的一个必然过程。

知识分子；生存突围；精神突围

2003年出版的阎真的《沧浪之水》通过对医学院学生池大为面对利益化、市场化的社会生活经历的叙述，深刻解析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困惑，并引起一场关于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小心翼翼而又遮遮掩掩、意犹未尽的讨论。2008年出版的阎连科的《风雅颂》则是通过清燕大学副教授杨科辗转腾挪的逃遁、追索，在意图探求知识分子可选路径的过程中不经意触碰了一种深度的绝望。不难想象今天的知识分子，在社会极大繁盛的亢奋中，已然遭遇了艰难的困境。

一、生存突围：在理想的人格建构和失意的生存际遇之间

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是文化现象而多于社会现象的一个概念。这种特殊性在为知识分子的概念所指获得足够延展空间的同时，也以隐遁的方式消除了这个概念对存在硬朗的规定性。对知识的投诚与对道德、德行的恭行也许本身就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最终成为大时代对知识分子解构和戏弄的突破口。对知识的敬畏不再存在的时候，知识分子的崇敬色彩就面临必然的质疑，消解神圣几乎也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今天的知识分子正在最大限度地体会着迷失的困顿，体会着失去自我身份的癫狂，《风雅颂》中的杨科就是其中之一，或者说，胆敢以知识分子自诩的人，能够有勇气来称道自己的身份感的“知识分子”都是杨科，以及终将成为杨科。而《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最终选择了对这种貌似崇高的身份的坚持，他必须明白天下千秋与一己之私的区别，然而，这种告别却如此深刻。“儿子是俗骨凡胎，也不可能以下地狱的决心去追求那些被时间规定了不可能的东西……”实际上对池大为来说正是他介入了对知识分子的守候当中，他才会以放弃去践行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但是也必然放弃了对所谓意义的坚守。

在这里，知识不仅包容了学理、文化，同时也凝聚了道德、传统、文化、教养。但是行至现在，道德已经不再能支撑作为知识分子对理想的想象，甚至出现了颠覆的可能。知识分子对自我的建构已经失去了依托，在对社会理想和道德的整合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发现了一种断裂，天人合一的理想不再现实，甚至理想都不再现实。如何做到自身建构和社会存在的齐整，在知识分子严正身份的意味当中无限贴近社会现实？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意味着对道德坚守的怀疑，像池大为。知识分子是一个理想化的角色，在获得对现实庸常的超越的同时，它自身也就包含了面对现实的沉重。

“诗意的栖居”从来都是知识分子的理想，知识的严谨和想象是他们以为对理想最有力的捍卫途径。在生存秩序的干预下，他们将理想转化为对抗现实的武器，在暴戾的争斗中理想自行，放逐自我，知识成为单纯的工具，知识分子也就不再有任何的意义。就文学而言，工具的属性已经不再能承载文学的自由，所以，只能陨落。而诸如知识分子之现代性的精神追求难以与历史的宿命抗衡的解释俨然已经不能自足。也许我们只能说是这个大时代加速了知识分子的困境，现实世界的物欲横流和现实路径恰恰不再要为知识的或者文学的阉割做出忏悔和承担。

二、精神突围：作为失根的灵魂漂泊者的知识分子

在面对世界的纷繁复杂的时候，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回到对自身精神的诉求、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反省和追溯。但是，几乎所有动作都同时以深重的方式意味着灵魂的迷失。不管是阎真还是阎连科，他们在面对知识分子精神追问的时候都绝望于找到一种途径。要么是放弃知识分子的“身段”加入到世俗污秽的行列，要么像杨科一样以癫狂的方式自绝或悬而未决。这或许也是一种战斗的方式，如鲁迅笔下的魏连殳，“我已经躬行了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在《沧浪之水》中池大为找到了孔子，找到了他父亲池永昶，找到了往古的圣贤。在父辈的旗帜下，他誓言“我注定要为天下，而不只是为自己活着”。然而最终，他看到，“孔子是讲小人的，可市场和权力场只讲强者和弱者。孔子死了，高贵和卑贱的区别已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抹平，而强者和弱者的差异却是如此明显。”同样在《风雅颂》中，《诗经》作为全书的一个基点在不断地比照今天人们的面孔和表情。如果说《沧浪之水》在进行知识分子自省的过程中还尚有坚持，那么在《风雅颂》中，作者俨然不再相信任何坚守的意义，而是发出冷笑。“学问的关键，在于如何放弃，如何妥协，如何坚持必须的共谋……”家庭的意义不再值得相信，爱情的意义不再值得相信，事业的意义不再成立，就连家乡的对他的原宥也随之消失，那么作为知识分子所能做的就只有大义凛然的逃遁，同时以戏谑的方式获得重生——不再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而以人的不加阻拒的人性面对世界。

《沧浪之水》中池大为不管是坚持还是攻陷其知识分子身份所用的筹码都是孔子。孔子作为一种精神象征，作为一种生命意义的维系而支撑他们以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存在。这种使命感使得他们在面对今天、面对现实的时候表现出一种牺牲的满足感，生命的价值遂得以体现。但是同时，对精神的坚守也让他们必然获得比照现实的失空，在不断地自我征询、自我求证中，在现实延展的诱惑中产生对使命感的怀疑。而在《风雅颂》中当杨科风尘仆仆拎着他用五年时间、殚精竭虑写就的新著《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源的探究》和表功讨赏的心情回到现实中的时候，他对精神的诉求并没有给他面对惨烈荒诞现实情节时自我碎裂的安抚和勇敢的力量支撑。面对妻子与人通奸的事实，杨科跪下了，“跪得猛烈有力，像倒下的一棵树要征服一座山”……在作者看来，知识分子的困惑同时是“没有宗教，没有家园的汉民族对安放灵魂的家园永远的寻找，是人类对自己丢失家园后的一种精神迷茫。”我恍然发现在这种精致表述中的极大讽刺意味，《诗经》作为杨科实质上的精神根砥被逐渐消解，与杨科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身份意识的钝化形成同步的比照。然而，杨科却在逃亡的路上找到了真正的诗经古城，在这里终结了他的理想和所有生命存在的意义。诗经古城，与在它的陈迹上集结的知识分子一样，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注定成为一种逼仄的纪念。即便如此，这也只是源于作者的仁慈。

孔子和《诗经》，作为知识分子立场的一个标示，一种标杆，被知识分子自身加以虚化。选择本身就预设了疏离，也就造成最终的知识分子身份的尴尬。他们处在永远的选择当中，永远的犹疑，永远的不能释怀；然而，正是这种不能释怀滋养着人对世界的纯然的想象。

三、关于突围之悖论的本质：严正和荒诞同时存在的意义伪循环

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用智慧撑起的是对真理的信仰，然而当寻找真理的意义消失，那么信仰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既然一切都是相对的，知识分子也就最终回归到人，回归到人性。在人性的范畴里，没有什么是不能理解的，人就等于世界，代表着所有未尽的可能。在每一个宽容背后都是对善恶的消解。于是，我们终于发现自己身处一片莽原之中，我们质疑我们的初衷，包括质疑我们自己。然而谁能给定质疑的价值？在这种尴尬中我们别无选择地尴尬，将选择和犹疑当做可以经营的对象来支撑生活。

在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中永远存在着一种辩证。辩证的前提即是“我”与世界的对立，“我”于存在中分离而出，作为一种感知的触角，“我”是自足的，同时是开放的。“我”的存在是对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践行，所以这种对立就转化成了知识分子与世界的对立，这是“我”的泛化的过程，也是作为人的自我的必然扩张，所以这种对立同时也就是“我”与他人的对立。在对人性的探讨中继而将他人内化到人以及人性的范畴，在对人性的规约中恳切到自身，所以就是“我”与人的对立，从人与他物的关系推衍到人与世界，最后回到自身，即以“‘我’与世界”的关系回归完成对存在思考的循环。在这个循环当中，“我”是逐渐萎缩的，不管从知识分子到人是一种进步还是退守，都意味着自我意识的削弱，但是就是这种削弱恰恰出自于对“我”的强势的证明企图。所以，这个循环就预设了悲剧的基调，并且邀入或者析出了宿命的意味。

“知识分子”的概念确立同时，也确立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人对知识占有的优越性以默认的方式进行的消解，和对智慧思考的平庸化努力。在知识分子的范畴里是精英的覆没，对生命抒写的方向成为一种漠然的状态，它结构一直被追索的永恒，尽管这个永恒是个伪永恒。知识分子从依靠理想来对抗并构造生活的诗意突围已然走向了面对现实无所适从的失意状态，“突围”成了一个口号。但“突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使命，如果说对普通人来说只是一种选择的话。只是，在今天对知识分子来说，是遭遇了更大的突围使命，还是已然解除了突围的使命却是未知的。

［1］ 阎真．沧浪之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 鲁迅．孤独者［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阎连科．风雅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4］ 景凯旋．何谓知识分子［J］．书屋，2006（5）．

［5］ 王卫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石柏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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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8275（2011）01－0076－02

2010－11－03

李二林（1986－），女，山西大同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