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颖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论《上海屋檐下》阴暗调子下的“光明”

陈国颖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创作道路上的一部力作。在这部作品中，夏衍以他独有的精炼笔触概括地勾勒出了一个可诅咒的时代风貌，并借此黑暗时代的破败，反映出一个伟大时代即将诞生，从而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纵观这部剧作，其中虽带有浓厚的阴郁色彩，但却处处不乏光明的气息。

夏衍；《上海屋檐下》；阴暗；光明

创作于1937年初的三幕话剧《上海屋檐下》是夏衍创作的一大转折点。可以说，从《上海屋檐下》开始，夏衍的创作由历史题材转向了现实题材；把目光由英雄和传奇人物转向投注到平凡的老百姓上，努力关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揭示社会发展的趋势规律。在《上海屋檐下》，夏衍透过上海里弄中他所熟悉的楼房结构和黄梅时节的阴雨，描写了五户市民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时时笼罩着淡淡的忧郁和无奈的氛围。可是细细读来，我们会发现在阴郁灰暗的笔调下，处处流露着“光明”的气息。

一、光明来临前的阴暗

黑暗破败的事物只有腐化殆尽才有新生，而一个新时代到来之前的旧时代总是最黑暗、最腐败、最让人窒息的。从《上海屋檐下》创作的时代来看，它脱离不了阴郁的基调。剧中处处展现了死水一般阴暗的生活场面，并且在这阴暗、沉闷的环境中，还夹杂着人们的叹息、呻吟、哭泣、愤怒。作者颇费苦心，把上海小市民生活中遇到的种种辛酸苦事尽量收集拢来，组织到五户人家中。这里有住在披灶间的小学教员赵振宇一家，这一家仅靠赵振宇“几毛钱一点钟的功课”的微薄收入艰辛度日，勉强维持生活；有住在亭子间的失了业的洋行小职员黄家楣一家，由于黄家楣不肯伺候买办和外国老板，而只能失业，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有住在客堂间的二房东林志成一家，这一家虽然每月收入稳定，但也备受压迫，身为下级职员的林志成不得不常常忍受上级的训骂而牢骚连天；有住在前楼不堪生活重负沦落风尘的弃妇施小宝，她受流氓威胁，孤立无援，独自承受着屈辱苟且生活；还有住在阁楼上的老报贩“李陵碑”，他的儿子死于“一·二八”事变，他精神失常，饥一顿饱一顿，孤苦无依。这便是身处抗战爆发前的屋檐下五户上海小市民的生活写照。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风貌，此时大的环境是中国正经历着内忧外患，对内经历了西安事变政局更加动荡，对外面临着野心勃勃、正欲进一步鲸吞整个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上海地区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到的冲击最为猛烈。高压的时局是造成人们生活困苦的根源，社会上失业情况严重，人们生活普遍困难。剧中有一段赵振宇的话大概能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唔，吃一行怨一行，这是古话。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像您这样的能够在一个厂里做上这么五六年，总已经算不错啦，像我们这样的生活，比上固然不足，可是比下还是有余……（指着报上的记事）上海有千千万万的人没饭吃，和他们比一下……”这里明显地表露出在当时高压黑暗的环境下，人们只期盼能有口饭吃。夏衍有意选择抗战前期上海里弄同一屋檐下一群小人物作为写作对象无疑是带有典型意义的。夏衍并不是着手以环境衬托人物，相反，夏衍是借人物来反映整个时代环境。夏衍曾在《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中提到剧本的时代气氛，他说“在三五、三六年，政治空气很紧张，中国革命犯了几次路线上的错误，我们的队伍受到了损失，党在白区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在白区的力量几乎全部垮台。上海地区尤为困难，这种困难的情况整整继续了近十年……”［1］184。所以夏衍就是要通过一幢普通楼房的横断面，反映整个社会的广阔生活画面，暗指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当时危机四伏的阴暗面貌。同时也引起人们心灵的激荡，渴求新时代的来临。的确，在新的时代光明到来之前，黑暗仍会存在。只要这黑暗存在，迟早会激起人们的反抗，越是黑暗，人们反抗的就越强烈，旧时代的覆灭就会越彻底。

二、黑暗中的人性之光

戏剧的高潮部分莫过于匡复的出现。他的出现，使他、他的妻子杨彩玉和他的好友林志成都陷入了巨大的矛盾痛苦中，正是这种巨大的矛盾把剧中人物推到了感情、道义、良知的风口浪尖上。匡复，十年前因追求革命而锒铛入狱，十年后出狱前来寻找妻女，以恢复往日生活，这是人之常情，他没有错。林志成在匡复被捕后，毅然救助好友的妻女。他足足等了匡复三年，而且想凑一笔整钱交给杨彩玉，可是患难中产生的真情让二人再也分不开了，二人同居了。这决不能以乘人之危视之，李志成没有错。杨彩玉是大革命时期的叛逆女性，匡复被捕之前，她同样具有高涨的革命热情，可是匡复被捕后，在没有生计来源、母女无依无靠的情况下，与林志成结为患难伴侣，由对革命热情的向往转为对平静安稳的家庭生活的固守，从她的处境考虑，她的选择也无可非议。十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匡复、林志成、杨彩玉面对的是尴尬的处境，但他们三个却都明白，造成这种情感悲剧的根源是动荡的社会时局。在这矛盾的最高潮，人物之间本应发生激烈的冲突，但夏衍却并没有表现他们的互相指责、激烈的对白，相反，却以冷静的笔触描写他们处处自责，处处为别人着想，充分展示了人性之光。这时的匡复同情林志成和自己妻子的遭遇，体恤其沉重的精神负担，最后他选择毅然离开：“我离开你们决不是消极的逃避，我决不使你们失望，朋友，勇敢地活下去，再会！”这不但凸显了人性中的光辉还为整个剧情带来了一抹亮丽的色彩。林志成在内心也是痛恨自己，“当匡复重新出现在面前，他对忍辱屈从的‘狗’与‘牛’的生活终于采取了反抗的态度，尽管从此将失掉职业，但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可贵的东西，令人高兴地看到十年前的某些革命热情又在他的身上萌发出来”［2］15。剧中也表现出他毅然决然地想出走以成全朋友的幸福，说明他不是只顾自己、不通人情的个人主义者，我们也从中看到了林志成的人性之光。至于杨彩玉，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批判她的狭隘思想，但她毕竟有对匡复的真爱、有对林志成的感激与不舍，所以从人性的角度看，她也具有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在这黑暗的社会中，在这梅雨连绵的烦闷氛围下，这些人性之光多少为这些剧中人物增添了光彩。让大家感到黑暗的现实生活并没有蒙昧住人们的心，只要有这些人性之光的照耀，未来时代的道路必将是光明的。

三、黑暗中的光明预示

夏衍将人物置身于黑暗沉闷的梅雨天。“连绵不断的黄梅雨不仅让人联想到黄梅天气般的政治气候，而且极为密切地影响了所有登场人物的语言行动和内心活动，甚至影响他们的命运”［3］66。夏衍通过对梅雨的描写将生活环境与人物有机地溶为一体，再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然而夏衍却又以非常手法在黑暗的环境中加入了些许亮色，让人在黑暗的世界中存有光明的希望。匡复的冒雨离去也正意味着他经过阵痛后勇敢地迎着革命的风雨前行，这使人们想到《海燕》中的话“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风雨会使他更加清醒，更坚定他为解救受难的人而努力，也正如林志成想的那样“他一定也会很勇敢地为着我们这些受难的人……”话语之间不言自明。

我们不否认阴晦、压抑是该剧的基调，它让人感受到特定时代环境下小人物苦苦挣扎的不幸。但是正如阴雨之后总还是要透出阳光一样，沉闷阴晦的氛围也总会有光明出现。就黄家楣一家来说，虽然到上海见儿子孙子的黄父，见到的却是儿子的窘迫和艰难，但他没有丧失希望，他说“抱过孙儿，为人一世，也可以……哈哈……”于是他悄悄把仅有的几块血汗钱也偷偷地塞在孙子怀中，他坚信他的下一代会过上好生活，能够出人头地。而且在剧中尽管面对着梅雨天气赵振宇也乐观地说道“愁什么，尽下，总有一天会睛的”。通读整个剧本，我们还会发现，其中穿插了不少孩子们充满生气和希望的嘹亮歌声，如“跌倒了我会自个儿爬”，“我不怕，我不怕！钉子越碰胆越大！”在剧作的最后，在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烛光下，映衬出了含泪微笑的人生图景，众人合唱“我们都是勇敢的小娃娃，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从代表未来的孩子们的歌声，到被感召而奋发的人们的歌声，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的色彩，从而坚信阳光终究会出现的，苦难的日子必将过去，希望在不远的将来。

与其它的剧作相比，《上海屋檐下》没有曲折起落的情节、紧张的矛盾冲突，也没有强烈的戏剧动作和热闹的场面，作者把握平凡生活下的潜流，只撷取一朵小浪花，折射世态众生相，展现人物生活命运，发掘社会前进的规律，用客观而不动声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原生态的社会图景。使我们深深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呼声。这呼声是冷静而坚毅的，它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坚信，新时代必将给人们带来光明，希望的黎明已经悄悄来临。

［1］会林，等.夏衍研究资料·谈《上海屋檐下》创作［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2］严肃.中国抗战戏剧的嚆矢——夏衍《上海屋檐下》研究［J］.四川戏剧，2005（02）.

［3］朱云才.论《上海屋檐下》的抒情氛围［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01）.

I206.6

A

1671-8275（2011）01-0074-02

2010-10-25

陈国颖（1984-），女，黑龙江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文学与文化。

之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