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琳

(军事经济学院基础部,湖北武汉430035)

文学创作,从一定意义上讲,映现着一个民族伟大而痛苦的文化历史,渗透着作家这一文化主体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思索,对自我身份意识的坚守。在动态变化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身份意识的综合体现,置身于文学创作中,它不仅标示着文化变化的本质体征,而且显示出文学创作者对时代呼声的回应。

作为一位有独识思想的作家,鲁迅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从事文学创作。在白话小说中,他不仅塑造了具有传统文化特殊表征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而且塑造了努力寻求与传统精神断乳、与现代文明接轨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二者矛盾交织在特殊的转型期文化空间里,在动态的比照中,不仅对知识分子的开掘“是显示灵魂的深的”[1]14,展示了社会文化的动态变化,而且在现代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困惑中,流露出作家对于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与坚守。这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又便于启发后人对知识分子的命运及前途进行理性的思考。

一、迷失个性的传统知识分子

一个社会在其常态运行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浸染,使中国形成了一种依赖封建传统和伦理道德规范的特殊文化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知识分子普遍形成一种“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文人心态,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其根本的精神诉求和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体现。因此,传统知识分子争相依附封建等级体制这张“皮”,最终失去了作为“人”的存在资格与生存价值。无论是鲁四老爷、丁举人、赵太爷、七大人之类的等级制度的荫附者,还是孔乙己、陈士成之类的文化体制的殉葬品,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或冷酷虚伪,或陈腐愚昧的文化特质,具有一种对权力和政治的依赖性,因此,“无个性就是他们的个性,无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2]。

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阻断了传统的科举出仕之路,特殊的社会转型期迫使知识分子撕掉传统社会加在自己身上的标签,去思考“我是谁”,故,传统知识分子群体在特殊的文化语境里走向分化。

在社会文化导致的集体分化中,为圣贤古训、祖宗成法束缚的传统知识分子要么像七大人一样把玩着“水浸银”摆摆谱儿,像鲁四老爷、赵太爷们一样借机耍耍威风,他们固守着封建文化营垒,以静观其变的态度注视社会形势的急遽变化,在小范围里发挥其影响力,因为“愈是落后且在竞争中遭遇挫折的文明,就愈是习惯于从陈旧的记忆中寻求往昔的荣光,以此作为心理上的补偿,谋求一种新的平衡。抱着封建的僵尸去汲取营养,且能成为一种社会流行”。[3]要么就在无所适从的固守中像陈士成一样自取“灭亡”。传统知识分子分化蜕变中来自精神的失落与彷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个阶层没有能力去认识自身,去获得一种觉悟,该阶层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要由掌权者告知,这是典型的前现代社会的特征”。[4]17720世纪初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必将冲击他们固守的精神文化价值体系,使其既没有可以永恒依附的“皮”,更没有可以横行一世的威风,取而代之的是在游离中走向分化,消散其传统的影响力。鲁迅在小说中通过对传统知识分子微妙的心理行为予以鲜明而强烈的文明批判来彰显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与现实立场。

二、寻求自我的现代知识分子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呈现出“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现代知识分子在对中心文化的研究与反思中认识到欧美之强“根柢在人”,近代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柢也在“人”的道理,由此提出重建国民精神、重塑民族性格的问题。这击中了封建文化的要害,触动了封建文化的根基,首次动摇了中国封建文化几千年一统天下的局面,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潮流。因此,也就有了鲁迅小说中一批形象、性格各异的现代知识分子。

鲁迅的小说中,无论是狂人、吕纬甫、魏连殳、子君、涓生等悲剧命运的主人公,还是“我”这个精心设置的现代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见证者与反思者,甚或两种文化夹缝中生活的假洋鬼子,他们虽受过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但是,当整个社会文化开始趋新而变时,他们均以思变的文明批判者姿态积极追求自身与传统的精神断乳,努力实现自我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建,用特有的文化身份体征回应时代的呼声。

然而,传统文化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新的社会转型也不可能一改即变。在“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的新旧对立中[5]274,现代知识分子理想追求和本体生存的失败使之无法找到出路,最终在深感自身渺小的意念中或选择守望,或选择入流,或走向死亡,铸就了其作为秩序话语转变中“过渡人”的身份特质:不仅被依旧存在的传统秩序话语排斥甚至抵制,而且无法消除自身身份带来的与被启蒙者的隔膜。因而,在对传统知识分子所承载的传统文化进行鲜明的文明批判意识中,现代知识分子又流露出悲凉孤独意识。鲁迅借此深刻地暗示:文化多元的社会转型语境中,现代知识分子的思变理念、改革思想必须突破“过渡人”的身份束缚,只有在自我审视与批判中突破精神与行为的困窘,才能开启中国的现代意识。

三、现代与传统纠葛中的困惑

通过两类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作家,鲁迅将传统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分子并置在一个动态的社会文化转型期里呈现,在宏观的把握与理性的思考中试图“以小说参与历史”,引导我们对现代知识分子做一种清醒的文化身份定位和价值判断。

显然,共同置身于20世纪社会文化转型空间里的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都还未找到理想的出路。尽管社会文化的总体趋势是打破传统束缚,建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但是,新旧交替的文学性体现即是:两类知识分子矛盾交织的文学局面不仅可以展示转型期两种文化并峙纠葛的现状,更能体现知识分子成长历程中既背负着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肩负着现代启蒙运动历史使命的艰难困境,使包括作家在内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意识呈现出多元交织的特质。

其一,在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对时代与社会的忧患意识使现代知识分子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方向,成为新时代诞生的探路者。在20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中,他们面对麻木不仁的大众和动荡危难的时局,以对传统强烈的批判意识去努力营造一种变革的氛围,引导大众实现思想与行为的根本性变化。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从鲁迅笔下的“狂人”开始,“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们纷纷怀着救国救民的热望和彻底的否定精神,以一种奉献自己的悲壮去面向生活”。[6]349

其二,在社会文化转型中,“过渡人”的身份使现代知识分子在强烈的批判意识中产生挥之不去的孤独与悲凉意识。当时,虽不存在科举一说,但是知识分子留洋也好,接受新思潮也罢,都被视为非正途而倍受歧视与压抑,加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发展程度,远远无法提供足够的位置与就业机会,来吸纳纷至沓来的从新式学堂中毕业和留学归来的青年知识分子”[7]234,因而带来现代知识分子生存的挫败感和空虚感,产生了与现实隔膜的孤独与悲凉意识,久而久之就会对离开传统政治与权力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也因此,鲁迅的小说中就存在现代知识分子回归传统政治与权力的现象。

其三,除生存危机带来的孤独与悲凉感外,现代知识分子内心还存在一种来自于对社会改革现状的隔膜感。传统社会观念使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鸿沟,这是现代启蒙任务的重大阻力。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无法突破自身身份的局限,充分融入到劳动人民中体现启蒙的价值;另一方面,深受传统思想束缚的劳动人民也因知识话语能力的差异不能实现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深刻理解。二者之间的暂时性隔膜使现代知识分子“以文化启蒙的软性浸透方式去开启中国人的现代意识”的社会理想无法实现[8]110,这同样给其带来悲凉孤独的文化身份体验。因而,在鲁迅小说中出现最频繁的场景就是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悲哀与无奈。

上述对于现代知识分子剖析的深刻性来源于作家本身就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同样生活、成长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在时代文化气息的浸染中,鲁迅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子自觉的文化身份意识。一方面,留学日本让他大量涉猎西方文化思想,逐步确立有别于传统的“立人”思想——“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5]57,并且一生都致力于这项尊个性、张精神的启蒙事业;另一方面,作为觉醒于中国20世纪黑暗的铁屋子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也深刻体会到由觉醒而来的孤独与悲凉:“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的很了。”[9]455这种来自心灵的悲凉与孤独感正应和了时代带给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体验。因此,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鲁迅,在小说中塑造现代知识分子形象时就打上了深深的时代文化印记。在作品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知识分子身上特定时期的文化身份意识痕迹,而且能够从部分带有自叙传性质的作品中,看到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鲁迅自觉的文化身份意识追求。因为,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作家鲁迅本身,都无法改变现代知识分子对这一明确的文化身份的认同感。

四、结 语

综上分析,我们不难做出判断,20世纪初的社会文化转型期以特殊的历史文化性质,带给现代知识分子的不仅是强烈的批判意识,还有挥之不去的悲凉孤独意识,因为从文化的角度讲中国现代转型期本身就充斥着一个话题——“探索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及其自身的矛盾与局限性”[6]349。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鲁迅,其文化身份意识的形成其实是一种漫长的心理认知过程,他通过小说较为全面地展示了现代知识分子自我身份定位上的特殊时代性,也展示了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体验上由民族走向世界的自觉过程。

今天当我们回味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时,无疑会获得有关知识分子研究的社会学启示:一方面,在中国20世纪初的社会转型期里,面对来自文化转型的冲击,无论是传统知识分子,还是现代知识分子,都存在着对政治与权力的复杂情感,它或许正如毛泽东的“皮毛理论”所说的那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另一方面,无论在传统的同质性社会环境中,还是在异质的现代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在没有充分认清自我的前提下,其批判反思意义、启蒙终极意义都是值得质疑的关键问题,正如曼海姆所说,知识分子“首先应该认清自己的局限性和潜在力”[4]182,唯此,才不至于在现实文化环境中产生疏离与孤独感。这也正是当下我们进行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核心所在——给知识分子一种清醒的身份定位和价值判断。

也许,一位作家的小说创作不能透析问题的根本深度,但是,当我们尝试性地以管中见豹的手法去认识一个特殊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时,却能够获得有关该问题的审美性乃至社会性认识效果,这或许正是将身份研究融入到文学研究中的积极意义。

[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易芳.舞台上的孤独与舞台下的孤独——鲁迅笔下知识分子的分类与解读[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6).

[3] 苏全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型问题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4] 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5] 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 乐黛云.跨文化之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8] 宋建华.前瞻性理念——三维视角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9] 鲁迅全集:第4卷[J].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