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吉鹏,王慧敏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鲁迅被称为“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灵魂”,不仅在于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更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作为中国思想界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有着无法言说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其形成不仅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有关。荆楚大地上孕育了绚烂的思想精华,培养了一大批思想家和政治家。道家代表老子、庄子,儒家代表荀子,堪称先秦时期哲学界的主流。农家代表人物许行提倡神农说,其主张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时嫉恶如仇的伍子胥,晚清一身正气的左宗棠,都是楚人杰出的代表。在对荆楚先贤的评述和研究中,他们的思想也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渗透到鲁迅的文本中和生命里。

一

荆楚多才,我国古代从先秦到战国,就有“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各个学派中,楚人或是其主要代言人,或是创立者。他们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辉煌成就,但也有着不可避免的消极因素。鲁迅在对其研究过程中,给出了多角度的理性论述和客观的评价。

荆楚先贤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鲁迅在对其思想特色中精髓的把握是独到而深刻的。道家学派创立人老子,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写道:“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楚人,盖生于周灵王初(约西历纪元前570),尝为守藏室之史,见周之衰,遂去,至关,为关令尹喜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也。”[1]373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提出“道”是天地万物之始,君主以“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正因为老子的“无为”思想经过几千年的衍化成了中国人骨子里卑劣的一面,所以鲁迅才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2]365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学思想,“尚无为,贵虚无”,但作为清醒的社会观察者,庄子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鲁迅眼中的庄子是桀骜不驯和特立独行的,这种人格魅力正是鲁迅一直希冀在诸多历史人物中寻找的质素。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总结道:“战国之世,言道术既有庄周之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陵轹诸子”[1]373,对于庄子在先秦思想文化史上的杰出贡献给予充分肯定。

儒家学派虽非楚人所创,但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孙氏之儒为荀子所创。荀子虽为齐人,但他居楚约近二十年,还担任过楚兰陵令,其著述是在楚国完成的,当受到楚国思想文化的浸润。荀子主张“化性起伪”,提出“学不可以已”,通过人为的努力即后天的教育及政治措施来改变、抑制人性的恶,这与鲁迅希冀借助教育“救救孩子”的启蒙国民之思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在对待任何文化遗产方面,都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鲁迅对荆楚先贤思想中的“精华”进行吸收和肯定的同时,也对其中的消极因素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老子的“天道自然”,“无为而治”,引入人类社会领域,就是要人们安于命运,无求无争。他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以美化远古社会的幻想来反对正在取代奴隶制而确立的封建社会秩序,使人民回到无知无欲的混沌状态。这在鲁迅笔下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他称老子是“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3]540,并说“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他并无同情”。

鲁迅对庄子批判得最多的是其“不谴是非”、“外生死”、“无终始”的思想,这也是因为庄子相对主义本身存在的问题,他说:“就是庄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里,历举了别人的缺失,以他的‘无是非’轻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吗?要不然,一部《庄子》,只要‘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写完了。”[4]308他反对青年读《庄子》,是因为反对庄子“尚无为,贵虚无”的出世说,认为社会的进步需要的是埋头苦干的人。

对于荀子代表的儒家学说,鲁迅认为他们不过是统治阶级用来统治民众的工具,“帮闲”的文人。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写道:“(荀子)亦作赋,《汉书》云十篇,今有五篇在《荀子》中,曰《礼》,曰《知》,曰《云》,曰《蚕》,曰《箴》,臣以隐语设问 ,而王以隐语解之,文亦朴质,概为四言,与楚声不类。又有《佹诗》,实亦赋,言天下不治之意,即以遗春申君者,则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2]386这是鲁迅主要从文学角度对荀子的评价,他认为荀子的赋虽含讽谏之意,却是为统治者帮忙,终亦生不得帮忙之“牢愁之思”。鲁迅的一生,都是站在下层民众的角度,接受儒家济世情怀的同时,又努力地跳出怪圈,他希望自己能够真正地做到“帮忙”,而不是“帮闲”。

此外,楚地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鲁迅的一生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影响着他的思想形成。如春秋时的伍子胥,司马迁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称其是“楚人”,他的悲剧起源于为老不尊,宠幸小人的楚平王,也就是那个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威。楚平王因大臣伍奢对他娶儿媳有异议,将伍奢伍尚父子斩于市曹。父兄的冤死,毁灭了伍子胥作一个忠臣孝子的志向,飞来的横祸,激活了他叛逆抗争的细胞。在流亡17年终于踏平楚地后,又“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伍子胥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复仇第一人,伍子胥的形象,也作为鲁迅作品中“复仇”的代言。

晚清时的左宗棠,本是一介文人,却是一个为政而活的文人,他的一生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系在心中。他主张用战争换和平,用战争维护国家的统一,收复新疆的强硬主张,终于得到了两宫皇太后的首肯。鲁迅在其杂文《论照相之类》中曾提到“挂在壁上的框子里的照片:曾大人,李大人,左中堂……说这许多都是当今的大官,平‘长毛’的功臣,你应该学学他们”[5]192,借长辈之口说“应该学学他们”,他身上有“中国人的精神”。

二

荆楚先贤作为我国传统的文化资源,对鲁迅的影响直观地体现在其文本中。

首先,作为思想元素,荆楚先贤在鲁迅早期的论文中既作为一种论证的资源,也充当其批判的对象。其中老子、庄子是鲁迅最常提到的。《写在〈坟〉后面》中,鲁迅说:“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峻急,时而很随便。”这里的“峻急”指的是韩非,“随便”指的就是老庄的“虚无哲学”的影响。《华盖集·补白》中提到的“道门神主”指的就是孔子和老子。《十四年的“读经”》中“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指的就是《道德经》,其中有“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一类的话。《有趣的消息》中鲁迅说:“前人之勤,后人之乐。要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这里老聃是作为批判对象出现的,几千年的衍化使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成了国民的惰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中,针对创造社弱水对他的批判文章,鲁迅说:“其实所断定的先两回我的‘正直’,也还是死了已经两千年多年的老头子老聃先师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战略。”老子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其生活中,成为“论战”的策略。《“论语一年”》中:“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可见,老庄对鲁迅的深刻影响。

鲁迅在《豪语的折扣》中讲到“市上甲乙打架,输的大抵说‘我认得你的!’这是说,他将如伍子胥一般,誓必复仇的意思”。这里提到伍子胥,可见伍子胥在鲁迅的心目中,是与“复仇”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的。

其次,荆楚先贤还被作为素材运用到鲁迅的小说及诗歌创作中。《故事新编》中《出关》和《起死》两篇,是鲁迅以老庄为人物原型创造出来的反应当时社会生活与斗争的作品,在解析和批判中赋予其崭新的主题思想。鲁迅说:“那《出关》,其实是我对老子思想的批评,结末的关尹喜的几句话,是作者的本意,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去。”[6]36《出关》的前半部分,通过孔老相争和老子决心退走的事件,集中揭示了老子思想的核心和实质:“人们所需要的只是听任自然,不要强求,只有无为,才是无不为。”换句话说,老子所提倡的就是人们只能安于命运,安于现状,听任摆布。《出关》的后半部分,则偏重戳穿老子这种“无为而无不为”哲学的虚伪性、荒谬性,揭示其反动的阶级属性及社会作用。在作品中,老子完全是一个被批判被否定的人物,鲁迅不仅对他处处投以辛辣的嘲讽,不少地方,更加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尖刻的挖苦。

关于《起死》,有评论家称其为一幅“现代庄子的漫画像”。在写作《起死》前,鲁迅深刻地揭露了所谓的庄子思想:“我们如果到《庄子》中去找词汇,大概又可以遇着两句宝贝的教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记住了来做危急之际的护身符,似乎也不失为漂亮。然而这是只可暂时口说,难以永远实行的。”[4]308这里鲁迅指出,古代庄子的唯无是非观,本来就是充满矛盾的,至于那些现代庄子式的人物喜欢引用庄子的语言,不过是用来作为“危机之际的护身符”,就更带有明显的虚伪性。《起死》中的庄子,我们看不到那种消极、混世和追求精神解脱的失败者形象,相反,却是一个在官场中颇不寂寞且霸气十足的人物。可以看出,鲁迅是把他一生与之周旋过的各式现代庄子式的人物进行提炼集中,典型化为“庄子”的形象,为之描绘了一幅逼真的漫画像。

在鲁迅诗歌中,伍子胥的故事曾作为典故被运用,写于1933年底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中就有“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的句子,“伍相”指的就是伍子胥。这里借钱王偏霸一方,暴征苛税,伍子胥劝吴灭楚,却被吴王赐死,浮尸江中的典故来暗指当时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劝阻郁达夫迁居杭州。

再次,鲁迅的文章作为揭露现实和批判社会的武器,他笔下的荆楚先贤也被作为资源用来开展现实的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虚无主义、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蔓延泛滥,庄子的私淑弟子大有人在。鲁迅在《起死》中,把庄子放在一个生死攸关、贵贱分明、是非待辨的充满矛盾纠葛的环境里,使其当场出丑,对庄子式人物及其腐朽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暴露和批判。而《出关》是针对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旧中国反动统治者为了稳固其反动统治,复活和利用老子思想这一现象而作,批判的矛头就是指向这些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的。

三

鲁迅的思想体现在其文本中,透过他的作品,我们还看到,荆楚先贤与鲁迅,是有着跨越时空的精神相通的,鲁迅对这些传统思想既有着批判性的继承,也有一定的超越。

1.“虚无哲学”与“精神胜利法”。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对鲁迅的影响是颇深的,他们启迪了当时鲁迅对人性等问题的思考,启发了他的精神觉醒和思想建构。庄子的“虚无哲学”在受到鲁迅批判的同时,又不自觉地被认同,这构成了鲁迅独特的深刻和矛盾。《墓碣文》中“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正是这种矛盾与深思的体现,而与死尸的对话,又似乎与庄周梦蝶有着同样的内涵。道家主张“无为”,而在处理“无为”和主体价值实现的矛盾时,其途径之一就是建立主体精神优越性,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形成有效的自我说服和自足。在《阿Q正传》中,鲁迅就深刻剖析了“精神胜利法”在中国人身上的存在形式,而“精神胜利法”就是老庄思想的一种变体,其实质就是一个民族内心的卑怯。鲁迅通过对这种思想内质的关照,不断地进行自我解剖和对民族心理基因的分析,意在引起国人“疗救的注意”。

2.“逍遥”与自由人格。对于“自由”的认识,庄子可以说是最早关注人的自由的,他提出“自由”是人的本性,人本来就是自由的。他的“逍遥游”倡导一种人生的内在超越,从宗教角度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救赎方式,但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在鲁迅早期的论文中,他所认同的价值是:“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自由者也。”[7]52以此为基点,建立了自己的“立人”、“立国”的道术:“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鲁迅认为,人必须首先拥有独立自由的人格,才能够真正自立自强,国人人人如此,才能真正使整个国家强大起来。这与庄子所关注的人本身的“逍遥”是不同的,相对于庄子个人的救赎,鲁迅所倡导的自由人格更是一种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己任的责任感。

3.“民本”与“俯首甘为孺子牛”。中国古代向来提倡以民为本的仁爱思想,西周中后期,国人暴动,打破了周人“天”、“民”并重的观念,人本思想急剧上升,从而逐渐进入了“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人本”思想境界。就所见资料而言,荆楚地区最早出现这种民本思想,并在施政中付诸实践。楚武王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随国大夫季梁明确提出“民本”思想,他指出:“夫民,神之主也。”第一次把民的位置提到了神的前面。子文治楚时期,率先提出了“从政者以庇民”的政治思想。他认为在人民贫困的情况下,统治者“取富”就是取“死”,“逃富”则是“逃死”,楚庄王时,令尹孙叔敖的“士民”观也体现了这种民本思想。孙叔敖一向为官廉政忘私,乘坐的是破车老马,吃的是粗茶淡饭,菜也只是枯鱼而已。冬天穿的是很薄的裘衣,夏天则穿粗布做的衣服。他的俭朴、廉洁也正是他“不得罪于民”的民本思想的行为体现。楚庄王在征服庸人以后,经常以“民生之不易”来训导国人,教育国人发扬先君艰苦奋斗的精神,告诫官吏“民生之勤,勤则不匮”。战国中期,农家学派在楚国兴起,其代表人物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也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代表小农经济说话。传统的民本思想在鲁迅这里同样得到了继承,鲁迅不仅是“个人”的鲁迅,也是“民族”的鲁迅,他对下层民众的关注体现在他的各类文本中,尤其是以农民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他塑造的闰土、祥林嫂以及《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无不是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他为探求底层人民的生存出路奋斗一生,他说他“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正是鲁迅最真实的写照。

中国的历史上有鲁迅是一种奇迹,也是一种幸运。鲁迅的思想接受了古代先贤的浸染,体现着他的独到与深刻,同时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 鲁迅.书信﹒180820致许寿裳[M]//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鲁迅.《出关》的“关”[M]//鲁迅全集:第 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鲁迅.“文人相轻”[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鲁迅.论照相之类[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 鲁迅.书信[M]//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 鲁迅.文化偏至论[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