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唯物主义”“新”在何处

2011-08-15李金玲邓晓臻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4期

李金玲,邓晓臻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山东淄博255049)

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围绕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新”在何处展开了持续的讨论。可以说,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就“新”在:它抛弃了近代西方哲学制造的人不在场的、作为实体总和的对象世界,引入了人的感性活动的社会历史展开所展现的日常生活世界或者说社会存在,并赋予其本体的地位,实现了哲学本体论的变革;它抛弃了近代西方哲学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范式,引入了生存论范式,实现了哲学探索范式的变革;它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还以改变世界为己任,具有改变世界的新功能。

一、“新唯物主义”“新”在它实现了哲学本体论的变革

近年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有世界观理论是国内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马克思明确抛弃了近代西方哲学中人不在场的、作为实体总和的对象世界,引入了人的感性活动的社会历史展开所展现的日常生活世界或者说社会存在,并赋予它本体的地位。

其实,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抛弃了西方传统哲学中人不在场的对象世界,引入了人的对象化活动和由人的对象化活动展现的现实感性世界,实现了哲学探索对象的根本变革。[1]他已经认识到,正是对象化活动——异化劳动是它的异化形式——构成“可以直接感觉到的循环运动”。[2]130这样,存在显然就是人的存在,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展开所展现的社会生活过程。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存在总是指人不在场的物质世界及其实体,马克思则认为,“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2]95更具体地说,“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2]128基于对象化活动,马克思还对自在自然的观念进行了批判:“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178更确切地说,“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也就是说,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身所隐藏的神秘的意义而言,离开这些抽象概念并不同于这些抽象概念的自然界,就是无,即证明自己是虚无的无。它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抛弃的外在性的意义”。[2]179马克思进而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131“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2]128当然,由于私有财产,存在是异化的存在,在这样的存在中,人是异化的人,人的活动是异化劳动,人所创造的产品与人相对立,人的现实世界是异化的社会存在,甚至自然界也成为异化的、与人对立的自然界。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人的感性活动”代替“对象化活动”,明确用人的感性活动及其社会历史展开取代、驱逐了人不在场的对象世界,实现了本体论的变革。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批判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3]3这里表明两点,一是马克思不再把世界看作实体的总和,而是看作人的感性活动;二是他抛弃了单纯的认识论探索范式(后面再讨论)。马克思在第五条中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当作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3]4-5他在第九条中把旧唯物主义称为“直观的唯物主义”,并界定为“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3]5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赋予人的感性活动的元存在地位:“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活动”,[3]50“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3]48并且它本身就是人的感性活动,是人的感性活动的社会历史展开。在这里,自然界失去了它的自在性,那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3]50人的感性活动使自然成为人的感性活动的环境条件,成为人的存在因而是社会存在的组成内容。在这里,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实体范畴失去了它的对象性和抽象性,构成人的感性活动的材料、条件和环境,“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3]43一切生产资料、甚至自然界等社会资源都是存在者,它们作为个人能力的延伸、作为个人能力的对象化成果而存在;社会的消费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是存在者,它们不仅作为个人需要的对象而存在,也通过社会的交换分配关系进入个人消费而存在;社会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内容不仅作为人生存的文化观念环境而存在,还作为个人意识和个人价值观念选择、加工、过滤、吸收、组织和改造的对象而存在。存在者由于人的感性活动而存在,构成人的感性活动的组成内容,由于人的感性活动而处于有机的联系和关系中,并且都存在于人的感性活动所确立的社会分工合作过程、交换过程和分配消费过程以及社会交往过程中。在这里,人本身也是存在者,但这个存在者由于它的价值规定性而表现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与周围世界之间进行物质、信息、价值交换,人的感性活动使这个系统处于动态的过程中。空间是人的感性活动的社会展开空间,时间在个体意义上是人的感性活动的持续空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4]281在历史继承的意义上“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5]161人的感性活动的代际传承使时间融汇为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6]118-119“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3]51

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在本体论方面的变革是有一定认识的。有学者认为它的“新”不在于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而在于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范畴构成其理论基础和思维辐射轴心。[7]有学者认为它不是以实践为本的实践哲学或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而应该“把这种以人类性为根基的、以历史地发展变化着的人类世界为对象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称之为人类学唯物主义哲学”。[8]还有学者区分了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之“新”“不是在于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创立辩证的唯物主义;也不是抛弃物质本体论而创立实践本体论,或创立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在于仅仅把实践引进认识论,把实践理解为沟通、连接主观和客观的中介、桥梁,而是在于把作为意识现实对象、基础的感性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人们的存在、社会存在,也就是人们的实践,从而创立了从实践出发来理解问题的实践唯物主义,或广义历史唯物主义”。[9]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不是简单地回到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而是关于人的感性活动史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颠倒”在于把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活动史颠倒为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史,是关于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以及感性活动史的辩证法。[10]从本体论角度看,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新”在它抛弃了人不在场的对象世界,赋予了以人的感性活动及其社会历史展开为内容的日常生活世界或者说社会存在的本体地位,实现了哲学本体论的变革。我们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探索从抽象的世界转到社会历史领域,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本体论层次看不是转移而是用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存在取代、驱逐了抽象的对象世界,没有为客观物质世界留下任何地盘。

二、“新唯物主义”“新”在它实现了哲学探索范式的变革

与在本体论方面的变革相关联,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还“新”在,它抛弃了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范式,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起点,以“人的感性活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确立了以描述人的感性活动和社会生活过程为根本特征的生存论范式,实现了哲学探索范式的变革。

人是理性的动物,这是西方最深厚的文化传统。在这种文化传统中,西方哲学在古希腊预设了自然的本质和规律,在中世纪制造了天国和上帝,在近代制造了作为认识对象的实体世界即客观物质世界,人作为思维着的主体就是要把握自然的本质,体验上帝升入天国,达到对客观物质世界的真理性认识。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探索范式就是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范式(又称为对象性探索范式)。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范式背后的“理性人”进行了批判。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理性”是“丧失理智的理性”,[11]128是“无人身的理性”,它“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可以与之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以与之结合的主体”,[11]140即使是社会理性或者人类理性仍然只是少数“社会天才”的“个人理性”,这种“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11]151马克思抛弃了理性人的人性预设,抛弃对人的符号化定义,以现实的个人和人的感性活动作为哲学探究和理论探索,开辟了新的哲学探索范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以“现实的个人”作为理论探索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23他还补充指出:“这里所说的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3]29针对当时唯心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马克思还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30这里,马克思不仅把处于具体社会历史境遇中的人作为理论前提,还把人的感性活动(实际活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把人的感性活动与实践并列起来,既避免了把人的感性活动孤立起来再次抽象化,又赋予人的感性活动的元存在地位。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引入了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生活方式”、“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社会存在”,进而描述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由这种实际生活过程所展现的现实感性世界即日常生活世界。马克思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重新解释了哲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例如意识、实体、空间、时间、存在、真理、自由,等等,赋予它们彻底的社会历史意蕴。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教科书中,实践观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实践也被赋予多方面的含义。但是,从马克思抛弃认识论范式可以看到,不能把实践定义为“人类能动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12]29也不能描述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而应该在微观上看作人的感性活动,在宏观上看作人的感性活动的社会历史展开所构成的社会存在,因此应该把实践观看作马克思基于生存论范式所确立的面向日常生活世界的方法论,即现实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13]基于这种方法论提出的是生存论的和历史性的解释原则。[14]马克思早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中就既批判了研究起源的分析方法,讽刺它“要求船夫不沿着河航行,而沿着河的起源航行”;[15]97也批判了自然状态的虚构,指出这种方法只能制造出“反历史的幻觉、模糊的空想和故意的虚构”。[15]105同样,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既批判了“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指出这样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2]130也批判了国民经济学的自然状态虚构,认为它“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2]90并且从方法论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实践观。随着实践观的展开,马克思的理论探索严格坚持面向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历史的现实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它“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东西”。[3]43他在批判蒲鲁东时更具体阐明了这种方法,他指出:“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是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11]148-149他从理论上阐明了,“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发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3]42-43针对超社会、超历史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3]30-31他相信,“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收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像的主体的想像的活动”,[3]30而且“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3]49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6]315这不仅是恩格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主题、也是对其认识论范式的经典把握,他还清楚认识到,“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开始”[16]334抛弃和瓦解这种哲学探索范式。这样,基于理性至上的“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16]352并且“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16]340在马克思去世四十多年后,海德格尔秉承胡塞尔“面向事情本身”的原则,严格从“此在”(实际生存着的人和人的生存活动)出发探究存在,追问世界的性质。他的基础存在论建构被公认为开辟了哲学探索的生存论转向,国内也相继有学者用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范式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哲学探索范式看,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新”在它跳出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范式,开创了以描述人的感性活动为标志的生存论范式,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回答一切哲学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三、“新唯物主义”“新”在它承担改造世界的使命

哲学,就它是对时代的个性化终极反思和把握而言,仅仅是社会知识精英封闭在象牙塔中的精神创造,它的任务在于“解释世界”。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则不仅要解释世界,还要走出哲学自我封闭的象牙塔,现实地承担起改造世界的使命。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8这是马克思赋予哲学的新功能,也是他哲学探索的实践精神和革命品质的集中体现。其实,马克思从写作博士论文开始就特别关注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并且出现了哲学改造世界的思想萌芽。他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指出:“哲学在决心创造世界后,则把自己的眼睛往后扔……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一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17]136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分析了哲学的体系建构与哲学反对现象世界的精神追求之间的矛盾,“当哲学作为意志反对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整体……哲学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同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及关门主义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由此他提出了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的思想:“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17]258在莱茵报时期,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统治地位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马克思批判地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来摧毁”,[15]460对于哲学理论家来说,“现在的革命则是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15]461需要改变对哲学的定位,需要走出自己封闭的象牙塔,走进其他社会群体中,用哲学武装和改造现实的社会力量,“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15]460哲学作为“思想闪电”一定要“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们园地”。[15]467一句话,“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3]48就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而言,最活跃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力量是无产阶级。对于实现超越政治解放的人类解放,哲学具有使无产阶级从自发走向自为的理论武装作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更具体地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5]467无产阶级及其他社会群体与科学的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现实的社会改造,这就是自觉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作了全新的解释:“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40即自觉进行社会改造,引导社会存在摆脱盲目、自发、无序状态,实现自觉、有序和可持续状态的社会改造运动。这种运动最终要实现“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私有制”,[3]77“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8]926-927这样在这个具有自然必然性的物质生产领域达到自由状态,并由此丰富和拓展作为自由王国的人类精神生产领域和文化生活领域。

马克思哲学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持续进行社会改造的革命精神。[1]可以说,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和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使马克思名列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行列。但是,马克思不是在书斋里进行体系建构的哲学家,而是把他的理论创造积极地运用到实践中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样我们就看到,是马克思哲学持续进行社会改造的革命精神把他与人类历史上其他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区别开来,显示出他独特的哲学地位和哲学魅力。对此,国内学术界有共同的认识,认为“新唯物主义”就“新”在它鲜明的改造世界的实践精神。[19]但是必须看到,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精神是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社会批判为依托的,是它的延伸和发展。

四、结语

围绕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之“新”,国内学术界认识到马克思把探讨的对象转向社会历史领域,他的哲学具有社会改造的革命精神(也有用实践精神表示),但是认识不足之处在于:在本体论方面仍然保留了客观物质世界,在哲学探索范式方面仍然普遍停留于认识论(能动的反映论)。这样,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在本体论方面就仍然是二元世界观,在探索范式方面就仍然是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范式(即使是能动的反映论),从而屏蔽了马克思哲学在这两方面所实现的变革。而在这两方面,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已经“新”到无法用“唯物主义”表示了(当然,有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历史生存论[14]30)。他用“新唯物主义”指称他创立的哲学理论,主要是表示他在唯心主义居于统治地位的具体时代对唯心主义的拒斥,也是由于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现实的哲学词汇可以表示他的“新”哲学。近年来,有学者用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范式解读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认为他也是哲学生存论转向的开启者,但应该看到,马克思的哲学探究在本体论和探索范式方面的生存论转向比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更加彻底,在改造世界方面更是海德格尔无法媲比的。

[1] 邓晓臻.马克思异化劳动学说的本体论建构意义[J].探索,2008,(3).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版,1964.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 林剑.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思维辐射的轴心[J].哲学研究,2008,(6).

[8] 苗启明.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实践人类学哲学[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J].云南社会科学,2008,(2).

[9] 王金福.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新在何处[J].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4,(2).

[10] 刘福森.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总体性质[J].人文杂志,2003,(6).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2]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