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媛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8）

延安时期的民众教育及启示

刘 媛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8）

教育是进步的基石。提高民众文化素养是社会建设基础性工程。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以抗战需要和提高边区人民素质为原则，大力发展边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延安时期；民众教育；启示

1.发展民众教育的社会历史背景

长期以来，陕甘宁边区所辖的区域一直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中。这里的文教事业发展十分缓慢，生活在该区域的普通民众90%以上都是文盲，有些村庄100%的为文盲。正如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政府报告中指出的：“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极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仅两人，再如华池等县两百人中仅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1]由于教育落后，造成封建迷信盛行。“边区人民从旧社会承继过来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其所承继过来的文化遗产，则更为落后……封建文化残余还在多数人民的脑子中存在着。这种情形，与边区今天的政治、经济生活完全不对称，并且对其继续发展给了严重的妨害。”[2]“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3]“当共产党没有带红军来此地建立政府之前，这儿简直可说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漠。”[4]1936年，访问陕甘宁边区的美国记者斯诺认为，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5]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提高边区文化教育水平便成为当务之急。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下，一方面，如何以最大的效能强化各民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激发其民族感情，使男女老少都成为愿意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的坚强战士。另一方面，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迫切需要培养大批素质良好的干部和各类人才输往前线。边区教育与其政治地位不相适应现状，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切感到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使教育担负起历史重任，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的一条坚强有力的战线，使“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伟大的抗战相配合”，必须大力发展边区教育事业。此外，随着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的实行，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在这种情况下，学文化、懂科学，不仅是抗战和巩固建设边区的必要条件，也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身需要。

2.延安时期民众教育的具体内容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最基本的力量是农民群众。可以说，没有广大农民的觉醒和积极参加，就无法取得抗战的胜利。因为广大的劳动群众是物质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也是人民抗日武装的后备力量，其中的青壮年更是配合主力作战和参加游击战争的民兵骨干。所以只有用教育这个手段来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和民族意识，增强抗战的知识技能，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才能夺取胜利。

如前所述，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基础薄弱，文盲的大量存在，对动员广大农民投身抗战和边区建设，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法令，巩固民主政权十分不利。因此边区教育除了要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外，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扫盲”，以使广大群众能够掌握基本的读、写、算技能，提高劳动技术和生产效率，为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贡献力量;此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迷信、愚昧落后思想还严重束缚着边区群众，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这些也需要通过教育增强他们的科学知识，提高群众战时生产和生活能力。基于以上原因，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开始便十分重视民众教育工作，把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的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作为边区民众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抗战教育政策开始实施以后，边区的民众教育作为抗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展开。边区先后建立了农、工、妇、青各抗日救国团体及男女自卫队，并通过这些组织进行“抗战光荣”、“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政治和政策教育。随着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壮大，边区民众教育事业日益发展。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发展国防教育的四条政策，其中，第三条即“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在这一政策指引下，1939年8月5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指出，为了对广大群众经常地有组织地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各县要建立各种社会教育组织。之后，边区民众教育的组织形式日趋完备，有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校、冬学及民众教育馆等。1940年 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中，又特别强调了民众教育的问题，指出，各级党部、政府、部队、学校、民众团体都应负责在其机关附近办理民革室、救亡室、俱乐部一类的组织及民众学校等，吸收机关周围的群众参加。1940年民众教育进一步发展，以冬学为例，1940年共开办965处冬学，21689人参加学习。仅绥德分区便有冬学学员13304名。

整风运动后，边区政府更明确指示民众教育要和各县其它工作紧密配合，如生产运动、防奸自卫、拥军、拥政爱民运动、减租减息等。在这些工作中，有计划地组织社教活动，对群众进行教育。这一时期各地的民众教育工作主要是以政治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到边区经济建设中来，其最大的特点是把生产和学习结合起来，以生产养学习，学习反过来促进生产，真正实现了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当时舆论认为这一教育形式“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辟一条康庄大道”。1943年生产大丰收，百姓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对文化学习的要求日益提高，学习热情也更为高涨。1944年边区召开的文教大会又明确地提出了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方针和“民办公助”的政策与自愿的原则，进一步鼓舞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冬学和民校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读报识字运动的广泛普及和深入开展，民众教育的内容也逐渐由最初的单纯读报识字发展为普及卫生常识、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等，这极大地推进了边区群众生活方式的变革，对于改造广大农民的旧思想旧观念起了重要作用。

3.延安时期民众教育的成功经验

社会教育是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黄正林对此作了研究，认为社会目标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对民众灌输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及中共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其终极目的是要民众对中共政权以及各项政策的最大限度的认可。因此，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中共在根据地进行的一场全面的政治动员，而后者显得更突出、更重要。民众在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中共政权为他们设计的政治行为模式、生产组织模式、社会组织和生活模式等，民众也逐渐脱离了旧权威的势力范围。因此，社会教育提高了民众和中共政权之间的亲和力，使中共逐步实现了对根据地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6]

3.1 组织形式灵活多样。由于民众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广大不脱离生产劳动的群众，因而教育的组织形式与教学时间必须与群众的生产劳动相适应、相协调，这样才能取得好的效果。针对抗战时期的特殊性和边区农村分散的特点，结合各种工作和斗争的需要，照顾边区群众的生产生活习惯，因时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多种形式，真正把教育与群众的生产劳动结合了起来。如利用冬季农闲时间开办冬学、利用早、午、晚、空、雨等间隙组织的识字小组、还有夜校、半日校、数日校、轮学等形式。而根据具体情况，每一组织形式中又有不少方式:如冬学中有一揽子冬学和妇女冬学;识字组有家庭识字组、妇女识字组和放羊娃识字组等。同时，各县、市在人口众多的城市或集镇设立民教馆，又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城市、机关、学校、部队、企业和十户以上的村庄普遍建立了俱乐部。民教馆和俱乐部是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和文化教育三位一体的民众教育结构。此外，还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方式推行民众教育。诸如此类灵活多样的形式，适应了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真正把广大群众组织到民众教育中，使教育易于推行。

3.2 教育内容密切联系实际。民众教育是从边区群众的需要出发，密切联系生产、生活和战争实际，结合形势，服务于抗战和边区建设。其内容一般是以文化教育为主，同时重视政治教育和生产教育。由于受教育对象年龄、文化基础不同，因而在实际教学中必须因材施教，有不同的重点。如文化基础好的着重进行政治教育，基础差的着重学习文化。根据群众的需要，也传授为群众所迫切需要的珠算、应用文或农业、手工业、简单的医药卫生知识等。边区教育厅还根据不同的需要编印了各种教材，各分区还结合本区特点编印课本，教师和群众还根据当时当地需要，共同编写补充教材。这些教材的内容密切联系生产和生活实际，生动具体，在语言上简洁、通俗，很受群众欢迎。例如边区新正县马烂街冬学和延安市旧城冬夜校，根据群众的职业的不同编了补充教材，马烂街冬学是采用新课文的形式，其编法是根据由浅入深，由切身事物到周围有关的事物，力求适合教学进度和学员的接受能力来编写，延安市旧城冬夜校的教材是采用韵文的形式编写，便于学员记诵。群众对这样的课本很欢迎，其效果是既学习了文化，又鼓舞了生产情绪。总之，教学内容和实际密切结合大大提高了群众的学习热情。

3.3 党、政、军共同重视。民众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在文盲较多、财力人力困难的陕甘宁边区，利用各种组织力量开展民众教育是十分必要的。1937年民众教育工作开展后，由教育厅第三科具体领导。为了推动工作进行，边区教育厅在1938年决定每县增设一名社教指导员。1939年又组织社教工作指导团，督导民众教育工作。但这些显然还不够，边区教育厅在1940年社会教育工作的总结中指出：“要想开展社教工作，必须要党政及群众团体密切地配合起来，使用适当力量来领导。”这是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1941年10月，边区教育厅、青救会、妇联会、总工会及保安司令部发出《关于办理冬学的联合指示信》，要求各分区专员、各县县长、三科长、各级青救会、妇联会、工会、各县自卫军大队部的同志，都要把推动冬学工作当作是自己的工作任务之一，看得和其它动员工作一样重要，不要当作捎带的事情。指示信中提出“要把事情做得好，必须识字”的口号，并规定:青救会干部，保证60%入冬学;妇救干部和工会干部保证50%入冬学。干部不仅要带头入冬学，而且还要动员自己的组员读书识字。整风运动后，党、政、军和民众团体都来办教育的特点更加突出。1944年文教大会充分肯定了“民办公助”的政策，说它正确解决了群众运动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是民众教育沿着正确方向大规模向前发展的重要保证。其实施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在民众教育过程中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

[1][2]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陕甘宁边区参政会文献汇辑[M]. 科学出版社，1958.

[3] 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下）[M].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4]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M]. 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5] [美]埃德加 •斯诺. 西行漫记 [M]. 三联书店 ，1979.

[6] 黄正林. 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J]. 中共党史研究，2006，2.

Yan'an period of popular edu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LIU Yuan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rogress. Improving people's cultural literacy is a social construction basic proje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need with to improve the border area people quality take Sino-Japanese War as principles, develops the border area education vigorously, has made the very good progress.

Yan'an period；popular education；enlightenment

C913.4

A

1008-7427（2011）11-0065-02

2011-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