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龄

（广东商学院 外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语用学翻译研究概略

赵庆龄

（广东商学院 外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文章从陈述语用学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入手，首先追溯了语用学翻译研究的起源，并对其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继而探讨了将语用学与翻译研究进行交叉的可能性和可行之路，最后指出了语用学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研究发现，语用学与翻译研究有着广阔的交叉面，按照分相论和综观论的框架构建其学科体系，能够作为其发展的可借鉴之路；研究最后指出：语用学翻译研究未来的发展重心在于理论体系的构建、重大理论的创立、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重心的转移上。

语用学翻译研究；发展历程；发展方向

翻译是一种语际间的交际活动，对于这一活动进行研究的翻译学具有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等主要特征。因此，从多学科和跨文化的角度对翻译学进行研究已成为当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趋向。语用学翻译研究则是被这一发展趋势催生出来的一个关于翻译学研究的新范式。

1. 语用学翻译研究发展历程一览

1.1 语用学翻译研究的由来

最早用语用学来研究翻译的学者有Hatim和Mason以及Gutt。Hatim和Mason[1]在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1990）一书中所提到的中心思想是：语篇作为“一整套相互关联的功能”，是“为了对某一特定环境作出反映，并因此达到一个整体的修辞目的”；而 Gutt[2]在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中明确提出了关联论翻译观，由于这一理论对于翻译交际有着较强的解释力，因此自其提出起至今在国内外翻译界的影响较大。

由 Leo Hickey[3]主编的学术文集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 是语用学翻译研究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该论文集收录了13篇文章，包括有关翻译方法的言语行为和言外功能，合作原则与文学翻译，对相关理论在翻译中的思考，礼貌原则与翻译等多方面的内容。该论文集涉及了语用学基本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问题，是对语用学翻译研究所进行的一个全面概述，对这一领域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2 语用学翻译研究的现状

就国外的语用学翻译研究而言，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奠基之作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的语用学翻译研究。在俄罗斯语言翻译学中，语用问题作为诸多语言学问题之一而被学者们所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他们主要从语义对应的角度来分析语用意义的传达和翻译的语用意义。三位俄罗斯翻译理论家对翻译中的语用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是巴尔胡达罗夫、科米萨罗夫和什维策尔分，他们的研究涵盖了诸如：语用关系、原文发出者交际意图和译文接受者接受能型、语用意义的传达以及翻译语用学的构成和翻译语用学的研究类型等多个议题，他们三人的翻译语用学思想对于语用学翻译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国内的语用学翻译研究思想可以追溯到旅美学者赵元任[4]，他提出语义要根据语境决定，强调功能和语用对等。如今，国内学者或者运用语用学理论结合翻译理论进行研究，或者借助语用学理论对翻译的现象进行解释，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然而，在看到语用学翻译研究所取得进步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将翻译的研究与语用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的语用学翻译研究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无论在理论框架的构建上还是在重大学说的创立上都没有形成气候。

2. 语用学与翻译研究的多元结合

2.1 翻译研究与语用学研究的交叉

翻译研究和语用学研究在研究对象、任务和特点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这两门学科存在着交叉的可能性。首先，从本质上讲，翻译学和语用学都是研究交际活动的学科，如翻译学研究的是译者在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交际和互动，而语用学研究的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交际互动；其次，两者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即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再次，在研究任务上，二者都侧重于研究意义的传递和理解；另外，这两门学科的研究特点更是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二者都注重语境在话语理解中的重要作用、都强调语言理解是一个动态推理过程；最为重要的是，两门学科一致认为，语言理解和表达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过程，不单单需要大量的语言知识，同时需要涉及对认知、心理、文化等诸多方面知识的了解。

2.2 语用学翻译研究分相论和综观论

2.2.1 语用学翻译研究分相论

语用学和翻译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前者在各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都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科学的、微观的分析方法，其实最早用语用研究方法解释翻译研究的先驱们也是从这些微观层面入手的。如上文提到的Gutt，他明确的将语用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关联理论用于解释翻译活动。此后，学者们又将更多的语用学原理运用到了对翻译活动的探讨中，如 Hickey汇编的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所收录的文章就研究了合作原则、言语行为、语用前提、礼貌原则、指示语、模糊限制语等语用学的基本原理对于翻译实践的制约与影响。

目前，从微观层面进行的语用翻译研究，即用语用学基本原理来解释翻译现象的活动正在稳步向前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这项研究。他们除了延续传统即继续探讨关联理论对翻译学的指导意义之外[5]，还将研究扩展到了语用学传统理论的方方面面，如将语用学最传统的基本内容：指示语、前提、会话含意、言语行为、会话结构等运用到翻译研究中，或探讨语用学领域里的基本理论：礼貌原则、语言顺应论甚至模因论对翻译研究的指导作用等。

上述研究都是从语用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入手，属于语用翻译学研究的微观层面，它和英美学派所采取的分相论——将语用学看成是语言学的分相研究这一手法不谋而合，故笔者将这一系列的研究称之为语用学翻译研究的分相论。

2.2.2 语用学翻译研究综观论

除了从微观层面介入外，语用学视角的翻译学研究还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展开。语用学和翻译学两门学科都有着较为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两门学科都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综合进行考察，这就是所谓的语用学翻译研究综观论。

在将综观论[6]这一概念引用到语用翻译研究领域的同时，国内外学者从多层面、多视角对翻译研究进行阐释，从跨学科的视野开创了语用学综观论的翻译研究。这些研究包括：对比语用学翻译研究、词汇语用学翻译研究、语篇语用学翻译研究、认知语用学翻译研究、修辞语用学翻译研究、文学语用学翻译研究、社会语用学翻译研究和跨文化语用学翻译研究。

相比语用学翻译研究分相论，从综观论的角度对翻译进行的语用学研究还没有形成规模。国内外学者们只是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内作了探索性研究，如哈蒂姆和梅森的《语篇与译者》、刘宓庆[7]的《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黄国文，张美芳[8]的《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孙艺风[9]的《视角阐释 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等等。这些研究从整体上而言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但由上分析不难看出，这一角度的研究拥有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这也为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道路。

3. 语用学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

上文论述的分相论和综观论研究思路，不失为语用学翻译研究向前发展的一条可借鉴之路。而如何沿着这条思路将该领域的研究推向更广更深层次的发展，是该领域的广大学者应该担负的重大使命。基于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其自身的特点，笔者认为未来语用学翻译研究应重点解决如下问题：

第一，进一步明确语用学翻译研究的任务及研究范围，构建这一研究的理论体系，力争早日确立语用学翻译研究的的独立学科地位；

第二，语用学翻译研究应继续其跨学科的主线，并进一步拓展思路，对翻译研究进行多角度、多维度的分析；具体而言，从翻译类型而言，语用学翻译研究不仅要涉及笔译还要涉及口译研究；从翻译文体而言，不仅涉及文学特别是小说翻译还要涉及诗歌、新闻文体以及科技文体的翻译；

第三，语用学翻译研究应调整重心，从目前单一、微观地对传统语用学理论对翻译活动的描述性研究转向综合、宏观层次的理论构建和整合上来。对于任何一个学科而言，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作支撑，没有重大的理论做后盾，是很难有长足的进步和飞跃的发展的。

语用学翻译研究虽然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总体而言它还只能算是处于起步阶段。从语用学翻译研究的发展现状来看，客观的讲，它充其量还只能被看作是一个新的学说[10]或新的研究视角。因此，语用学翻译研究无论是在其学科地位的确立、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研究范围的扩展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4. 结束语

作为翻译学研究的一个新范式，语用学翻译研究力图把翻译活动的过程放到语用学研究的范围里进行观照，或者说是以语用学理论为指导来对翻译学进行研究。自从Gutt在九十年代首次提出用关联理论解释翻译活动以来，语用学翻译研究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的历史。

通过以上的探讨，笔者认为语用学与翻译研究有着广阔的交叉面，这预示着由二者结合而产生的翻译研究新视角——语用学翻译研究必将有着宽广的发展前途。在对语用学翻译研究的现状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这一研究可以借鉴语用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即按照分相论和综观论的框架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最后，笔者指出语用学翻译研究未来的发展重心在于理论体系的构建、重大理论的创立、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重心的转移上。

[1] Hatim&Mason.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0.

[2] Gutt,Ernst-Augus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Oxford:Balekwell. 1991.

[3] Leo Hickey.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s[C].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 赵元任. 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J]. 哈佛亚洲研究学刊,1969,29.

[5] 王建国. 关联理论的回顾与展望[J]. 中国翻译,2005,4.

马萧. 翻译过程中的关联缺失与关联重构[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7，2.

[6] Verschueren,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London and NewyYork:Arnold.1999.

[7] 刘宓庆. 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M].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8] 黄国文，张美芳. 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2002，3.

[9] 孙艺风. 视角 阐释 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M].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0] 曾文雄. 语用学翻译研究[M].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Pragmatics-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 A Survey

ZHAO Qing-ling

After presenting a surv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s-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present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combining translation study and pragmatics. It is also pointed out in the final part of the present study that consolidat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broadening the scope as well as shifting the focus of present pragmatics-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the major work to be done for future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pragmatics-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history； future development

H159

A

1008-7427（2011）06-0092-02

2011-03-29

作者系兰州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广东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