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峰

(广东商学院80后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320)

新轴心时代与新轴心世代
——80后世代写作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及文化转型研究刍议

刘俊峰

(广东商学院80后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320)

80后世代处身的文化环境并不是由观念之物组成的抽象世界，而是一个涌动着焦虑和欲望、妥协和抗争的生命世界。作为文化建构的象征，80后的世代书写提供了一个观照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视窗或镜像。80后的世代书写不仅见证了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而且参与和鼎助了这一历史进程，并成为这一进程的有力推动者。

80后世代写作;社会变迁;文化转型

80后文学与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青春文化繁荣、文化媒介的转型和新的审美范式的建构等一系列新的文化现象，探索这些文化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和深刻影响，尤其是在广阔理论视野观照下，以青年群体与青春文化为视域观察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理解与阐释这一世代存在的文化意义与文化功能，无疑是这一课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

我们首先要做的或许是，从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这一宏观视角入手，将80后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放置到其产生的原初的文化语境与历史脉络之中，回到其原初场景，通过这种内在理路的梳理，来重新思考80后文学与文化的许多重要而被长期忽视和遮蔽了的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要从‘历史’高度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学’，并不意味着直接将‘文学史’和‘政治史’、‘社会史’对应起来，甚至线性地强调后者对前者的决定作用。相反，虽然需要在‘终极意义’上将‘文学’放入‘社会历史’语境之中，但‘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却是繁复多样、灵活开放的‘多重决定’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历史不单只在内容层面上进入文学文本，更重要的是它必须转化为文学文本的内在肌理，成为‘形式化’了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学在文本层面上对‘巨大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把握，同样不能是‘反映论’式的，而是想象性地建构新的社会历史图景，把文本外的世界转化为文本内的‘有意味’的‘形式’。因此，‘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辩证法应该统一在‘文本’上，也就是社会历史语境需要以‘文本化’的方式进入‘文学’，同时‘文学’对‘社会历史内容’的呈现，端赖于对新的文本形式的创造。”［1］因此，80后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在方法上应从文学出发，结合、借鉴、吸收现代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思想史等领域的一些新方法、新理论、新成果，突破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理论而脱离孕育文学与文化的特定文化土壤的研究模式，使这一研究视野更为开阔，是80后文学与文化研究得以深化与细致的路径之一。

80后文学与文化的命题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蕴藏的无限可能性。循此我们要问，为什么从这一代人开始，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民族开始有了自己的代际言说，而且以这一代人划界，其他代际因而也有了自己的代际属性与代际命名。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儿子便没有爸爸，没有孙子便没有爷爷，没有弟弟便没有了哥哥，那么，在当下的中国，没有“80后”的命名，便也没有了前此的“70后”，“60后”，“50后”，以及后来的90后、零零后等等，正是因为“80后”的命名，使得此前此后的“代级”有了自己的代际归宿与代际定义。

虽然我们需要承认并指出，这一代人如以往及以后的任何一代一样，每个独立的个体都是不同的，都是无法命名的，但是我们却不应该让这成为对80后这一代际研究课题的障碍。把80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探究这代人理解与把握世界的方式。这样的命名也多少系于一代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某种“共同性”。当80后作为一代人被关注时，实际上是关注的这代人与其他代际之间共同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恰恰构成了这一代人的实质。因而，如果某种文化现象可以被恰当地当做一个时代的文化症候，那么80后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它无疑在多重意义上都可被当做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极具症候意味的文化网结点。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不能不说，“80后”这个概念也被过度消费了。那么，在笔者看来，这个以代际命名的概念，首先不是一个标签，而是一个文化症候。每代人都不能被“标签化”，但却可以被置于“世代”的视野里去观察。每个世代都会觉得自己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一代，那么为什么会以80后这一世代开始命名?在我看来，“这种命名，不是彰显一种‘年龄主义’，而是由世代区隔昭示的一种文化品格”［2］。

二

“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总是属于自己的时代。” ［奥古斯特· 孔德 (Auguste Comte)］你来到这个世界走一遭，没被安排在其他时空，就正好是这个时代，世代书写者无可逃避，必须回应时代给出的考卷。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生活在1980年代之后的中国人都很幸运:东方这个古老的民族由20世纪80年代进入到90年代一直迄今，发生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大转折。变化之巨，只能用那句耳熟能详的话来形容——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那么，接下来的核心问题就成为:在当代中国，为什么80后会成为代际命名的开始?为什么这一世代在当代中国变得如此重要?简单地回答是，当代中国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始于1980年代。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又一个“新轴心时代”。这一时代诞生并成长的“80后”，成为当代中国这个“新轴心时代”的“新轴心世代”。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怎样的范畴里认定与使用“轴心时代”这一概念?

“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亚斯贝尔斯提出的，他认为在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上，公元前6、7世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这一时期世界上的各大文明都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思想家，如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这一时期产生的思想，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所以称之为“轴心时代”。另外，西方学者认为“文艺复兴”是西方文明的第二个“轴心时代”。这是“轴心时代”这个概念的一个基本内涵，而轴心时代的另外一个重要内涵则如亚斯贝尔斯所说的“到那时为止被无意识地接受的观念、习惯与环境，都受到审查、质疑与清理”。

因此，本文既是在一个古老文明当代“复兴”的语境里使用这个概念，更是在“到那时为止被无意识地接受的观念、习惯与环境，都受到审查、质疑与清理”这一范畴里重新定义这个时代。

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方便起见，因为采纳一个分析家的解释要比从杂乱的“直接”描述性材料中开始分析更容易些。而且是因为如果分析的目的是为了了解80后的文化性格与文化环境的关系，那么，把文化环境作为分析80后文化性格的背景知识时，从文化上可能更容易感受它们。这种研究可以将研究者们从描绘研究对象的难题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人们能够研究文化事象是如何汇集在核心问题周围的。直面80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而不是使这种复杂性消失在标签化的描述中。从80后世代书写探究其文化品格，进一步从世代面相上探究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的转型，应当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取向。从这种意义上说，80后这一世代概念，不能仅仅当做描述用语，而应该成为分析的概念。现有的描述性成果固然提供了一种贴近对象过程的现象描绘，而后来的研究者如欲从文学书写出发进一步从世代角度探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与文化转型，则必须在理论分析上再加以提升精进。这或许是“新轴心时代”里的“新轴心世代”这一理论命题之于80后的意义。

如果说，1980年代中国进入历史的轴心时代，那么诞生与成长于这个时代的80后，便成为这个不断成长时代里的正在成长中的生命。他们属于青春的中国，属于成长的力量。或者说，他们的青春恰恰与一个古老民族的走向复兴的历史际遇重合了，是一个大的时代托举出一个世代。那些经历青春的觉醒、迷惘转化，具有鲜明的世代认同，在青春书写中定位自我、世代与社会的逐渐成熟的知识青年所构成的80后世代，就其在当代中国的当下与未来的社会与文化上的重要性来说，我们可称之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途中的“新轴心世代”。正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中，80后世代反思自我的处境与角色，对这种世代差异倍加敏感。这一代人因而有着鲜明的集体记忆建构与世代意识。他们的世代认同镶嵌于青春的书写，依附于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而展开。他们在青春叙事中自我定位、寻求存在的意义与美学救赎，这代人的文学书写与文化实践，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重要承载者。

由此不难看出，80后世代，是个体生命阶段、社会变迁文化转型与全球化进程辐辏际遇的结果。被当代中国文化所形塑的世代认同，成为这代人行动的重要动力，既是特定社会变迁的产物，也是激发进一步社会变迁的动力。80后的文化再现与知识建构活动，涉及集体记忆与集体认同、青春书写与文化语境的关系。80后的集体记忆是一种集体经验被“结构化”或“模式化”的青春写作。集体记忆并非这一代人现实生活实践与实际经验的简单呈现，不是许多个体对现实零散记忆的总和，而是80后文学的写作者们在公共领域里借着修辞论述，将这些生活(心灵)经验与零散记忆与其他引发不满与关注的社会文化议题结合起来所表征化的青春书写。它传达出一代人的成长焦虑生存焦虑与文化焦虑，并最终成为这个时代社会变迁与文化焦虑的症候性文本。80后的集体记忆与这个时代的文化焦虑互相建构，而成为一体的两面。从世代出发，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呈现世代与时代、解构与结构、自我与时代的密切关联。因而，从“新轴心时代”里的“新轴心世代”出发，这个意义上的80后世代研究，便必然地构成了对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观念基础、文化背景之理解，乃至对其总体的政治格局、社会变迁、经济趋势、文化转型、教育体制等等之理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节点。

三

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最具个性风采的一个世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思想光谱最斑驳陆离的一个世代。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世代的个体的“我”的分裂与矛盾来得像这一代人这样激烈。时代的矛盾困境似乎更多地纠结在这一世代身上。就如一位杰出的小说家所说，“历史的加速前进深深改变了个体的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个体的存在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进行，如今却要横跨两个时期，有时还更多。尽管过去历史前进的速度远远慢过人的生命，但如今历史前进的速度却快得多，历史奔跑，逃离人类，导致生命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四分五裂”。(米兰·昆德拉《加速前进历史里的爱情》)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经历了50年代的革命传统价值观、60年代的“文革”阶级斗争价值观、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价值观、90年代的跨国公司价值观，及2000年后的互联网和娱乐化价值观几个断代，这些价值基因都在这一世代的思想光谱里留下斑驳的光影，他们出生于西方思潮大量涌入的20世纪80年代，成长于消费主义兴盛的90年代，得意于自由精神泛滥的互联网时代。与前辈世代不同的是，他们的成长过程里，像是取消了线性的时间之箭，转向多层历史交叠的圆形时间，从这一世代开始，人常常要处于两个，甚至是更多的历史时区，个人独特的经验不免断裂、毁坏，折冲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两难与可能性之间。

应该说，80后的命名与言说，与媒体有着分不开的关系，而媒体似乎对80后怀有极大的兴趣，在媒体大量的“表述宣传”中，似乎真实地描述了大多数可观察的表层现象，这是媒体眼里这代人的肖像:没有哪个世代像80后这样给出两个分裂而矛盾的形象:一方面，他们是中国移动制造的一代，“我的地盘我作主”;是超女一代，想X就X;他们是耐克JUST DO IT一代，是不提民主自由只知及时行乐的我世代。另一方面，他们是中国走向世界最有竞争力的一代，在扁平世界舞台上是竞争压力最大的一代;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民族主义情怀又是最全面履行普世规则、认同全球价值观的一代。

在新轴心时代的语境里谈论新轴心世代的写作谱系，最容易让我们想到的是韩寒的《一座城池》，它“显然是当今社会的寓言，这个城池就是围困着‘我’看似规范严整实际充满阴暗的社会”。在这篇小说里，“韩寒抓住中国当下社会中比较普遍的现象加以提炼，揭示出当代生活的虚假性”。春树的《北京娃娃》 “非常细致地展现了‘80后’新人类独特的成长经历，尤其是揭示了这代人在个人情感和社会期望之间的深刻冲突，展示了个人的心理与家庭伦理之间的复杂矛盾”。［3］李傻傻的书写则呈现了当代中国转型过程里“乡村与都市的双重梦魇”。“在李傻傻笔下，传统的乡村主题和都市主题就这样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对乡村文明‘冤家式的’爱恨交加的情感，挥之不去的潜意识记忆;对都市文明执着的向往，以及承受失败体验的现代素质和勇气”。［4］……在当代中国巨大的社会转变迁与文化转型中，“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语)。“信不足焉，又不信焉”，网络流行的那个段子，颇能反应出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看了《色戒》觉得女人不可靠，看了《投名状》觉得兄弟不可靠，看了《集结号》觉得组织也不可靠……”从这一世代的中国人开始发现，面对世界，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确定性。宇宙基础的危机、社会基础的危机和认识基础的危机联合在一起，形成同一个危机复合体。80后的世代书写呈现出的文化品格具有深刻的二重性:他们有如此多的清醒、敏锐、发现、发明、验证，但经常是在同一人的思想中又有如此多的谬误、盲目、幻觉、谵妄。人的精神的自我追求与社会组织的控制，这两种过程正在从相同的源泉出发向前挺进，并互相争斗。新的极权对个体的无法抵御的统治与个体解放的要求的紧张与博弈一直在这一世代进行着。时代巨大激流的漩涡冲击着这一代华夏子孙，仿佛时而把他们推向分解和离散，时而又把他们引向复杂与斑驳。我的方向在哪里?我是否能把自己的青春游荡变为生命旅程?我无法排除对自己的现实的不确定感和对一切未来命运的不确定感。我只能打赌，并承担自己的赌注。这个赌注就是，精神、人类、社会、历史相应地具有发挥自己的复杂潜力的可能性。这个时代正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各种文化印记和规范化正在不断地解体和重建。各种文化试图相互齿合，但同时又像一个打散的拼版画一样分裂成千万个碎片。自我经常看不见自己。这个时代的巨大的精神疑难还在于，合适的提问在哪里?恰当性在哪里?在这种复杂性中，复杂性究竟是什么?“或许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休谟那里，像他那样去要求一个怀疑主义者的特权。但这种怀疑的态度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好的怀疑主义’的开端。它会促使我们以一种积极地态度去重新把握那些最原初的世界经验、重新品味那些最根本的生活感受。图根特哈特便说，‘以往的大多数时代都曾相信知道，什么是善，而在这些时代中产生的各个哲学体系则恰恰可以说，什么是真正的善的生活的观念，黑格尔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已经失去了这种可靠性。但这种损失也可以是一种赢得。正因为不再相信拥有真理，我们便可以重新体会苏格拉底的经验:正是在不知的知中，对善的展望才被给予我们，而且在这种被回掷到我们自身的状态中，我们才学会珍视，我们可以去探问真正的善’。”［5］这意味着从这个时代这个世代开始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将要重建自己的新文明，这个文化的转型无疑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它需要从这个世代开始，却非这个世代能够完成。

总之，80后世代文化品格带着各种复杂性(互补、对立、矛盾)，正体现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全部复杂性。因此，对80后文化的理解/阐明可以照亮当代中国文化。正是在这一世代身上，“到那时为止被无意识地接受的观念、习惯与环境，都受到审查、质疑与清理”，所有这些，都凿痕累累地割穿过这一世代的作品，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岩层巨变的化石见证。这时，我们便可以允许自己朝着复杂性的难结方向溯源而上，复杂性的难结不仅表现为80后与当代中国所有文化问题都难解难分地连在一起，而且把80后文化与时代、社会、历史问题也难解难分地连在一起，而凡诸这些复杂纠结的文化语境正是这一世代生长的“灵魂气候”。桑塔耶纳 (George Santayana)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住在伦敦，后来写了一册《英伦独语》，据他说:决定英国人性格的，乃是他内在的氛围、他灵魂的气候，亦即植根于灵魂深处已经定型的性格倾向，它赋予他生活的方向感。这种内在氛围，倘若非要具体用语言说出来，可能只会像政治口号般，是几句简短的语句或过于简化的理论。因为单纯的语言无法表达这种内在氛围，它的思想层次远比任何语言或想法都要深邃，它是无言的本能和静默的坚持。以之来描述80后的文化品格，恐怕恰好适用。这种灵魂的气候，在抽象的话语系统里，可以落实为一种观念的现实。而80后世代处身的文化环境并不是由观念之物组成的抽象世界，而是一个涌动着焦虑和欲望、妥协和抗争的生命世界。而这一世代的文学书写与文化实践则无不呈示了这个迤逦的世界。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文·瓦戈说过:“第二个千年伊始，变迁依然到处发生、无所不在，而且不时让人陷于不安与困惑之中。社会各界人士对它或是谈论，或是冀求，或是反对，或是害怕，有时他们甚至试图赋予它某种意义。”［6］作为文化建构的象征，我以为80后的世代书写提供了一个观照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视窗或镜像。从某种意义上说，80后的世代书写不仅见证了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而且参与和鼎助了这一历史进程，并成为这一进程的有力推动者。元人高则诚在《琵琶记》里说道:“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事，纵好也徒然。”中国向有“兴观群怨”的诗学传统，80后文学与文化正是新轴心时代里新轴心世代的“兴观群怨”之文化大观，反过来，经由80后文学与文化“观”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以虚击实，将为当代中国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拓展一个丰饶的思想空间。

［1］罗岗.“读什么”与“怎么读”——试论“重返80年代”与“中国当代文学”［J］.文艺争鸣，2009，(8).

［2］刘俊峰.自我的发现与建构——试论“80后”世代写作的文化意义［J］. 文艺争鸣，2010，(12).

［3］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思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张柠.乡村与都市的双重梦魇——谈李傻傻的创作［J］. 南方文坛，2007，(4).

［5］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6］［美］史蒂文· 瓦戈.社会变迁［M］.王小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I207

A

2095－0292(2011)02－0108－05

2011－01－20

刘俊峰，广东商学院80后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薄 刚］